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泛舟】 浅谈魏晋南北朝传统史学发展中的冲突

中国传统史学自“殷鉴”中无不体现着理性以及对前朝的思考和对本朝守业的借鉴，司马迁秉笔直书史实，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求真理念贯穿其中，中国传统史学两大特点求真与致用已然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每个政权都注重修史，不仅仅是前朝史，亦重视修本朝史，三国时魏国设立了最早的专职史官，并且组织纂修纪传体的魏史，吴国也设立专职史官，下令编修《吴书》到南朝本朝史与非本朝史修纂分途，北朝起居注与本朝史撰著分途，无一不体现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记实，如实记载历史事实，表现出求真的历史价值观，但是统治者需要追求政治利益，好的事实好的政策如实记载符合其政治利益，但是不好的事实如实记载会触动其利益，违背其达到君民一心，使民心与政权一致，民众意志与政权一致的目的，这样会促使统治者做出毁史书，杀史官等意欲使史学达到为其统治服务，与政治利益相符的目的，这就表现出史学价值观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撰史求真性与史学社会功用性之间的矛盾。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求真原则与统治者利益的冲突在三国时就已开始浮出水面。三国中吴国最后一任皇帝孙皓在位时，韦昭任左国史，负责编写《吴书》，甚具史才，多次据实坦言违背孙皓意愿，其后孙皓想在史书在为未当过皇帝的父亲孙和立帝纪，韦昭拒绝，孙皓随即将韦昭下狱，右国史华覆上疏解救不得，韦昭不久后被处死。韦昭在史学理念上毫无迂回躲避，直面史实，如实直书，恰又遇上暴虐君主，与其意旨不合，终成惨祸，但也体现了史学求实理念与统治者意旨相冲突，这是汉族政权中史学记实与统治者利益冲突的典型，在其后的两晋和南朝时期也是冲突不断，但汉族政权内普遍冲突较轻。

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则这种矛盾较重，而处理方式多以统治者的粗鲁行为较多。少数民族政权多靠武力建立，统治者的暴力倾向较为浓重，特别是在政权建立早期，民心不稳，且以往本政权的史学为空白，史学的建设发展矛盾较多，处理方式也以粗暴手段为主。在匈奴刘聪建立的汉政权时，领左国史公师彧纂修国史，此书“甚得良史之体”，但刘聪却视为“讪谤先帝”，怒而诛之，统治者既然诛杀纂史者，其史书必定记载着一些统治者所忌讳的见不得人的事，纂史者秉笔直书、求真记史本无错，但却触动统治者的利益，史学价值与政权利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衍生出纂史者被诛杀的血案。后赵创建者石勒热衷于记史，其逝世后石虎夺位，竟然销毁记载石勒时期的史书，欲使石勒的功业不能传于后世，从侧面表现了短见的强权势力对传统史学价值观的排斥，虽无血案产生，但是石虎其销毁传世史书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会比杀害史官更大，会助长历史虚无主义。

就连在发展的比较好，汉化程度较高的氐族前秦政权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苻坚好读诗书，向慕中原文化，设史官载起居注，其中记载了一件关于苻坚母亲较为忌讳的事，苻坚看过起居注后惭怒，焚其书。尽管苻坚接受汉族文化较深，但对于触及其忌讳之事的史书不是下令予以修改，而是像早期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一样，与华夏传统史学价值观发生冲突时采取粗鲁的手段，直接对传统史学进行侵害。面对苻坚对待传统史学的粗鲁手段，纂史者并未屈服，在苻坚焚史后又有多名纂史者前仆后继，终将前秦之史包括苻坚最忌讳的史事流传下来，这类事例，会使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以强力扑灭记实的史书记载是难以做到的，通过史学价值观的磨合而走向融合才是最有利的结果。后来北魏孝文帝在处理这一冲突上就比较好，虽然北魏前期也存在着史学观念与政治利益的激烈冲突，有统治者采取简单的烧书方式，造成惨烈的史狱，且废止修史取消史官，但是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逐步接受内陆传统史学价值观，孝文帝推动官方史学迅速发展，设起居注官，改回纪传体继修国史，虽有周折起伏，但成效很大，这一时期冲突缓和，且传统史学价值与政治利益磨合，趋于融合，走向一致，求真史书的致用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纂史者在处理求真记实与统治者利益的冲突上，陈寿是做的比较好的，陈寿于西晋时期撰写《三国志》，编纂设计颇费心机。《三国志》因其在西晋时编纂，西晋由曹魏禅让而来，故以曹魏为正统而为其君主立纪，而不是以独居一隅的刘氏的汉为正统，是与西晋政权的历史观念保持一致，这是《三国志》最大的特点。但是，三国时期毕竟为割据时期，陈寿著书时又将之分为三国，独立地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以显示蜀汉、吴国的独立地位，从形式上做出一些补救，因其以曹魏为正统，故西晋统治者对于《三国志》比较满意，在求真记史与政治利益上基本没有冲突，也不会发生惨案。但是《三国志》对汉政权不敢如实地称之为“汉”，却冠之以“蜀”，以地域称之，这是极大的曲笔行为，全书立意从简记述，有争议的史料、人物和事件多以省略不载，后世有人批评其曲笔阿世。但是，撰史求真记实与政治利益毕竟是矛盾，存在着冲突的，如何取舍，求真与回避政治忌讳，史书繁简须得找到一平衡点，使得双方比例合理相对平衡，既能记实流传于世，又能最大程度符合政治利益，避免惨案，这一对立统一的平衡点还须纂史者自己来好好把握。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史学的求真记史的理念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要求的经世致用存在着极大的冲突，这一冲突从三国时开始存在，在两晋及南朝的汉族政权中因为文化认同度较高，冲突对比于少数民族政权较轻，且发生的惨案也较少，并且还出现了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这一传世名著，基本做到了既能求真又符合政治利益。至于北朝，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由于其本身原来和汉族文化不同，习性较为原始野蛮，政权多靠武力建立，统治者暴力倾向浓重，文化认同度不高，自然在传统史学求真理念和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冲突较重，且发生的惨案也多，在触及统治者的忌讳后，统治者使用传统的粗鲁的手段杀史官、毁史书、废止修史、取消史官，但在北魏孝文帝及其以后时期发展的较好，孝文帝大力推进了北朝史学的发展。史学的求真记史与经世致用、符合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之间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矛盾，秉笔直书不可避免地会记载一些统治者讳莫如深的事情，这些流传出去就会影响人民对统治者的认同，甚而激起民愤引起民变，但是世界本就是矛盾的，是对立统一，世界正是在矛盾的解决与新矛盾的产生中发展着，既然对立也能统一，必须得找到求真与致用之间的平衡点，这一点符合比例原则，使得双方都能妥协满意，使得双方比例合理，掌握这一点，就能在求真的基础上最大化地满足政治利益，具有社会功能，而史书也不会失其真实性，史学正是在双方的冲突中依靠双方的妥协、磨合，最后走向融合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