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明海&张曙光｜节选自《文本解读中的“视野融合”》｜原文发表在《山东图书学刊》2010年第2期“专家谈阅读”
视野，又称视界、视域，本意是地平线的意思。在文本解读中，“视界是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1]视野融合，本意是指两条地平线相交融的一种状态。
在文本解读中，是指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所呈现出的相互交融状态。在解释学看来，文本的意义既不是在文本那儿，也不存在于读者身上，它存在于读者视野与文本视野的融合之中，存在于视野融合的无限过程中。
一、效果历史：视野融合的解释学原理
任何理解都是处于历史中的理解。作为对文本的理解，也是这样，读者与文本都处于历史之中，读者的运动与文本自身的运动一起构成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读者与文本构成一个统一体，构成一种关系。“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2]
在一切理解中，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我们理解文本也总是服从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文本的意义，总是与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这就是文本解读中的“效果历史”。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这一概念，他认为，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解释学处境的意识，并以处境意识、视域意识来解释这一概念，“一种解释学处境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前见所规定的”，“就此而言，这些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3]这种视域决不是一种封闭的视域，而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4]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就是一种视野的融合：“只要我们不断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的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5] 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野总是处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一种自在的视野，当前视野的形成决不能离开过去。理解活动总是被设定为在自身中存在的视野融合的过程，新的视野与旧的视野不断的结合成为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此时，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结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体。
至此，我们较为完整地把握了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概念：理解是历史中的理解，历史赋予理解者以前见，这种前见构成了理解者特殊的视域，而这种视域处于一种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于是，理解就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沟通，成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文本解读来说，视野融合就是理解者的当前视野与文本的历史视野的交融。阅读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们从文本中“重新获得一个历史过去的概念，以致它同时包括我们自己的概念在内”[6]。下面，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视野融合”的解释学原理。
（一）文本意义的理解观——“所有的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
在哲学解释学看来，文本不是外在于理解者的客观对象，而是与理解者相互吸引的对话者，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通过以下的事实可以确证这个论点，即在具体处理一个文本时，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解释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解释属于理解所具有的本质的统一性。一个人必须把向他说的话用以下的方式纳入到自身中来，即以他自己的语词说话并提出一个答案。” [7]
在我们看来，伽达默尔的自我理解观包含三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理解的出发点是理解者“自我”的前见与视野。从这个角度说，一切的理解都是属于“我自己”的理解，而根本不存在一种纯客观的理解和完全中立的把握。文本的意义是因为“我”的前见，“我”的期待，“我”的视野去与文本视野相融合、相碰撞才得以产生，没有了作为读者的“我”，文本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所处的历史处境不可避免地将我们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判断等这些“前见”因素投放到文本的理解中去，这时我们所理解的文本，不再是那种异化的与我们相隔绝的文本，而是与我们的思想融在一起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才真正是属于“我”的文本。
所以，一切理解都是包含着“自我”的理解，一切理解无不打上了“自我”的色彩。伽达默尔讲到“自身置入”问题，他认为，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也就是说，自身置入决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视域抛弃掉，而是说我们必须也把自己的这种视域一起带入到另一个环境之中。
自我理解的第二层意思是说，理解的过程就是把理解的文本应用于现在“我”的状况的过程。对“过去”文本的理解不是要我们回到过去，不是要我们“移情”到文本中去，而是要把文本应用于现在“我”的状况。所以读者读一个文本，也就自身处于他所理解的文本的意义之中，或者说，他所理解的文本意义正适用于他现在的处境。
自我理解的第三次意思是说，理解是对“我”的视野的无限扩充。“视野融合”对于新的经验总是开放的，它具有敞开运动的特点，解读的过程就是读者带着他的预期视野去“冒险”的过程，在冒险中，读者的视野不断打破又不断形成，不断修正又不断扩充，处于新旧视野永不停止的融合之中。这样，解读中的“自我”得到一种经验的更新，一种精神世界的升华。作为读者现在的视野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在解读的过程中，“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8]
可见，读者的视野如同地平线一样，随着解读的前行，不断地消失，新的地平线不断地涌现，“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我们把这种融合的被控制的过程称之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任务。”[9]解读的视野决不会存在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存在于一个不断打破、不断形成、不断走向新的融合的过程之中。
（二）文本意义的创造观——“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我们去理解一个文本，总是从自己特定的视野出发去理解，因历史的间距，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解者的前见，甚至是偏见与误解。传统的解读总是要求克服这种由于历史间距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要求超越“现在”的障碍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真实，把握作者或文本的原意。实际上这种摒弃“成见”，追求原意的做法，在伽达默尔看来，就是通过消除自我以达到客观的理解，是决不能存在的。读者的前见不但不可少，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造性力量。理解不是一种重建活动，而是包含解释者自身解释学情境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不去追求终极真理和意义的确定性，而是追求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姚斯继承和发展了哲学解释学有关“前见”的思想，提出了解读的“期待视野”这一“方法论顶梁柱”概念。在文学解读之先及解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读者这种据以解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解读经验期待视野。[10]这一观点正是源于伽达默尔的理解观。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的视野，指向一种期待，“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11]
作为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一种习惯、定势，它总是要指向那些与已往经验密切相关的文本，指向那些业已习惯和熟悉了的文本的样式和内容，使期待视野呈现一种“知觉的定势功能”；另一方面，解读主体并不满足于这种被动的解读方式，而渴求一种解读心理的失衡状态，寻求一种“熟悉的陌生化”的解读心境，从而使期待视野呈现一种主体的创造功能。这样，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时而处于一种交叉、延伸状态，时而处于一种断裂、排斥状态，就在视野的融合与抗拒中，文本的解读与教学走向创造之境——一种文本解读及理解性教学的佳境。
期待视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创造性解读具有怎样的关系？现依据哲学解释学和接受反应文论的有关理论作一把握。从解读主体与解读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它呈现一种交互动态性；从期待视野自身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具有自我否定性；从期待视野的内部构成来看，它具有结构的整体性和模糊性。期待视野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均指向解读创造。现从这三个方面的特点来把握期待视野与解读创造之间的关系。
第一，动态交互性。动态交互性是说读者与文本之间处于一种对话交流的状态：读者的解读期待直指文本，读者的既有经验进入文本；而文本呢，则呈现一种开放性的召唤结构，它需要读者的参与，并在读者的参与中呈现意义生成的无限性。可以说，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在相互交融中创造出文本的意义。文本意义的生成，不是一种发现“原意”的过程，而是一种构建和创造“新生意义”的过程。读者以其文化视野与生活视野去填充、确定文本空白点和未定点的过程，正是一种创造过程。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文本的意义。
第二，自我否定性。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在解读过程中时而融合，时而断裂，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期待视野经由一个同化、顺应的过程，即打破旧有的平衡，建构新的平衡，在自我否定中形成新的视野。解读的过程就是期待视野不断接纳、修正、扩建、调整的过程。当一部新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会把过去的经验视野与眼前所解读的作品相对照，当他接受新作品时，实际上他已对原先的经验视野作了调整和改造，甚至是对作品的重新创作。这种打破旧有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从而实现对自身超越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过程。
第三，整体模糊性。指期待视野具有结构上的综合性和不可描述性。从构成上说，期待视野就是解读主体种种意识形态的统一综合体，既有认知因素，又有情感因素，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既有显意识又有潜意识，是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种种意识因素在头脑中贯通、融合、综合形成一个整体。它表现为一种模糊状态，具有不可描述性。
这是因为：①文本解读时，到底是期待视野的哪一部分意识要素、哪一种意识类型在起作用，是模糊的；②期待视野是一种心理图式，是一个框架，这种框架“虚位以待”，要由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来填充，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东西事先占据框架的哪一位置；③期待视野的各种意识要素或隐或显，或综合作用或独立生成，飘忽不定，不能得到一个清晰的透视。在阅读中，读者视野的这种整体模糊性不是一种缺点，恰恰是一种解读的优势：为了理解本文的意义，读者会以一种创造习惯性直觉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之中。
所以，从读者视野的这些特点来看，解读就是创造。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处境中创造出文本不尽的意义；不同的读者解读同一文本，也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实现文本意义的增殖。让那些优秀的文本在新旧视野的融合中永无止境地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和效果历史。
（三）文本意义的批判观——“提问就是暴露和开放”
理解就是一种视野融合，是置身于传统中的效果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视野融合”没有批判。伽达默尔针对哈贝马斯对他过分注重传统缺少反思和批判的指责，重申了反思批判的主体不可能超出历史之外，批判必然是部分的，必然是从某一特定视野出发的。[12]也就是说，批判是具有条件的，是以不脱离历史赋予的“前见”和视野为前提条件的。当然哈贝马斯的批判，也从另一个角度发展了解释学，给了我们以有益的启发：传统和前见是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不能意味着理解者对其无所作为，相反，应“在对历史的敞开中对传统加以置疑”[13]。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批判理论：
第一，“不同方式的理解”意味着对其他理解者的批判。每个读者的理解视野不同，理解方式也就不同，这就意味着不同读者之间存在理解的分歧、争鸣与对他人观点的批判。批判，不是视野的分裂，而是一种真正的视野融合。这种融合，使不同的视野“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14]
第二，读者与文本的“问答”结构包含着对文本的批判。“视野融合”基于读者与文本的问答结构，而“提问”置文本于悬疑状态。洪汉鼎在解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说，文本提出的问题与解释者自己的提问融合为辩证的游戏，这种游戏被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解释的探究总是超出作者所想的东西，因为解释者虽然很彻底地思考作者所想的东西，但他不能不注意作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可疑性，从而把以前是既成的东西转入问题之中。可见视野融合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一种“共享”、共识的解读，它包含着批判。只是这种批判是植根于历史之中的，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的。其实，“伽达默尔并没有遗漏‘批判’的契机。‘视野融合’如果没有对传统的批判是不可能的。”“伽达默尔的哲学追求的是‘在批判性思考的训练中克服一切独断论’。”[15]只是这种批判是植根于历史之中的批判，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所作的批判。
第三，“经验的否定性”意味着理解者的自我批判。在伽达默尔看来，经验产生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否定的过程。这种经验的否定性具有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意义：“经验不单纯是一种我们看清和做了修正的欺骗，而是我们所获得的一种深远的知识。”[16]所以，经验的否定性，实际上就是对自我“前见”的一种批判。文本解读中，我们理解的文本作为一种可被我们经验之物，就是一个“你”，我们要以完全开放的态度来承认“你”是一个人，真正把“你”作为“你”来经验，我不仅不忽视你的要求，而且还要倾听你对我所说的东西，这样，双方都不固执己见，而是彼此开放。伽达默尔说：“谁想听取什么，谁就是彻底开放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彼此的开放性，就不能有真正的人类联系。彼此相互隶属，同时意指彼此能够相互听取。如果两个人彼此理解了，这并不是说，一个‘理解’、即通观了另一个人。同样，‘听取别人’也不只是指我们无条件地做他人所想的东西。谁这样做，我们就称他为奴隶。所以，对他人的开放性包含这样一种承认，即我必须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17]接受某些反对我们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理解者的一种自我批判。
二、继承发展：视野融合的再“融合”
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观点影响深远。接受反应文论在这种理论的滋养下，标举解读活动的本体地位，彰显读者的意义，关注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交流和作用，倡导一种对话的解读方式。接受美学大师姚斯就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就是作品与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是最新发表的作品，也不是信息真空里出现的绝对的新事物，而是要通过预告、公开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含蓄的暗示把它的读者引向一种特定的接受方式，它要唤醒读者的记忆，引起读者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解读过程中又会按照一定的规律保持、变化、转移和消失。
这里姚斯继承和发展了伽达默尔有关“前见”的理论，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的“方法论顶梁柱”。正如伽达默尔的“前见”或“前理解”一样，姚斯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先于解读的指向文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这种期待视野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的视野相互交融。这样，“视野融合”在姚斯那里，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文本接受更丰富的内涵。不同的读者，视野期待自然不会相同，同一读者，期待视野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对待历史上同一作家、作品，不同时代读者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也不相同。这样，作品的意义潜能在不断延伸的接受之链中由读者展开，不同的视野之间发生新的视野融合。
如果说，视野融合在姚斯那里侧重从读者的角度揭示“文学史作为科学的挑战”的话，那么在伊塞尔那里，则表现为“文本——读者”交互作用，因空白与不确定之域的存在，文学文本内在的关联性被打破，而读者以既有的经验对空白之处加以填补，对未确定之域加以具体化，实现了文本内在意义的关联。这就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视野融合”。这在伊塞尔看来就是“一致性构筑”。
任何一个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融会了读者的智慧、情感、批判、反思的反应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读者与文本的共鸣与震撼，冲突与追问，对话与交流。文本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以创造与再生。正如伊塞尔所说，“对审美反应的分析，必须依据文本、读者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我们称之为审美关系，乃是因为尽管它由文本所产生，但它却调动读者的想像能力和知觉能力，以使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焦点。”[18]这样，伊塞尔的审美反应理论最终发展为一种对话交流主义范型。
视野融合的观点，在读者反应批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那里，则具有不同于接受美学的意义。费什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一种人们可以从一首诗或一篇小说获取到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解读过程中的一种经验。他把解读中读者的主体地位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没有读者的存在就没有文学的存在，文本只是相对于读者来说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文本的客观性是一种‘幻象’（illusion），而且是一种危险的幻象；恰恰是因为作为实体，它的客观性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具有自足性和完整性的幻象。一行字，一页书是一种确实的存在——可以被触摸，被拍照，或者放置一旁——它似乎成了我们与之相联系的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惟一贮藏库。”但是，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与其说存在着倒不如说什么也不是——因此，读者同时会意识到自己也在相应地处于变化之中。”[19]
这里，费什以解读活动中读者的主体地位消解了文本的客观性，以一方的视野融解了另一方的视野。费什说：“所谓反应，当然是指作为读者的我的反应；倘若有人说，由于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同另一个截然有别，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一致的反应。因此，对作品的反应便只能是我的而不能代表任何其他特定的读者。”不同的读者之间会不会有视野的融合呢？在费什看来，解读中会存在一个阐释共同体，“倘若使用同一语言的人遵守一套每一个人都使之内在化了的规则体系，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人的理解力就将趋于一致。”[20]也就是，不同解读者之间可以达成共识，原因是他们在解读时所采用的阅读规则是同一的。这样，费什以阐释共同体内在化了的规则体系解决了不同的读者何以达成理解一致，形成视野融合的问题。
视野融合在普莱那里是什么呢？是作者与读者这两个主体的意识在作品中的结合，是作者的意识和读者的意识变成了一个统一体。普莱说：“在和一本书的遭遇中，那最不同于一般的事实就是你和它之间障碍的消除。你处于它之中；它处于你之中；不再有外在或内在。”因而，读者觉得自己与作品围绕他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一切已成为我心灵的一部分……文学最大的有利条件是我被它说服，就是我摆脱了通常在我的意识和其对象间存在的不一致感”。[21]
霍兰德同样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变化着的客体，“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空间，‘在里面’和‘在外面’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就像我们把客观外在的世界吸收到我们变动不居的心理过程那样。”[22]与笛卡尔的二元论相反，霍兰德认为，经验是“自我和他人的一种会聚和融合”，[2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交往理论”，并以此说明读者反应的创造性与多样性的根源。
总观以上解读反应理论，它们都是在不同的方面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使理解向着主观、客观的融合，理解者与理解对象的对话方向发展，都在不同的方面充实着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
对伽达默尔、姚斯、伊塞尔、费什、普莱等人解读反应理论的探究，目的是要在这些理论的“视野融合”中建构一种适合于文本解读的理论体系。文本解读是一种多重视野的融合：
从学生与文本的关系来说，视野融合既可以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共鸣境界；也可以是打破原有视野的创新境界；从师生之间的关系来说，视野融合既可以是师生之间的共鸣，也可以是师生之间的争鸣。
注释：
[1][12][13]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76、275页。
[2][3][4][5][6][8][9][11][14][16][1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8、390、393、481、393、394、343、391、454、464页。
[7]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 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1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5]丸山高司《伽达默尔视野融合》（刘文柱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8]转引自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19][20]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60页。
[21][22][23]转引自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35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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