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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1955年，一列前往武汉的列车缓缓行驶，一位开国中将，林维先，充满激动坐在车厢里。他的脑海中充斥着革命初期的画面，那时他还只是一名通信员。回想起当年，他在鄂东北特务营执行警戒任务时，遭遇了一次敌人的偷袭。在突围的过程中，他被子弹击中，瞬间陷入了昏迷。
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同志们无法携带他转移，所以他就躺在血泊之中，周围都是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友。敌人在战斗结束后立即撤退，而林维先则幸运地躲过了进一步的袭击。但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救治，他很可能因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而丧命。
幸运的是，教导员在战斗结束几小时后带着人回到了战场。他们将战友的遗体妥善处理，准备下葬。最初，林维先因为呼吸微弱，也被放在了死者堆里。
然而，教导员并没有放弃希望。他说：“这个孩子才刚参加革命几个月，而且机智聪慧，怎么可能就这样离世呢？”说完，他将林维先从堆里翻了出来，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口，竟然真的听到了心跳声。教导员急忙将自己的衣服披在林维先身上，然后带着他离开了战场，这才最终挽救了林维先的生命。
林维先在随后受到了教导员的多次关照，但战争年代职务常常调动，因此在1955年之前，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老领导的消息了。然而，就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他听说教导员已经被派往武汉任职，于是急忙搭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
在一间平房内，林维先见到了他的老首长。当他看到教导员的军装上的大校肩章时，不禁泪如雨下，他激动地说道：“老首长，您怎么已经升为大校了？从资历和贡献来看，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这位教导员的名字是罗厚福。他拥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荣誉：五次留守，使大别山地区的红旗坚不倒；在1955年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成为大校中唯一的获得者。但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他如此杰出，为什么却一直只是大校呢？
回到1932年的故事，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留下的部队生存环境愈发恶劣。在一次会议上，中共黄安县委的干部们正商讨对策。然而，叛徒的突袭让一切都陷入混乱。枪声响起，我方的人员只能选择突围。在这场战斗中，有70多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只有罗厚福和少数几人成功突围，抵达黄麻交界处。
罗厚福不懈地寻找支援，但情况变得更加艰难。在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他回到黄安，这是他第一次留守。他以原黄安赤卫队的成员为核心，重新组建了鄂东道委挺进军，一年后的春天，队伍扩大到了近两百人，并于六月与红25军成功汇合在七里坪。
然而，红25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从1933年秋季开始，国军多次派遣重兵进攻鄂豫皖苏区。在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后，我方的根据地被分割成了鄂东北和皖西两个小游击区，红25军的人数也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不得不再次撤退。
在红25军出发前，郑位三找到罗厚福，说：“黄麻附近是我们的革命老区，我们不能丧失那里的种子。我会派遣20名精干战士支援你，一切都靠你了。”这是罗厚福第二次留守，而这一次，他身边的人数比第一次还少。
罗厚福带着这几十人潜入老
君山，他们依托险要的地形与敌人周旋。国民党的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调集了一支旅，加上几个县的民团和反动武装，将老君山团团包围，三里一碉，五里一堡，企图困住罗厚福等人。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一直无法找到罗厚福的踪迹，多次组织搜山也毫无所获。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加上没有取得进展的进攻，底下的士兵们开始动摇，思考着是否退却。
1935年3月，刘镇华认为在大山里耗费兵力和财力不划算，于是解除了围困。罗厚福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不久后，红军的张才千江南纵队前来与罗厚福汇合，共同北上豫皖苏区。
然而，局势并未好转。国民党的桂系注意到了大别山，派遣廖磊等人前来扩大势力，给我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此外，随着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内陆，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军队沿着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地区溃败，导致散兵游勇四处肆虐。
罗厚福看到了机会，开始联络许多渴望抗日的义士和早前失散的红军战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一消息令新四军军部非常高兴，于是给予他们抗日游击第六大队的编制。接下来，罗厚福领导下的游击队采取了一种大胆而直接的策略——奇袭伪军的军部。
1939年5月底的一个凌晨，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联合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发动了一次“掏心战术”的袭击。伪军本来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之辈，再加上突袭，很快他们四散逃离。伪军的一名旅长和团长以下的官兵300余人被俘虏，而军长李汉鹏只得独自逃到河口。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罗厚福卓越的军事才能。
随后的几年里，罗厚福担任了多个职务，包括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14旅旅长等。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了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一旅旅长罗厚福，参与了艰难的中原突围。当时，罗厚福率领独立一旅冲破敌人防线，渡过襄河，顺利抵达鄂西北，准备挥军入川，开辟川鄂根据地。然而，中原局突然下令，要求他率部返回接应正在突围的左路纵队，并划归该纵队指挥。
尽管冒着重重危险，罗厚福毫不犹豫地折返，与王树声的部队会合，一同组建了鄂西北军区，王树声担任司令员，罗厚福则担任副司令员。然而，鄂西北军区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虽然发展出了五个军分区，但到了1947年2月，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王树声下令各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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