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林肯大学博士生导师 胡白丁（78工统）
图为2005年回母校讲学。
高尔基的作品经常出现在我上中学时的语文教科书里。所以，我也用一下”我的大学”这个标题吧。当然，我比高尔基幸运，我的大学有校园有围墙。
人们对很多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时间过得之快的看法绝对是一致的。我从没有白头发，到白头发屈指可数，再到满头白发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从认为年过半百的人就是老人到自己也年过半百似乎也发生在一夜之间。年纪大了喜欢感慨更喜欢回忆。
高考
1978年7月经过连续3天的鏖战(具体哪三天已记不清了)，最终取得了江西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好像有一个说法叫做高考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分水岭。有了录取通知书当然是好事，因为有学上了有皮鞋穿了，毕业后不光吃商品粮还是国家干部。但也有迷惑和失望：
第一、我们是考理工科的根本没填文科志愿怎么被文科院校录取?学财经需要数理化吗?自己曾经在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过奖而且考分超过理工科本科录取线十分。学文科?那学过的数理化，用赵本山的话讲，不就全掰瞎了吗?太失望，太别扭了！当工程师，当青年鲁班的梦想泡汤了。
第二、虽然通知书上说了国务院将马上批准恢复江西财经学院，但当时的录取通知书上还盖的是江西财贸干校的章子。因此，心里的落差就更大了。怎么办?如果不上，就属于不服从国家分配，来年将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上，先把皮鞋穿上再说，也许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了。
报道
我在上饶参加高考，到财院报到前，我们家已搬到湖南湘潭了。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株洲上了来南昌的火车，车次好像是396，绝对是慢车。我当时已经知道1次是长沙至北京的特快，那396次一定是特别慢。的确，区300多公里走了11个小时。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学校的校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高的楼有几层?蛟桥桥离市区远吗?会有什么样的人作同学呢?火车到南昌市已经很晚了。走出火车站，突然心里有种不安，这么晚了，怎么去蛟桥呢?不过，等我走到火车站停车场时，我看到了财院的标语牌和几辆大客车，车上已经坐满人了。这时，有一位老师向我走来。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涂老师，也许是戴老师老师问我：“你是从湖南来的胡白丁吗?”，我说：“对”。老师说：“你爸妈在你上车后给我们发来了电报，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你”。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但这句话在当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我上车以后大客车就开动了，显然我是最后一个。车是满满的，但好像没人说话，也许是因为不熟的缘故。现在想起来，当时好像刘洪坐在我旁边，我们还说了话，他告诉我他是从宜春来的，也是学工业统计。所以，刘洪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班同学。不久车子进入了校门，对面有一栋大楼出见在眼前。我赶紧去留神它的层数。这栋楼就是当时的办公楼。除此以外，我也想知道校园到底是怎样的。已经很晚了，我只能借助于汽车的前灯打量着自己即将学生活4年的校园。朦朦胧胧中看到有几栋楼，看到更多的是光秃秃的空地，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草和树。我的大学，条件太一般了。但不管怎么说，顺利到达学校该休息了。这时才发现我的托运行李没到，就意味着我没有被子等床上用品。我记不清行李没到的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马上要就寝了，怎么办？这时，戴老师找了刘源泉，讲了我的情况，并告诉我刘源泉是我们的班长。源泉兄慷慨地答应我可以和他一起睡进他的被窝！！！此处我必须要加三个惊叹号而且还要再一次向源泉兄，我们的老班长，道一声谢谢！同时也要谢谢戴老师！源泉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话不多很严肃。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也算带过兵使过枪的，好像当过民兵营长吧。就寝了，我和源泉兄一人睡一头但同一个被窝。源泉兄的被子很大很厚，盖在身上非常舒服。按当时的说法应该是十斤的被子吧。我平时睡觉特别好动，但那天晚上我是一个姿势睡到天亮的，因为我不敢动，我有点”怕”班长。但我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饭，源泉兄不严肃了，话也多了。当年我还没听过”同性恋”这个词。如果这个词在当时就像现在那么流行，我估计源泉兄就不会同意我和他”同床”了。即使他同意，我可能也会逃之夭夭。逃到哪呢?我也不知道。
第一个学期
我们入校后最关心的一件事应该是，国务院的批文什么时候下来。我们是十月底入学的，正式批文下来时，好像是在十二月底左右。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批文应该会来的吧。当时有点轰动效应的一件事是余明德的要求退学事件。我们的班很大有75个人，刚入校名字和模样还对不上号。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还不知道具体哪个人是余明德。批交迟迟不到，明德要动了！余明德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入学年龄为15岁。退学后，哪怕是来年不能再考，后年再考，也依然可以做一位年少的大学生。当然最后他没退学，除了老师做工作，也可能跟批文下来有关。具体原因，看看明德的撰稿就知道了。明德决定留下来学财经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后来成为我们班我们学校唯一一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
第一个学期开学后，头两个星期，好像是半工半读。那时学校的基建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作为首批入校生自然也参加了基建活动。有一次在食堂上政治经济学课，林老师微笑地问我们是哪个班的，吴光大大声回答，我们是劳动班的。林老师的微笑没有了。当然喽，林老师诚恳地问我们，我们应该诚恳地回答。但我理解光大的初衷只是想幽默地反映一下现状。确实我们的劳动时间比较多。我也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走”五七”道路时的情景。金联谊是我们班团支书，比较有军人的气质，阳刚，也很有组织能力。每次劳动都是他指挥。当时我们班有5个带工资的，金书记是其中一位。带薪上学的人应该是大学里的贵族了。记得有一次去食堂买饭，我买了一份红烧肉，金联谊买了两份。也许当年他每次都买两份红烧肉，“偷偷地”吃。红烧肉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菜也是最贵的菜。说到吃饭，有一次我和的下铺邓丰好像还有肖华茵买了一两稀饭四个慢头。后来，又去食堂买了三个慢头。那时我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一顿吃八两。那天是周日，所以有时间吃。
刚刚粉碎”四人帮”，学英语的浪潮汹涌澎湃。当时的英语课是最吸引我的课之一。曲惠忠是我们班上英语最好的，当我们的老师绰绰有余。他当时免修英语，而且能看英语版北京周报，令我非常羡慕。当时英语好的还有：曹棣、肖华茵、王小平、王硕平等。曹、肖的发音非常标准动听，是最佳男声。当时黄老师上课喜欢提问乌励，大概是因为乌励的女声发音很悦耳吧。在另一个极端是老三届的同学。他们感到学英语有点困难。刘源泉、吴光大、梁祖兰、赖传生都说过英语单词难记。但这些老大哥们除了不太适应英语，其他功课都出类拔萃。考前从来没看到过他们复习，但每次考试都是90多分。尤其是梁祖兰，每次考前我看见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睡觉。
另一门让我感兴趣的课是高等代数。刘卫嘉学得最好，每次考试都100分。后来游老师让他到讲合上向人家介绍学习窍门。我依然记得卫嘉当时介绍如何理解微分法则的情形。
在第一个学期里，我们还搞了文艺演出。当时曲惠忠是文艺委员负责抓节目准备与人员配置，他的组织计划能力很强，工作出色。另外还搞了排球比赛。我们班排球队是冠军，因为我们有王牌搭档一周毅、梁天人。天人的二传传得好，周毅的扣球扣得棒。如果当年要办校花比赛，我们班也会夺魁，因为漂亮的女生都在我们班！（摘自《峥嵘岁月稠—江财财经大学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纪念》）
来源：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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