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苏峻叛乱结束，五巨头重新划分权力格局。在返回江州的路上，温峤因牙疼中风去世，临终时推荐刘胤为继任者。刘胤贪财成性，在任期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激化了与郭默之间的矛盾，受到侮辱的郭默在一个寒夜发动刺杀行动，杀死了刘胤，然后把刘胤的首级和要求担任江州长官的奏折送到了建康。王导想把郭默收为己用，顺水推舟地答应了郭默的要求。上游的陶侃闻讯大为不满，率领大军顺流而下，直奔江州而来，并且给王导写了一份杀气腾腾的短信。
接到信函，坐镇建康的王导赶快收起刘胤的首级，给陶侃回了一封信，说我对郭默包涵隐忍，并非姑息养奸，而是欲擒故纵，韬光养晦，实际上我一直在暗中筹备讨贼大计，只要足下大军出动，我自然会继之而起。
对于王导的狡辩之词，陶侃接信哑然失笑——狗屁韬光养晦，韬光养贼还差不多。
听闻江州有变，陶侃已经顺流而下，豫州的庾亮急于吞并江州，急忙给朝廷上书，请求讨伐郭默。王导于是以朝廷的名义颁布诏书，答应了庾亮的请求。随后，庾亮点齐两万兵马，骑兵、步兵兼有，风急火燎地直奔江州而来。
郭默本打算放弃寻阳，撤退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可刚出城就被料敌机先的陶侃当头打了一棒，只好退回城里。随后，陶侃在寻阳城外堆积土山，派遣弓兵爬上山头，对着城里一顿暴射，把郭默死死地堵到了寻阳。
咸和五年三月，庾亮与陶侃会师，把寻阳围得水泄不通。
留给郭默的时间不多了。
郭默是祖逖的老战友，当年在江北抗胡的时候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人跟三国时代的吕布有点儿像，骁勇好斗，但是怕死，特别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左摇右摆，拿不定主意。陶侃怜惜他的勇武，派人入城劝降，他也有开城投降的打算，可是他的部将不答应。
五月十九，郭默的部将见破围无望，发动兵变，将郭默生擒，开城投降，可是这时候说投降已经晚了。陶侃命令士兵将郭默押到辕门外，一刀斩了他的脑袋，并且处死了他的四十多个部将。
郭默死了，江州该交给谁呢？陶侃？还是庾亮？
经过一番交头接耳的商议，江州落到了陶侃手里，条件是交出广州和交州。广州很荒凉，交州大致就是今天的越南，更是蛮荒之地。用这两个荒烟蔓草的地方交换富庶的江州，陶侃当然很乐意，表示愿意听从朝廷安排。
相比之下，庾亮的反应就有些耐人寻味。得知朝廷把江州交给了陶侃，他当即表示自己不愿接受任何封赏。同样平乱有功，一人得赏，另一人高风亮节，这算是怎么回事！陶侃下不了台，很尴尬，劝说庾亮接受赏赐，庾亮却一身正气地说自己为朝廷办事是理所应当，不敢求赏。——事实上，这只是目的未能得逞的一种变相发泄，庾亮打心里恨透了陶侃。
那么，把江州交给陶侃是谁的主意呢？虽然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这是王导的决策，而非四巨头共同商议的结果。
王导同意让陶侃接管江州，是因为他怕陶侃；他怕陶侃，是因为陶侃有废掉他的意图。
陶侃是个做事一板一眼的人，凡事都得归置得条条有理，很少打马虎眼。王导正好相反，凡事面子上过得去就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的打理下，建康的朝廷表面上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其乐融融，一片祥和，实际上其中藏污纳垢，朝中到处都是王导的党羽，与其说那是司马家的朝廷，不如说是琅琊王家的朝廷。因此，江州动乱平息之后，陶侃计划顺势而为，一鼓作气，利用郭默事件废除王导的执政之位。
这么大的事，陶侃一个人说了不算，必须得征询庾亮和郗鉴的意见。
王导垮台，庾亮求之不得，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江州，他正跟陶侃闹别扭，而且，他所在的豫州是江州的近邻，位居上游的陶侃固然使王导芒刺在背，但同时也使他如坐针毡，所以这一次他站到了王导这边。
郗鉴是什么态度呢？我们此前说过，王敦、苏峻败亡之后，麾下的一部分武将被王导吸收了，不过这些人只是安插在朝廷内部的爪牙，除此之外，王导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藩镇为外援，这个外援就是京口的郗鉴，早在王敦败亡之后，王导就对郗鉴百般示好，开始营造这张关系网。郗鉴是个老成持重的人，出于公心，他不愿意看到陶侃的势力太大，出于私心，他也不愿意看到王导被废，所以这一次他也决定支持王导。
庾亮和郗鉴不同意，陶侃不能硬来，只好打消废执政的念头。
此时，在中国北方，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羯人石勒创立的后赵帝国，消灭了匈奴人刘渊创立的前赵帝国，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张氏政权，以及盘踞在东北大平原的慕容氏政权虽然没有完全臣服，但是难以对后赵构成太大的威胁。——南北之间的大冲撞，如箭在弦。
此前，但凡北方政权向南方用兵，一般都是强行渡江，石勒比较有创意，走的是海路，江州动乱平定的当月，他派军走海路南下，经由黄海进入东海，然后在三吴地区登陆，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突击。事发突然，石勒的举动又出人意表，东晋帝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后赵军队兵力有限，不敢贸然向内陆挺进，在沿海地区袭扰一番，趁着东晋帝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赶快撤走了。
郭默被诛之后，陶侃把军府由巴陵（今湖南岳阳）迁到了武昌（今湖北鄂州）。
巴陵和武昌都在长江以南，巴陵离长江比较远，而武昌就在长江南岸，靠近敌占区。苏峻叛乱期间，陶侃的一个儿子在建康被叛军杀死，杀人凶手后来逃到了后赵帝国，根据历史记载，听闻郭默被杀，石勒畏惧陶侃的威势，于是杀死了凶手，然而，结合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与其说石勒这样做是为了示好，不如说是为了麻痹陶侃。因为就在同年九月，石勒忽然派兵南下，不过不是走海路，而是以樊城（今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为前线据点，气势汹汹地扑向襄阳。
樊城和襄阳之间，是长江的支流汉水，樊城在水北，襄阳在水南。一百二十一年前的曹操和四十九年前的司马炎曾经发动过两次灭吴之战，所走的路线都是先占领长江中游的襄阳，然后顺流而下，直捣建康。石勒先在三吴地区劫掠一番，又向陶侃示好，好像真的要走海路南下灭晋，这时候却忽然走了曹操和司马炎的老路，以樊城为前沿基地，突然攻打襄阳，又打得东晋手忙脚乱。襄阳长官畏惧敌军势大，不敢硬拼，弃城而逃。唇亡则齿寒，以襄阳为屏障的石城难以坚守，于是城中军民在长官的率领下渡过汉水，投奔后赵帝国。
事实上，后赵军队的兵力并不多，这一次只是依靠虚张声势的手段，连打带吓地在汉水南部占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便宜，暂时还没有把国境线推进到这里的打算。得到战利品之后，他们迅速捣毁坚城襄阳，撤到了汉水北部的樊城，陶侃则赶快修葺襄阳，重新派遣驻军，与后赵隔着汉水遥遥对峙。
脑洞大开的石勒走海路打了一次三吴，把帝国东线搅得鸡犬不宁，又走传统的南下路线打了一次襄阳，把帝国西线搞得神经紧绷。
咸和六年的正月，石勒再一次走海路入侵三吴，这一次的动静比较大，险些截断了三吴与建康之间的运粮通道，朝廷慌忙命令京口的郗鉴督导海防，好不容易才击退来犯者。
朝廷设立京口之初，主要目的是控制三吴，威慑上游强藩，从而拱卫帝都，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北方政权可以泛海南下，从帝国东部边境发动进攻。因为走海路而至的后赵军队的袭扰，京口由此又肩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抵御海寇。所以，许多年之后，当京口的职能逐渐完备的时候，驻守此处的刘裕可以左右开弓，既可以反杀上游的强藩桓玄，又可以消灭海上巨寇孙恩。大兵刘裕得以崛起于京口，开创出一个金戈铁马的帝国，追根溯源，郗鉴功不可没。
咸和六年的年底，辽东慕容氏政权的首领慕容廆派遣使者抵达武昌，给陶侃送来了一封书信，请求陶侃出师北伐，南北夹击，共同消灭后赵帝国，并请求朝廷册封他为燕王。兹事体大，陶侃做不了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可是奏折一去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咸和五年和咸和六年，就这样波澜壮阔而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在这两年里，主要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陶侃诛灭郭默；第二，后赵帝国两次入侵东晋；第三，慕容廆上表请求北伐；第四，由于苏峻叛乱期间京城的宫城区被焚毁，朝廷重新修建了宫城区。
此外，还有一件小事，但是它的流传度却丝毫不逊色于上述几桩大事——十八岁的少年桓温为父报仇，单枪匹马手刃三仇敌。
苏峻叛乱期间，桓温的父亲桓彝被一个名叫江播的县官出卖，惨死于叛军之手。当时的桓温只有十五岁，为了给父亲报仇，在守孝的三年里，他夜夜枕戈而眠，痛哭泣血。守孝期满后，当他带着寒光森森的利刃来到江播家中复仇时，江播已经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守孝，由于害怕桓温来报仇，他们各自制作了一把杖中剑，昼夜不离地带在身边。桓温假装是来凭吊的客人，混入江家，进入丧庐之后手起刀落，先斩杀了江播的长子江彪，另外两人见状大惊，拔腿就跑，桓温紧追而上，又是两个补刀，干脆利落地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桓温，这个在未来将成为神一样的男人，就这样在三道弥漫着血色的刀光中登场了。为父报仇虽然轰动一时，但是与那几桩大事相比，这对当时的帝国政局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直到许多年之后，当人们回顾前尘往事时，才能惊讶地看到，风起于青萍之末。
此刻，在遥远的辽东，慕容廆正在逗弄坐在膝头上的一个四岁的孩子，他叫慕容霸，比桓温小十四岁，是慕容廆的孙子。多年以后，这个孩子将成为桓温一生中最为强大的敌人，但那时候他已经不叫慕容霸了，而是叫慕容垂。
三十八年后，他们将相遇于枋头，共同走向命运设定好的悲剧终场。
新星还在冉冉升起，我们暂且把目光收回，来看看旧人的落幕吧。
咸和七年春季，东晋帝国的东线军队主动出击，进攻后赵设立于在江北的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这里是后赵帝国的桥头堡，石勒赶快派军救援，可是援军还没有到，马头坞就被攻克了。
一个多月之后，西线的后赵军队再次南下，占领了襄阳。这一次他们没有在得到战利品之后草草收场，而是留下了一部分守军，陶侃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占领了敌军背后的樊城。后赵军队唯恐陷入包围，匆忙拔营撤退，在撤退的路上又被陶侃暴揍一顿，襄阳由此重新回归东晋帝国。朝廷晋封陶侃为大将军，授予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权，但是陶侃拒绝接受。
如果正当春秋鼎盛之年，石勒或许不会畏惧眼下的失败，但他老了，病入膏肓。太子石弘文弱，王座旁有凶暴蛮横的石虎磨牙吮血，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听到后赵帝国分崩离析的声音，像摇摇欲坠的危楼里灰尘簌簌而下。他害怕，怕东晋帝国在他死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使他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
咸和八年，石勒派遣使者带着厚礼南下，请求与东晋帝国议和。建康的新宫殿建好了，坐在墙壁上还散发着潮气的宫殿里，少年皇帝司马衍郑重表态——焚毁后赵帝国的国礼，绝不与敌国往来。
同年夏季，慕容廆和石勒先后离世，为了争夺王位，两国几乎同时发生血亲相残的悲剧，凉州的张氏政权也被卷入其中，中国北方再一次陷入烽火连城的局面。
世道扰攘，杀伐不休，大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叱咤风云的大剧。相比之下，小人物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波澜壮阔，在历史记载中，在犄角旮旯里才能发现他们的身影，然而就是在这几分平淡之下，却掩藏着令人动容的悲喜。
岔开一笔，来讲述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前凉。
在十六国当中，前凉政权是个另类，虽然有割据之实，但这个国家的前几任国主一直宣称自己是晋室的臣属。石勒消灭前赵帝国之后，派了一个趾高气昂的使者到前凉劝降，让前凉国主张骏俯首称臣，张骏断然拒绝，你石勒算什么东西，我只臣服于东晋。嘴上说说也罢，他还真派了一个叫张淳的使者到建康传达忠心。
张淳是个胖子，不是一般胖，是那种走两步路就气喘吁吁的大胖子。看起来，把使命交给这样一个虚弱的胖子好像不靠谱，但是这个胖子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伟岸的灵魂。
由于后赵帝国封锁陆上通道，严禁前凉使者入境，张淳只能绕远路，经由成汉帝国进入东晋。见到成汉国主李雄之后，张淳讲了一顿道理，希望成汉与前凉联手，共同驱除盘踞在中原的匈奴人和羯人，为恢复晋室而效力。李雄虽然很不高兴，但没有当场发作，而是答应了借道之请，实际上是想趁张淳过江的时候，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悄悄把他弄死，扔到江里。
得知此事，张淳镇定自如地来到李雄的大殿，说你非得弄死我的话，就把我拉到闹市里砍脑袋吧，这样可以成全我的名节，让世人知道我是为晋室效忠而死，在荒郊野外弄死我算怎么一回事？李雄羞惭不堪，说哪有这样的事，我放你回凉州吧，不然你就留下为我效力。张淳说，晋室蒙尘，胡人驰骋中原，国耻未雪，我既然接受了命令，就绝不会回头。李雄说，凉州地势险要，兵力雄厚，贵国国主英名远播，为什么不称孤道寡而自得其乐呢？张淳说，我们凉州国主世代忠良，一心精忠报国，乐从何来？李雄对他杀不得，留不得，只好放行。
虽然张淳这一路上多有波折，但是与耿访相比，他的情况还算是比较顺利。
永嘉五年（311年），西晋帝国发生永嘉之乱，正统皇室退避长安，凉州长官仍然奉其为国主，礼节不废。建兴四年（316年），一个叫耿访的敦煌小吏受凉州长官的委托，出使长安，不久，匈奴人攻占长安，西晋灭亡，耿访无法回到凉州，也不愿向匈奴人投降，于是取道汉中，经由汉水进入长江，辗转三年多来到了建康。
与战火燎原的北方相比，此时的南方还算比较稳定，在建康的朝廷里谋个差事，浑浑噩噩地度过下半生未尝不是一个自保的办法。但是耿访不愿意这样做，流落到建康之后，他自告奋勇充当向导，请朝廷派人出使凉州，告诉凉州上下，汉人政权没有灭亡，江东还有火种。由于当时的江东朝廷刚刚创立，诸事繁杂，朝廷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耿访没有灰心，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奏折，终于使朝廷正视此事，给他调拨了十几个随从，让他回凉州传递消息。
终于要回凉州了，耿访兴冲冲地踏上了归程，然而，当他到达襄阳的时候，却发现归路被后赵帝国封锁了，成汉帝国也严守关隘，禁止晋人入关。耿访无奈，只好暂留襄阳，这一留就是七年。或许是因为年纪老迈，走不动了，到了第七年头上，耿访把回到凉州的任务交给了随从贾陵。其后，贾陵装扮成商人，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咸和八年来到凉州，替耿访完成了使命，而此时距离耿访离开长安已经过去了十八年。自此开始，凉州与东晋之间开始遣使往来，年年不绝。
烈日当空，流金铄石，在凉州苍茫的戈壁滩上，张淳、耿访、贾陵的身影只是一闪而过，但他们的足迹亘古不灭。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比任何物质和权力都更有价值的精神。千载之后，河西走廊之所以仍然根深蒂固地在中国的版图上，其中固然有一代代伟人高屋建瓴的筹划，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小人物沿途洒下的汗水。我们华夏民族能够历久弥新，绵延至今，正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人物。
言归正传，接着说主题吧。
咸和九年，东晋头号重臣陶侃去世。加上此前已经离世的温峤，五巨头已去其二，在此之后，帝国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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