丨黄惟群
我们一些作家，尤其重要作家，久来似就做着两个努力：一是努力使自己像这大家那大家；一是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展现大历史、大文化、大政治、大民族的大作品。
这样步调一致的方向性努力，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造成怎样的后果？
文学作品是极其讲究个性的。作家与作家彼此的兴趣不同、关注点不同、兴奋点不同、产生创作冲动的对象也不同。舍弃不同，努力向任何他人靠拢的必然后果，就是自我个性的消失，以及自我天分的浪费。即便这样的靠拢，能在他人处找到一点二点的相同，也只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像他像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自己。真正做到充分表现了自己，你就成功了，至于他人，任何人，有名无名，都有值得你学习，可被你用来健全自己的优点，至于能不能学来，并且用以健全自己，全在于你的本事。
众多文坛的号召提倡中，对中国文学的创作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对表现大历史、大文化、大政治、大民族、大时代的大作品的大呼吁。“大”，几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永恒的等待、永恒的心病，成了大多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仰望。
不妨扫视一下，这口号喊了这么多年，有几个作家写出了大作品？一万作家中，能写出大作品的几率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甚至零点一。我们并不否认大历史、大政治、大社会类等所谓大作品的存在，但那样的作品大多产生在文化归类还不明确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一切文化人的思考都可纳入小说，且小说也以如此表现自己的丰厚、宏大为骄傲；现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再以《九三年》、《战争与和平》的形式写小说，恐怕已不可能再被广泛接受。还有一点更重要：伟大小说的“大”并不仅存在于形式内容的“大”，当代文学开始意识到，人与世界、生活的联系极其个体化；通过个体与世界和生活的链接最直接、最贴肉，最具说服、感染力，最具永恒的文学性。比如《情人》，完全没有大场面，没有刻意的历史叙说，写的只是一段恋情，一个家庭中的几个人，可说写得零零碎碎，但是，这书广受喜欢，尤其是文学中人，就因作者的文字和叙说魅力，老辣、立体、铅一样沉、刀刻般深，不加雕凿、不动声色，高度理性，又高度感性，不避不闪，透出骨子里的厚实与深邃----这是文学本身的魅力，而恰恰，因为真实准确，我们从中感到了那个社会的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文坛的所谓“宏大叙事”显示了居高临下的雄性统治风采。不知生活中多少人真具宏大胸怀与视眼，不知多少人是因为“宏大”而写作的。感觉中，“宏大叙述”，就像一个注射了大量雄性激素的太监叫喊，响亮尖利，却掩盖不住骨子里的底气缺乏。“宏大”不是叫出来的，而是心里生来的。胸中没“宏大”的往往越喜欢叫囔宏大。“宏大叙事”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吗？对不起，“宏大叙事”在文学中，仅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视线、一种内容的关注，与作品本身的优劣完全无关。文学叙事可以很大，可以很不大。宏大的小说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差，不宏大的小说可以很差也可以很好。这些年，我们看到太多企图摆出“宏大”姿态的分文不值的小说，看到太多格外出色却完全不“宏大”的小说。文学作品，好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写得好”。
曾有位作家，写了篇小说，就该小说的文学性、表现技术、包括整体及局部的认识，都差得一塌糊涂，但他竟然强调，他写了大主题，很自豪，并因此认为自己写了好作品。也是一种走火入魔。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立意高度宏大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太多时间。这样的追逐导致的重大危害是，一些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因此养成一个习惯，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意义”、“高度”、宏大出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出发，削足适履，量身定做，为自己的作品打造人、打造人的生活。毫无疑问，过于理性缺乏感性缺乏真情实意写出的作品，打造出的人和人的生活，一定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成分，一定不同程度脱离生活，使读者不能走近，不被吸引、不被打动，而我们的评论界，忘记了该有的批评角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用等于、大于作家的百倍努力，端着放大镜，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寻找哲学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等等所有称得上“崇高”、“伟大”的意义，只要半点相似，半点蛛丝马迹的挂钩可能，立刻将之提取，然后，用文学最痛恨的没有一点文采的语言，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往大处高处使劲地拼命地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大家目瞪口呆，说得包括作家们也不得不仰起头。于是，一个非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文学创作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文章由学，能在天资”，谁也超越不了自己。一个人到底能走多远，全在于自己。作家的创作，能在自我天分的最高点上进行，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只有这样，中国作家、中国文坛才能拥有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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