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沙丘巴登地区的饭店岛，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
岛上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中，有一处中式风格的破败庄园显得极不和谐，周围的瑞典居民并不知道这座小岛在一百多年前还被称作“康有为岛”，更不知道这位曾花150万巨资买下小岛的“岛主”康有为，曾经就居住在这座中式庄园之中。
那么，当初康有为为何要花150万买下这座小岛？
百年之后的今天，这座岛屿又归谁所有？
虽然康有为在瑞典并不出名，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影响深远。
1895年初，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怒。
彼时，37岁的康有为还只是广东一个打算进京赶考的普通考生，看到《马关条约》如此丧权辱国，他四方奔走联系了十几个省份的上千名举人，上书朝廷并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口号。
这一次被后世称为“公车上书”的进言，让康有为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了质的提升，他一跃成为全国改良派人士的“精神领袖”。
虽然“公车上书”当时并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直接肯定，但康有为在考中进士成为朝廷官员之后，又多次给皇帝上奏折请求变法。
此外，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成立了“强学会”，积极宣传革新变法的思想。
当时，清政府的大权实际上被慈禧太后一人独揽。
甲午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为了推卸责任和减少非议，就特地准许光绪皇帝亲自处理国事，象征性地“还政于皇帝”。
第一次掌握大权的光绪皇帝踌躇满志，立即重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来筹措变法，想要重振国威。
可“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就因为触及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疯狂反扑。
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台、“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也因为被全国通缉而被迫流亡海外。
在得知自己被通缉后，康有为首先想到的逃亡地点是日本，毕竟他在变法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可等康有为到达日本后，他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世态炎凉。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被通缉之后，日本方面就认定康有为不可能东山再起，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而与此同时，清政府方面又在向日本施压，要求他们不得收留康有为。
最终，在日本勉强待了几天的康有为拿着日本外务省送给他的旅费，被日本方面“礼送”出了国境。
离开日本后，康有为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当时，虽然康有为被清廷污蔑“进丸毒弑大行皇帝”，但海外的华侨都知道，他是因为维新变法而被慈禧太后赶出国的。
所以，在海外饱受洋人欺凌的华侨们，对这位“变法英雄”表现出了极高的推崇与尊重。毕竟，他们也希望康有为通过变法振兴中华，从而让自己在异国他乡能够抬头挺胸。
刚到温哥华，康有为就被当地一个名叫冯俊卿的华侨安排住进了位于半山腰的别墅之中。
这里白雪皑皑、风景宜人，康有为还饶有兴致地给这幢别墅取名为“廖天室。”
当然，初到海外的康有为还没有忘记自己“拯救皇帝、变法图强”的抱负，在加拿大流连的这段时间，他认真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想要从中找到适合清朝国情的变法良策。
1899年，由于自己从国内带出的维新经费已经快要花完，而加拿大当地的华人华侨又迫切希望康有为东山再起，所以康有为就成立了“保救清朝皇帝公司”。
这个俗称“保皇会”的公司一经成立，随即吸引了无数华人华侨的关注。没过多久，“保皇会”就在北美各地成立了分会，入会者更是有成千上万之众。
看到自己的组织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骨子里刻着商人基因的康有为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
“海外华人以五百万计，若每人捐献美金五元作入会费，辄可得中国银元五千万之巨款，开银行、办铁路、修缮矿事，日后则矿路实业有股份者得利无穷。
而国家实业既兴，则有财力行保皇革新之事，何愁国力不强盛？”
于是，康有为将“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在全世界范围吸收会员。
鼎盛时期，“保皇会”旗下拥有会员上百万人，而康有为收取的入会费也达到了数百万美元之巨。
而初期的康有为，仿佛也拥有一个精明的经商头脑。
在墨西哥访问期间，他了解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计划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有轨电车一旦投入运行，沿线地段必将成为人流量巨大、消费能力无穷的黄金商圈。
于是，他很快就向当地华侨筹集巨款购买了大量电车沿线的房产商铺。
果不其然，有轨电车正式运行后，沿线地价大涨，康有为一举从中赚取了十余万墨西哥银元。
后来，康有为又成立了“中国商务公司”，大举进军银行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行业。
其中，香港公益客栈、中华酒店、横滨印书局等公司纷纷成为在当地颇负盛名的企业。
1913年，因为民国政府成立、清政府的通缉令失效，康有为也得以经由日本回到了阔别15年之久的故国。时过境迁，昔日变法革新的“南海圣人”在中华民国也得到了极高的尊重，广东当地政府不仅将康有为被清廷没收的家产如数奉还，而且还额外拿出一笔“赔偿金”送给了康有为。
靠着在海外赚取的钱财和国民政府给予的“赔偿金”，康有为在上海又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他先是将广东的房产全部变卖，在上海购入大量土地，又趁着政府支持民族资本发展的春风将土地全部卖出，从而大赚一笔。
后来，他又斥巨资在愚园路购入十亩地皮建造了一座豪华庄园，也就是被世人称为“康公馆”的游存庐。
当然，虽然康有为颇具经商头脑，可他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并不深谙经商之道。
在国外经商混得风声水起几年之后，康有为就犯了一个商人的大忌:“贪图暴利、缺乏远见。”
在墨西哥初期转卖地皮发家后，康有为更加认定墨西哥的房地产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肥肉”，于是，他向当地银行借贷了一笔巨款，大肆购入墨西哥尚未开发的地皮。
虽然刚开始墨西哥的地产行市也像康有为预测的一般一路看涨，可康有为却不懂得见好就收，反而是紧紧捂着手中的地皮、妄图攫取更多的利益。
后来，墨西哥政府看到房地产涨势太过疯狂，便实施了相应的调控政策，不再允许银行大额贷款。
此政策一出，墨西哥的房地产行业随即一落千丈，康有为不仅没能赚到钱，甚至还要从“保皇会”的经费里拿钱出来偿还贷款。
此外，他在日本筹办的横滨译书局后来也因为经营不善而大幅亏损，为了挽救自己的产业，康有为更是从香港公益客栈的账上挪款试图让译书局起死回生。
可这最终的结果却是译书局没救回来，反倒差点把公益客栈也给拖累垮了。
作为“保皇会”的精神领袖，“南海圣人”康有为自然是不可能犯错的，于是，康有为脸不红心不跳地把经营不善的黑锅甩给了“保皇会”的其他合伙人。
当然，其他人也都不是傻子，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替康有为背锅。
从此，曾经盛极一时的“保皇会”也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眼见自家的产业经营情况不容乐观，康有为想出了一个改善公司现状法子:“外出考察”。
当然，这次“考察”与其说是为“保皇会”学习西方商业经验，倒不如说是康有为为自己准备的“环球旅行”。
1904年初，康有为从香港出发，由印度洋进入欧洲，先后游历了意大利、瑞典等十一个国家。
在意大利，康有为花费了大量时间参观考察罗马的古建筑，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写进了《意大利游记》中。
在康有为看来，古物古迹是振兴一个民族文教政俗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只有文物古迹保护传承得好，才能激发整个民族的信心和意志。
他还提出，古罗马的建筑多使用石筑，中国则是木质建筑。而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战乱，更是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文物古迹不能像罗马那样得到妥善保存。
后来，他还曾三次游览瑞士，并对瑞士的宜人气候和湖光山色大加赞赏。他曾在游记中写道:
“天下之美景以瑞士为第一，而瑞士之美景以攎顺为第一。”
彼时，康有为刚与在美国结识的华裔姑娘何金良结婚，渐渐有了归隐田园、安定生活的想法。为此，他还曾关注过日内瓦的房价信息。
由于种种原因，康有为最终还是离开了瑞士。
此后，他历经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到达了另一个令他陶醉不已的国家——北欧岛国瑞典。
在游记中，康有为如此形容瑞典的美景:
“瑞典岛屿以千百万计，楼台无数气候宜人，岛外有湖而湖外又有岛，山中为市而市中又有山，有心宅居之。”
康有为不仅有想要在瑞典定居的想法，而且此时他也拥有着从保皇会征收来的大量财富。
于是，在考察比较过一番之后，康有为终于选定斯德哥尔摩东南沙丘巴登地区的一座小岛，并花2.8万克朗买下了它。
在买下这座小岛后，康有为将它命名为“康有为岛”。
原本，康有为打算仿照瑞典当地的建筑风格在小岛上修筑一处宅院，但由于瑞典与中国的建筑风格相差过大，康有为思来想去不能满意，最终还是选择了按照中国的建筑风格修筑，并将这座庄园命名为“北海草堂”。
买下这座“康有为岛”并修筑“北海草堂”，前后也让康有为花了3.6万克朗(约合150万人民币)的巨款。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因而，康有为得以离开生活数载的瑞典，再度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归国后，康有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曾和张勋一起发动过“复辟”的闹剧。
最终，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也再次逃亡上海。
随着年纪渐长，康有为对政治也不再热心，而是靠着自己的财产安心过起了富家翁的生活。
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的一次宴会后被诊断为食物中毒，最终不治身亡，享年六十九岁。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那座“康有为岛”，在康有为离开后也变成了日渐荒芜的无人岛。
二战后，瑞典政府见这座岛屿一直没有人来认领，便宣布将其收归国有，改名为“饭店岛”并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作为曾在晚清朝堂之上叱咤风云的维新派领袖，我们在康有为身上既能看见关心国事、投身革新的家国情怀，又能看见狭隘利己、追名逐利的人性缺点。而百年来围绕康有为所产生的无休争论，也正是他复杂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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