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刘子业性情变化无常,袁顗担任吏部尚书,他感到继续呆在京城太危险,寻机要求外出为官,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出镇地方的不仅袁顗一人,孝武帝刘骏第七子临海王刘子顼出镇荆州,袁顗的舅舅蔡兴宗为长史、南郡太守,辅助刘子顼。蔡兴宗劝告袁顗:“襄阳星恶,怎么能去?”袁顗道:“白刃架在脖子上了,哪管什么流矢。今日之行,唯愿活着逃出虎口。天道深远难测,吉凶未必都能灵验。”他游说蔡兴宗说:“现今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不保夕。舅舅出居荆州,掌管八州军事。我在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之遥,水陆流通。若朝廷有事,我们正可共立桓、文之功,岂比受制凶狂皇帝,面临不测之祸更好吗!机会丧失就不会再有!”南朝皇子出镇地方,长史之职极重,刘子顼不到十岁,大权全在长史之手。联合荆州和雍州二州之力,财力可抵半个宋国。
蔡兴宗并不同意他的意见:“我素门平进。与主上太疏远,不见得有什么大祸患。朝廷内外,人不自保,一定会发生变故。如果朝廷内的灾祸得以消除,地方的祸患却难以估量。你打算在外求全,我打算居中免祸,各行其志,不也很好吗?”蔡兴宗认为大变将生,如果发生宫廷政变,成功后下一步就是如何平定同床异梦的地方势力,呆在地方才是大大的危险。
袁顗飞舟似箭,到寻阳才仰天叹道:“现在终于免除大祸啦!”他和邓琬合谋,在寻阳拥立孝武帝之子刘子勋起兵。
不久后建康发生宫廷政变,刘子业身死,明帝刘彧登上皇位。但各地方势力并不承认他,而是纷纷响应寻阳,建康处于孤立。但是,邓琬和袁顗缺乏军事才能,在他们的指挥下寻阳军逐渐丧失了优势。两军进入对峙阶段。
寻阳军屡遭败绩,后勤也逐渐出现问题。寻阳军大将刘胡派部将王起率领一百余艘战船进攻钱溪,在急流险境中,张兴世的部队居高临下,大败王起的叛军。刘胡见自己的部队饥饿疲劳,根本不能再战,为了保存实力,他只好率领残兵退回浓湖。袁顗不晓军事,对待刘胡向来简慢,两人关系不佳。刘胡回到浓湖后,对袁顗撒谎说:“张兴世的营寨已经修好,不可急攻;昨天小战,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失。陈庆已与南陵、大雷各军共同扼住张兴世的上游,我大军在此,鹊头诸将又切断了他的下游;沈攸之等部已坠入了我们的包围之中,不必再为此忧虑。”袁觊对刘胡不亲自指挥作战,十分恼怒,说:“运粮路线被切断,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刘胡狡辩道:“张兴世能越过我们逆流而上,我们运粮的队伍为什么不能越过钱溪顺江而下呢?”在无奈之下,袁顗只好派安北府司马沈仲玉率领一千人徒步前往南陵,迎接邓琬送来的军粮。
沈仲玉到了南陵,装载了三十万斛米,钱和布就有几十船。他们为了运输安全,在船上竖起隔板当“围墙”,想突破钱溪防线。可是,船队行至溃口,不敢前进,只派人抄小路报告刘胡,请求派重兵护送粮队过钱溪。刘胡还没有来,张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等率三千人马直奔溃口袭击了沈仲玉。沈仲玉丢下辎重,逃回袁觊的军营。张兴世部缴获了敌人留下的所有物资;刘胡的部下听说沈仲玉惨败而惊恐不安,其部将张喜向张兴世部投降。张喜的投降,极大地鼓舞了官军的斗志,刘亮向叛军发起了浓湖战役关键性的进攻: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向前推进,直逼刘胡军营,刘胡这时无法制止叛军的败逃。袁觊惊慌失措地说:“敌人已经侵入到了人的肝脾里,怎么能活命!”刘胡正想用计阴谋逃走,欺骗袁觊要率步、骑兵两万,到上游夺取钱溪,顺便到大雷运回余粮。袁觊受骗,派给刘胡精兵良马,让其直奔梅根。刘胡逃到梅根后,又开始行骗,他先命令薛常宝筹集船只,又命令南陵各军全部出发,纵火焚烧大雷各营而逃。到了夜里,袁觊才得到刘胡逃跑的消息,怒骂道:“今年被这小子所误!”
袁觊向部下宣称要亲自追击刘胡,也乘机逃走。随着刘胡、袁觊的逃去,叛军十万人马被刘休仁安抚下来:建安王刘休仁率兵进入袁觊的大营,接纳十万叛军投降,同时派沈攸之等追击袁觊。袁觊逃到鹊头,与鹊头守将薛伯珍部的数千人一起逃走。袁觊与薛伯珍合并后还有几千人马,想共同投奔寻阳。随着夜幕的降临,这伙人住宿在山间,袁觊对部下说:“我并不是不能死;只是想到寻阳向主上(刘子勋)请罪,然后自刎!”当夜,薛伯珍杀死袁觊,斩下他的头颅,前往钱溪向驻守钱溪的官军军主俞湛之投降。俞湛之杀死薛伯珍,连同袁觊的首级一起上报领赏。
袁顗死亡时四十七岁。刘彧非常憎恨他,将其流尸于江,他的侄子袁彖悄悄寻访了四十一天才找到他的尸体,直到明帝去世后袁顗才得以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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