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又要高考,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我。 这是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它是我离高考这个时点最近的一张照片。好几位中学女同学说,她们记得的就是这样一张脸,乖得让人心痛。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是个木匠。十岁那年,我打造了一个给牛装草料的木笼子,喜欢那把木料变成家具的过程。 高考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那时根本不知道人生中有需要特别着力的时点,没有主动跳过龙门,我最多是被水流稀里糊涂推上了龙门。 我本可以在离家300米处从小学读到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阻止了这一奇迹的发生。 老林冲村原有一座祠堂小学,我就在那里发蒙。后来学校换成了两排土砖瓦屋,在瓦屋里相继开设了初中和高中。70年代,老林冲作为县教育局的点,仿效井冈山劳动大学筹办大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完小学教初中,教完初中教高中,差点教到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在老林冲读中学。那时的学生除了不读书啥都干,挖茶山,盖楼房,挑湖泥。杜光炳老师还叫我们背了几十首汤头歌诀,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两句:“辛温解表有细辛,大黄芒硝二花藤”。村里挖药的老师傅徐光珍还领着我们到对河黑岩上挖药,那次挖药让我记住了娇嫩无比的半夏。不久后,徐师傅挖药时摔死在庐山的悬崖上。 突然,年轻人躁动起来,说是可以参加高考了。老三届都参加了,没有一人录取,第二年,第三年,还是没有人录取,这是后话。恢复高考揭示了吃商品粮的一种全新路径,学农学工停了,真的要读书了,大家很不习惯,有些同学就乘势辍学。 1978年,我考取了杨柳高中,高一在理科尖子班。 听说同学都是各村的尖子,有的还来自“先锋寨大学”,心中畏惧。第一次作文后,班主任通知我去见校长。校长让看他用毛笔写在我作文本上的批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作文有生活气息,写得好。那篇作文题目叫《给母校老师一封信》。 这次称赞是及时雨,我增加了自信,成绩扶摇直上,期末还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奖品是十个作业本。上台领奖时,脚上靸着的半截破鞋头掉到了台下,一百多位同学笑声震破屋瓦。 高二时改读文科,班主任就是在老林冲教过我的杜光炳老师。杜老师自己正参加华中师范大学本科自学考试,比我们的高考压力还大。他住在我们宿舍隔壁,每天晚上我们这边像归林的麻雀吵得土砖上掉墙皮,他就过来骂上几声,等这边安静了,他回宿舍看自己的复习资料。第二天,天刚亮,杜老师又红着眼珠喊我们起床。 1980年高考全国平均录取比率是8%,湖北分数线名列全国前列,我们又是山区非重点中学,这个比率只能更低,考不取大学根本不丢人。多数同学找不到要高考的感觉,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几里外的一个大队部去看电影《天仙配》,回来时发现班主任把宿舍门锁了。只有几个留级的同学点灯熬油,其中最勤奋的一位同学已经连考三次,每天晚上都在一个拳头大的油灯下熬到半夜。 两年高中生活,我更记得住的都不是读书的事。尤其忘不掉的是那无底洞的饿。半夜回家拿柴米,家里也没有,冬天只好带一兜子熟地瓜,用热米汤泡着吃。有时天暖和,地瓜长了毛,跟耗子差不多。没有菜,几个同学在教室附近空地上种了一些莴笋,每天到地里撒尿,希望它快长。后来挖个土灶,用铝盆吵菜叶吃,没油没盐,还是香极了。 考生太多,那年湖北在5月份进行了一次预考,刷下去近一半考生。 预考之后学校几棵梨树上的梨子长得比大拇指还大,馋得我们眼睛冒绿火。一天半夜,我盒刘曙等几个同学把一树梨子摘了个精光,一人分了几个,还踩断了一根粗壮的树枝。校长就住在梨子树下的宿舍里,他把那梨子当宝贝,追查了好几天。杜光炳老师一口咬定说,看到附近放牛伢偷梨子。杜老师不仅跟我们同时参加高考,还掩护了我们偷梨子。 家穷没有被子,蹭同学的被子,一条被子盖两个被狗还好动的年轻人,我经常整个身子在被子外面。预考后,我病了,发烧,头痛,不想吃饭,没钱看病,本想熬几天会好起来,没想到越来越重。 高考考场在二十多里路外的雷店高中,三哥四哥轮流背我,把我背到雷店。高考时昏昏沉沉,有两门课程没有按时进考场,历史课迟到十几分钟,迟到三十分钟不让进考场,好险。 考试完了,软绵绵的我坐学校拖拉机回到杨柳。老师们估计我这个尖子生折了,很惋惜。我没想过考不取会怎样,不会有钱复读了,恐怕只好回家修地球。 看分数的日子到了,我渡过土门河去学校,正好山洪暴发,在水里悬浮着飘出去一百多米才爬上岸。 还好,考了385分,重点大学录取线是357分。外语满分30分,我得了7分,历史才63分,我最好的天分是记忆力,最靠记忆的历史考这么点分,可能跟害病有关系,其他几门都是80来分。 这分数能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呢?老师们也不知道,来了张《湖北日报》,上面登有大学招生目录。重点大学一栏,兰州大学名列第一,第一志愿就报了兰大。后来才知道,那目录按笔画排列,“兰”字笔画少,“名列教坊第一部”。 7月的一天,拜访几个外村的高中同学晚上回家,父亲交给我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是我们村第一份这样的通知书,早被人拆开了看了个稀烂,录取的就是兰大。 家里人立即着急路费。父亲跑到大队借了70元,大家觉得这肯定不够。父亲又想起了县里一位副县长李文衢,说那是解放前的革命战友,从来没找过,现在该找了。父亲跑一趟的结果,是拿回了30元困难补助。 我只有几件破烂不堪的裤褂,衣服是当务之急。母亲到村里供销社扯了两丈类似府绸的薄洋布,请来一个学裁缝的堂嫂做了两身衣服。衣服穿上,宽袍大袖,微风一起,空空荡荡,轻若无物。 没坐过汽车火车,我担心会晕。当过兵的堂兄说,车咕噜动,车里却不动,我转忧为喜。 8月底,仗着这一百元的底气,我和一根扁担、一只松木箱子、一床棉被到了北方。——毕业几年后母亲还不断问我要那扁担,这是后话。 车过陇西,见车外秋雨中,有人反穿羊皮袄放羊。后悔报考兰大,冬天还不得冻死? 入学时,洗过一水的裤褂,变形得像被人扔掉的布袋,裤管的长度退守到了膝盖之下五寸的地方。秋风一吹,薄薄的裤管顺腿而上,越过晒黑的小腿和膝盖,直抵依然白嫩的大腿,我只好一次一次放下扁担,对付那死缠乱打的裤管。 进校后第一件事是买棉裤。有五块钱一件的减价货,买回来一试,裤腰齐胸。没买过衣服,不知道衣服有号码,那件棉裤适合能装下一个一米九的大个。很沮丧,只好把它留作冬天压被脚。 我就在对北方冬天无尽的恐惧中,开始了大学生活。 37年前的那次高考,彻底让我进入了人生的另一条轨道,但我当时对此浑然不觉,像一只飘在水面的树叶,跟着水流就走出了深山。
作者:杜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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