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三所新办的“科”字头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并驾齐驱，场面蔚为壮观。不得不说，这是一幅令人期待、同时亦悬念迭出的图景。
今年，位于深圳的南科大已迎来首届本科毕业生；坐落于上海的上科大，2015级本研新生已全部入住位于张江的新校园；位于北京的国科大，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稳步推进过程中。
众所周知，国科大的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另据官方资料显示，国科大的师资阵容中，光两院院士就有340多位。从2014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国科大开始招收本科生。
事实上，伴随着这所“国内最大的研究生培养基地”转身投入本科生教育，坊间一直议论纷纷，最大的质疑声莫过于：科学家给本科生上课能行吗？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席南华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直截了当地回答：“科学家讲不好课，绝对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讲授《线性代数》的席南华 院士(右)课间在为国科大一年级本科生解答问题。杨天鹏摄
在本科教育上，国科大是一张白纸
作为我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从2014年起，中国科学院大学迈出了招收本科生的重要一步，2015年继续保持原有招生规模，在全国11个省市招收本科生334人，比去年多招4人。
主管该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席南华院士介绍，国科大开办本科教育，此举是为满足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作为国家科技的战略队伍，中科院集中了最优秀的科学家、最先进的科研设备，有责任也有义务对钱学森之问作出探索”。
在本科教育方面，国科大是一张白纸。但在席南华看来，也只有白纸，才能“描绘最美的图画”。
既然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希望培养出杰出人才，何不向有着成功经验的国外大学取长补短呢？在2014年招生之前，国科大调研了各专业世界排名前五的大学。比如，数学学科调研了莫斯科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与巴黎高师；计算机学科选择了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印度理工和牛津大学等。
调研结果让席南华非常震惊。无论从课程设置还是培养模式上，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与我国都有很大区别。“中国大学注重知识灌输，却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培养。”席南华院士感慨道。相比之下，国外名校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广博的能力和开阔的视野。
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专业为例，学生要学31门课程，其中数学专业课只占12门。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多选专业课，但如果想毕业，其余19门非数学课程必不可少。
借鉴了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国科大的必修课数量比国内其他大学同专业要少得多，从而保证学生有足够时间来完成第二专业和辅修专业，并提供了大量的选修课程。
同时，这所理科院校对人文学科也出人意料地重视。思想政治、形势与政策等课程均聘请知名学者教授前来授课。
席南华还特别提到了学生的写作和交流表达能力培养：“中国很多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说别人的话，说迎合老师的话。”为此，国科大借鉴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的经验，为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大学写作课程。“从上学期看，效果很好。”
科学家当班主任，绝不是”杀鸡用牛刀“
古语有云，名师出高徒。国科大本科教育最具特色、也备受质疑的一点，就是独有的“科学家班主任”制度。2014级12个本科班的班主任中，共有席南华、李树深、江桂斌3名中科院院士，其余9人也均是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的所长。
院士授课本科生，真正能做到技高一筹、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是“牛刀杀鸡”、形式大于实质走过场？做科研一流的科学家们，走上讲台教学也能做到一流吗？
“科学家讲不好课，绝对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席南华直言，“课讲得好不好，关键是能否讲出本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中科院光研究员就有八九千人，从中择优来给本科生讲课毫无问题。事实上，优秀的科学家往往有着丰富的演讲和授课经验，他们讲课既有深度又风趣，全方位展示了中科院教师的风采。”
尽管社会上的质疑从未停止，但对于科学家们上课的态度和能力，国科大的学生们用脚“点了赞”。
本科1404班学习委员赵恩彤告诉记者：“院士讲课比较有条理，选课的情况常常是爆满。”
“我们班大一一学年的线性代数课程都是席老师授课。如果他有事来不了，那这节课会取消，以后再补，而不会找其他老师代讲。”席南华任班主任的1401班班长李逢旭说，“席老师上课语言幽默，讲问题深入浅出，有时还会结合相关的数学史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许多学生甚至老师都喜欢听他的课。”
国科大这样待本科生：豪华配置+魔鬼训练
“高中时，常听学长们说大学生活比较‘水’，容易荒废。来到国科大一年多，感受最深的是这里浓厚的学习氛围，老师们都很敬业，学习抓得很紧。我的大学四年应该不会荒废了。”赵恩彤说。
除了科学家班主任，国科大还给每个本科班配备了一名博士毕业的青年班主任和一名辅导员。其中青年班主任主抓学习，辅导员负责帮助学生的生活和心理辅导，分工明确，只为确保学生们在本科四年学有所成。
李逢旭说：“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学习资源，有很多机会接触中科院最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参与导师们最前沿的选题，这都是其他学校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目前最早入学的2014级本科生才升上大二不久，但国科大早已对他们的未来有所规划。为了培养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国科大仿照普林斯顿大学，在大三引入研讨课程，且每个班每个专题不超过10人，凸显了中科院的科研优势。席南华透露，这样的“豪华配置”也让其他大学校长深感羡慕。
而到了大四，每位本科生都有出国留学半年的机会，前提是“不挂科”。不过，这在国科大绝非易事。席南华班级内的69名学生中，上学期数学课“挂科”的共有12人，补考后也还有10人未通过。看来，在国科大的“魔鬼训练”下，即使是“学霸”也难以轻松过关。
“我相信，随着我们的本科教育深入开展，用不了几年，国科大本科生就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教育舞台上。”席南华信心满满地说。
国科大图书馆(雁栖湖校区)
国科大校长丁仲礼：办大学不同于种庄稼，国人请给点耐心
11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 ，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如何贯彻落实《方案》精神，切实推动“双一流”建设？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接受媒体专访并如是作答。
问：科教融合对于建设一流大学有何意义?
丁仲礼：科研与教学是一流大学的一体两面。凡是一流大学都有很强的科研实力，或者叫做知识创造能力，同时新的知识又被快速传递给学生，使学生在知识的前沿学习和思考，从而完成一流教学之使命。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大学和学科有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之列?您赞成象“985”、“211”一样圈定名单吗?
丁仲礼：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每个大学都应该“坚持特色、追求一流”，因此上级“圈定”尽管可以集中大量资源，局部快速见效，但同时会伤害一大批有志于通过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而追求一流的大学与教育工作者，学生进入非“圈定”大学也很可能会形成“我不是好学生”的自我心理暗示，因此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弊大于利。我个人更希望在建设“双一流”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要更注重激励各个大学追求卓越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
至于认定一流大学，国际上有一些不同的标准，不外乎科研成绩、研究经费、办学经费、国际化程度、杰出校友数量、社会捐赠数额等。其实说到底，最为关键的评价指标应该是创新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思想创新能力、艺术创新能力以及这些创新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体现一所大学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学校的毕业生上，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问：我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由来已久，这次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有哪些新意?
丁仲礼：目前看到的还在“纲领性文件”层面，尚未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要列举“新意”似乎为时尚早。
问：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现状如何?差距主要在哪?
丁仲礼：首先，我是乐观派，我的乐观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认知。
我国真正下力气投入科研、投入大学建设是从南斯拉夫大使馆挨炸后开始的，之前也就是个“饿不死”状态。这十几年来，我国大学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惊人的。可能目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不会多，但我坚信二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我这个认知会得到广泛认同。
我总的认为，我们的一些学科已经在一流行列，少数大学，如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应该已经是或者非常接近于世界一流。当然，我们的差距还是有的，最大的差距或许就在底蕴上，即缺少“百年老店”的底蕴，也就是说，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努力，尽管看到了成效，但真正结出硕果还得假以时日，毕竟办大学同种庄稼不同，种庄稼每季有收获，办大学则会有一个滞后效应。所以，国人应该有耐心。
问：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破解阻碍我国高校发展的体制问题?
丁仲礼：体制是个大箩筐，反正一有问题都可以往体制里装，其实体制没有绝对的好坏，任何体制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否则的话，体制一改，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吧？当然，我国教育管理体制还是有不少需要改革的，大家谈得很多的一点是政府不宜管得太细、太具体。
举个研究生招生的例子，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研究生招生数量是政府分配的，这个分配同就业市场的需求是脱钩的，同科研项目也是脱钩的。
所谓研究生培养，说到底就是要培养其做科研的能力，那就应该让科研任务重的导师多带研究生，让学生在实战中学习、提高，同时更好地完成这些科研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读研阶段的主体收入应该来自科研经费。
而现在每个研究生都有戴帽子下去的人头经费，没有科研任务的导师也可以带研究生，“空占”大量招生指标。
我们现在的做法显然同国际不接轨，但做出将研究生招生的自主权下放到培养单位、由科研经费和就业市场来调节，政府做好事后评估、建好退出机制这样的改革，如没有最高层下决心，是不易推行的。
除一些体制障碍外，我们的一些观念也不利于一流大学建设。在科研上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评价体系，如重数量不重质量等等。其实评价体系并不是“上面”压下来的，更多的是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一句话，大家都这么做的。
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习惯于早早地把年轻人在专业上“定位”，在中学阶段就文理分科，到大学后，定下什么专业就很难改变，把文理兼修、尊重兴趣等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要诀”统统置之不顾。
过去我们的大学只有本科，因此从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每个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必须学习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这三大类课程，这无可非议。但自从有了研究生培养阶段之后，本科阶段理应实行通识教育，把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作为重点，把专业方向课放到研究生阶段，以保证本科生能打下厚实的基础，同时有更多的时间进修人文类、社科类、艺术类等课程，参与社团活动，真正落实素质教学。
而现在的大部分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只停留在口号阶段，恨不得马上培养出专业人才的心态还非常强烈。
问：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设》提出：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您如何看待这个“扩大自主权”?
丁仲礼：扩大自主权确实必要，某种程度上其重要性可类比于农村的分田到户。当然，大学的情况更加复杂。如果各部门制订的文件、政策、法规不相协调的话，对大学、对领军人才来说，扩大自主权反而会有风险。我个人更希望在法律法规健全过程中，逐步扩大自主权，以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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