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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元旦，一位开国中将前往探望叶剑英元帅。他们在一起畅谈，但叶剑英却突然发问：“你是贺龙那里的人吧？”这个问题让开国中将颇感疑惑，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这位开国中将名叫廖汉生。叶剑英的问题有多重含义。从籍贯来看，贺龙和廖汉生都是湖南桑植人，两人是老乡，因此廖汉生可以被视为是贺龙的人。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涵义。廖汉生曾是贺龙的亲信和老部下，他的回忆录中的第一章就以“拿起刀枪跟贺龙”为题，描述了贺龙如何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廖汉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正师级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仍然是贺龙的亲信，在120师担任职务，负责主力716团的政治工作。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从贺龙手下转到了彭德怀领导下，参与了大西北的战斗。此外，他与贺龙还有亲戚关系，他的妻子是贺龙的外甥女。贺龙不仅是他的老领导，还是他的长辈。
叶剑英的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询问，更有着深刻的背景。廖汉生对此感到困惑，但叶剑英却郑重地告诉他，毛主席下令，要对贺龙的问题进行平反。
当时，叶剑英担任军委副主席，他所传达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对于廖汉生来说是个意外，但他也因此而激动不已，充满了期待。终于，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叶剑英又问道：“贺龙的家属待遇有所改善吗？”廖汉生随即介绍了贺龙的夫人薛明的情况，表示目前她的待遇按原行政级别为9级来执行，但住的四合院太小了。
叶剑英深思熟虑后说：“以后再来调整吧。”然而，几个月后，叶剑英再次找到廖汉生，告诉他，中央正在起草通知，要平反贺龙同志，恢复他的名誉。为何事情耽搁了几个月呢？
原来，通知的初稿由张春桥等人起草，提交给叶剑英和邓小平审阅后，他们都不满意，于是又组织人重新起草。叶剑英递给廖汉生重新起草的文件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关于贺龙同志的评价部分，他认为写得太过平淡。
叶剑英郑重地告诉廖汉生：“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你需要写一份对贺龙同志的评价材料。”廖汉生感到吃惊，追问道：“让我来写？我不写。”
廖汉生之所以如此抵触，原因在于他与贺龙的关系太过深厚。曾经，他也曾受到贺龙的影响和指导，当时让他写材料交代有关贺龙的问题，现在又要写贺龙的评价，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他难以接受。
然而，叶剑英看穿了廖汉生的内心情感，坚定地说：“正因为如此，我才要你来写。”随后，叶剑英讲述了他与贺龙同志的相识经过。尽管两人早在南昌起义之前就相识，但交往不多。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他率领党组织红二方面军，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叶剑英坦言：“我与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一次，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
叶剑英为何说他们的关系不好呢？首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战场，承担了不同的责任。一个长期在前线指挥部队，身临战火硝烟，而另一个则驻扎在军委中枢，处理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之间的政治事务，战斗在另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两位领袖的性格也截然不同。贺龙性格豁达，英勇无畏，被誉为“贺大帅”，
而叶剑英则性格沉稳，头脑清晰，是党内备受尊敬的智囊人物，以叶参座的身份被国共两党所知晓。
尽管两人的交往不多，性格差异明显，但为了贺龙的平反问题，叶剑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大量心血，秉持党和国家的利益至上原则。叶剑英能够超越个人感情，全心全意为公，廖汉生为何不肯妥协呢？
廖汉生最终接受了任务，很快完成了“我对贺龙同志的看法”的材料。在提交之前，他先向贺龙的夫人薛明展示了材料，随后又请教了其他一些贺龙的老部下。他们都认为这份评价不仅不过分，而且完全符合事实。
评价文件完成后，有关贺龙同志的平反通知也正式下发。叶剑英再次与廖汉生交谈，他表达了一些遗憾：“这份文件对贺龙同志的评价不够高。但现在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你所写的材料已经归档。”
廖汉生谦虚地回应：“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叶剑英却表示：“你所写的评价也不够高。尽管贺龙同志已经得到了平反，但文件并不能充分反映出他革命一生的丰功伟绩。”叶剑英与贺龙的关系或许不甚融洽，但他为贺龙所做的一切工作，无疑是党和国家的珍贵贡献。
在历经曲折后，对于贺龙来说，平反终于成为现实。这段关于叶剑英和廖汉生之间的故事，不仅反映出党内团结的伟大精神，也彰显了党的光辉历程中无私无畏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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