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杨集七烈士》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年日寇包围北杨集村的始末。
原来，伪县长李汉章接到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名单后，十分高兴，并让伪区长给赵春华捎信，说他要会会赵春华。当天晚上，赵春华把中共地下北杨集支部的几位同志招到一起共同商议此事。大家都为赵春华担心，劝他不要去。经过再三考虑，赵春华决定还是要去。
赵春华认为，如果不去，更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敌人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去了也不用怕。
第二天，赵春华同伪区长一起到了聊城。李汉章见到赵春华，说：“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
赵春华说知道，并称，因为翟东成想当村长没当上，诬告他。李汉章借机反问，再选一次行不行?
赵春华当时没看出这是一计，他答应第二天在北杨集召开全体群众会，再次选村长。
赵春华回到家，给同志们讲了见伪县长的情况。大家都认为，全村八成以上的村民都站在他们那一边，当下就通知了全村群众。
当天，沈廷梅正在地委开会，晚上才回到北杨集。赵春华把见李汉章的情况讲了一遍，沈廷梅当时有点怀疑。
第二天，太阳一树梢高的时候，三辆满载日军、汉奸的汽车来到村边突然停下。岗哨发现情况不好，撒腿跑向会场报信，但是已经晚了。
敌人下了汽车，一路在村内搜查，包围了会场，机关枪架在了墙头上。
北杨集革命烈士纪念亭上碑文记载，日本驻聊城宪兵包围北杨集的那天是1940年4月2日。
日寇汉奸互相勾结七名烈士英勇就义
而几辆载满日寇汉奸的汽车包围北杨集村之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赶到了耿家院子里。
当时，翟东成也假装被捕，被绑在汽车上，日本宪兵逼着群众一个个从汽车跟前走过，经过时，只要翟东成闭一闭眼，这个人就立刻被抓起来。
赵春华看到这种情况，知道突围没有希望了，挺身站出来说：“我是八路军。”
日本宪兵队长龟田拉着洋刀，围着赵春华转了一圈，瞪着贼眼，号叫着问道：“还有谁是八路?”“就我一个，与他们无关。”赵春华被捕了。
当翟修安走过汽车时，日本翻译问：“你叫什么名字?”“翟敬申。”翟修安临时化了个名。
这时只见汽车上的翟东成眼睛一眨，翟修安立刻被绑了起来。
“当时，被抓走了7名党员和60多名村民。”翟瑞祯说，这些人都被押到了聊城，爷爷翟修安被抓走时，他的父亲还是只有几岁的孩子。
赵春华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北杨集的村民也四处投靠亲友去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北杨集成了“无人村”。
最后，60多名村民被放了出来，7名烈士却壮烈牺牲。
牺牲的北杨集七烈士是：赵春华、赵春湖、翟修安、王宪伦、张子杰、翟林臣、耿玉明。
据碑文记载，赵春华等3位同志，在聊城被日军杀害，英勇就义。翟修安等同志在1940年被押往济南，光荣牺牲。“有资料说，鬼子一直用严刑拷打我爷爷，他在被押往济南的中途被害。”回忆这些，翟瑞祯眼睛湿润了。
革命火种四处散播抗争精神激励全村
逝者已去，精神长存，留下革命火种四处散播。
七名烈士英勇牺牲，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村里一代又一代的人。
七名烈士牺牲之后，中共地下北杨集支部也无法再在村里开展工作，北杨集支部剩余的其他党员只得四处分散。
翟瑞祯说，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中有个名叫耿新华的，平时做些贩卖花生的小生意，日寇包围北杨集村当天，他一早就去赶集了，因此躲过一劫。耿新华后来听说村里出事了也就没有再回来，到了茌平三十里铺拉游击跟日寇干了起来，解放后，他是博平的第一任县长。另外，还有名叫翟修文的地下党员，因被阳谷一位许姓老大娘救下，更名为许武，在阳谷与日寇做斗争，解放后，成了阳谷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
赵春华烈士的大儿子在河北组织游击队与日寇做斗争，解放后则成了河北保定一机械厂厂长。
除了对其他党员以及自己后人的影响，七名烈士英勇就义精神甚至激励着全村人。
解放战争期间大参军时，其他附近村都是出了数十人，可就北杨集一个村就出了一个连的人。
“百余人吧，具体的人数已经记不得了，一直以来，村里人也是这样说的——大参军，北杨集出了一个连。”翟瑞祯说。
翟瑞祯上述所说，也与北杨集村党支部副书记翟成华所说一致。
因为遇害时七名烈士都还很年轻，如今，七名烈士中三人有后，不过在北杨集村里只剩下了赵春湖和翟修安的后人，赵春华的后人已经在河北定居。“每当谈论起祖父的事儿，都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和使命感，他们真是死得光荣，重于泰山。我们村里的这种英雄精神氛围的确要比周边村里浓厚很多。”说到这里，翟瑞祯眼泪掉了下来，同时也长长吁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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