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风失坠之际的“饭碗问题”——从钱玄同日记看女师大风潮（4）

钱粮胡同的餐聚四天以后，即4月28日，女师大化学教授张泽垚（复校后的评议员）联合其他十四位教师致书杨荫榆，表示不能与她共事，并列举她“刚愎背谬之点”。这背后应该有郑奠的奔走协调之功。杨荫榆的第一条罪状是“藐视评议会”：

　　评议会议决，否认部派董事会，致函先生，请转呈教部，即日取消。而先生置之不理，后经郑介石先生当面质问，当时先生良心未能尽泯，亦允转递，迄今多日，未见呈部，究不知先生何意也？查评议会为学校立法机关，议决之事，校长岂能压置不理，而先生竟公然谓已经置之抽屉，藐视评议会，如此尚复成何事体，其为不按章程，率意妄行之点一。（《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46页）

　　原来两个月前（2月23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校长可以聘任教授，而且国立大学必须设董事会，其职权要比校评议会更大。董事会由校长、部派董事、聘任董事（第一届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组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1991年版重印），174页]。教育部的本意是想主导国立高校的发展，在财务上加强管理与监督。女师大评议会拒绝承认教育部所派董事会，写成文字，特请新任校长转递教育部,此举毫无建设性，也缺少诚意，纯属刁难。郑奠公开责问杨荫榆，丝毫不顾她的体面。他资历浅，站出来说话比较方便，杨荫榆掂得出他身后那些浙籍教师的分量。这几个招数都有策划的痕迹。公开信的关键点是俄国庚款的分配，笔者已在《处事以公而转毁之曰私》（《上海书评》2015年9月13日）一文论及。十五位教授与校长吵翻，立即拿学生当人质，开始罢教，又体现了蔡元培所说的“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的基本特点。公开信上并没有四位在聚寿堂商议大事的浙籍北大教授的名字。杨荫榆暑假后组织起新的校评议会，激起更大反弹，此处不论。

　　5月9日，钱玄同日记有“午后郑介石至我家来访”的记载。在这次先发制人的行动中，郑奠是个重要的联络人员。5月13日的日记又出现郑奠的名字：“郑介石请在忠信堂吃晚饭，我因其必是商量女师事，故不往。”（《钱玄同日记》，中册，584、585页）这几位浙籍兼职教员聚会数次，犹嫌不足，钱玄同心里不想参加。“必”字反映了他的情绪。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发现，1924年5月21日晚，鲁迅应邀赴女师大调停，可见他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中立的，双方均可接受。究竟是否中立，不得而知。鲁迅与四位北大浙籍教授相熟已久，堪称同门，与马裕藻（以及他家人）的交情尤其深厚，闻知（或猜出）他们为兼职“饭碗”在背后“与杨为难”，也很正常。杨荫榆居然度过这第一道难关，说明得到众多同事的支持，但是她身边的定时炸弹，总是要爆炸的。

　　那年暑假开始了。浙籍兼职教师保住了下一学年在女师大的饭碗，还不敢造次。7月11日：“午介石请在东华吃饭，为女师事也，同席有二沈一马。”（《钱玄同日记》，中册，594页）席上的人物与4月下旬刮风沙的那天完全相同，看样子“女师事”还未消歇。此后钱玄同日记里就没有再记下这类招宴。也许他犯了好“唠叨”的毛病，不大配合，那么郑奠就不再麻烦他了。郑奠的纪念文章《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发表于1956年10月19日的《文汇报》，他一字不提自己如何先于鲁迅参与酝酿风潮，风沙天里任劳任怨，也是发扬“事事谦退”（郑奠形容鲁迅复校后用语）的风格。他在1952年加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