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如何摆脱经济危机请看上章
第三节
德国经济恢复起来后,其的不定因素重新冒头。这种新的危机源,首先在德国经济最薄弱的外汇和外贸问题上暴露出来。
在经济大危机爆发前,德国在外汇问题上就表现出其独特之处。魏玛时期德国并不实行外贸管制,除谷物等某些产品外,对外贸易一般均由私人资本自由经营。然而经济繁荣时期,复与发展国在国内积聚了大量的资本,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于对外输出,但是因为承担了巨额的赔偿义务为支付手段的外汇还是严重不足。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着手对外汇业务实施管制。1931年7月15日和18日，政府先后颁布两项政令。规定各家银行和机构，必须将外汇支付手段和表现为外币的债权移交给国家银行,此后又禁止其他银行从事期货交易，由国家银行管制所有外汇业务。在这方面，德国有着较好的基础。早在1921年11月,柏林各家银行就建立了“外汇票据交易所”这样一个集中领导机构，负责集中有关外汇的一切业务。1931年政令颁布后,只需把该交易所的权限移交给国家银行即可。此后，国家银行以马克的黄金平价为基础,确定各种外币的行市，出口者应将所掌握的外国债券(即他们手中的外汇)通过各家银行卖给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则负责向商品进口者或资本输出者出售所需的外汇。实施外汇管制的目的,不仅在于避免外贸结算出现赤字,还能避免所负债务超过对外所享有的债权,以稳定马及其黄金平价。办法是尽可能避免人超,以消除需用黄金支付的外债。同年8月1日,政府颁布政令,颁布有关实施外汇管制的规章,强调要保持马克的金币平价、制止资本大量外流和控制外国债券结算。
经济大危机期间,以英国为肇端，大国都走上了币贬值的道路，取得了刺激出口、阻止进口的效果。德国各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都力图维持马克的黄金平价，保持币值稳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1923鲁尔危机期间曾经出现过的恶性通货膨胀起了较大的警示作用，德国民众吃尽通货膨胀的苦头，视其为洪水猛兽,此后的德国政府都把维持货币稳定放在重要位置。马克自1924年以后，基本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币值。对希特勒政府来说，保持马克的坚挺,还承担着为纳粹事业争光、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附加责任。
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英镑美元等货币的贬值、马克的坚挺，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很大的压力。希特勒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以鼓励出口,阻止进口。这些手段包括以下几点。
1.从1933年夏开始,当局准许德国出口商在收取国外的货款时，接受其买主从德国债权人那里借得的马克。当时外国债权人存在银行里的马克存款被冻结.不能兑换成外币,但可按法律规定在德国国内市场上使用，也可售让给进口德国产品的外国商人。由于抛售此类冻结马克的数量较多。其售价就低于官方马克和自由马克的行市。这些冻结马克的名目繁多，按其可用性和来源分类，可分为登记马克、债务马克、信贷马克等等。信贷马克和债务马克的成交价往往仅为其面值的20%，使用这类冻结马克进口德国商品，其价格就大大降低。
2.同年，政府准许德国某些出口商毋需将其在国外销售所得的外汇全部存人国家银行，可将其中部分外汇用于在国外赎买德国债券，此类债券由于国内有关部门停止付款，导致其在国外的标价较低。然后，德国出口商在国内以平价将这些债券转卖给发行单位。这样，出口商就能从中获得好处，从而同意大幅度降低其出口价格。类似的做法还包括准许德国出口商保留一定份额的外汇,以便在国外向德国的债权人购买一些到期未能偿付的债券本息清单。此类票据是可转让的,但在国外的标价大大低于平价，其中的差价可以用来弥补由于马克坚挺造成的损失。黄金兑换银行先以平价从德国出口商手中赎回这些票据,换银行)索取全部债款。
3.定使马变相。种法主要用在德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德国与这些国家签订清算协定后，由于负责清算的机构并未设在国外.德国进口商交付货款时，只须以外国出口商的名义,将货款记入由德意志国家银行掌管的“领属地马克账”或“外国人专用马克账”,外国商人可用这些款项在德国购买德国商品,即通过购货进行清算。如果他们自己不想购买可以将这些马克卖给试图在德国购买商品的人。这些马克在国外是自由标价的,其行市大大低于面值,从而使购买此类马克的人得到较大的好处，也有利于德国的出口。但这种做法的另一个侧面是使德国的进口耗资更多,因为一旦用“领属地马克”支付向德国提供产品的外国出口商,他们无疑会要求按此类马克在交换时失去的价值成比例地提高价格,并由此推动德国国内价格的上涨。
4.通过清算协定扩大双边贸易量。这种做法主要用在德国与东南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中。此类清算协定与上述略有不同,它在签约国双方都设有负责清算的机构,这些机构凭借从进口商那里得到的货款,用本国货币支付给出口商。德国是根据下述原则与东南欧国家进行贸易的,即它在一个国家通过清算购买的商品越多，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同意向德国提供更多的贷款,而且只能通过购买德国商品或促使其国民购买德国商品才能设法收回这些贷款。①这些国家为了利用其清算借据，就日益成为德国的贸易伙伴,而减少在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由于德国商人向有清算关系的国家出口商品既享受不到补贴，也得不到任何回扣，因而这些国家购买德国商品要比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外汇拥有量就会逐渐减少，并使其国内价格日益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其结果,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逐渐陷于依附德国的地位。
上述各种做法,在推动出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尤其是前两种做法,一方面使得一部分本应交给外汇管制机构的出口所得外汇逃避了管制,从而削弱了德国的进口能力;另一方面,又促使德国出口商一味降低出口价格,不愿意想办法提高价格,以换取更多的外汇。德国是一个经济上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国家,进口能力的减弱,很快影响到其扩军备战的进程。政府很快采取措施应对这一局面。1934年3月,国家银行然决定全面缩减民用品进口商业的外汇限额,并且尽可能推迟向进口商提交所需的外汇。同时,政府颁布一项法令,授权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为进口棉花、羊毛、有色金属、橡胶、木质纤维和油料作物设置进口监督机构,以监督原料的收发工作。这些监督机构有权规定原料发送的最大限额,确定商业和工业需要掌握的库存定额。然而，开始时进口商并没有大力配合政府的举措，他们仍然大量购买半成品和制成品，致使全国的外汇赤字有增无减。同年6月14日，德国宣布对中期和短期债务的汇兑全面延期偿付，这些债务涉及马克1.6亿，外汇1.2亿。7月，各债权国，特别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纷纷作出反应，要求德国签订清算协定，规定其必须用出口所取得的部分外汇，自动清偿其部分债务。这样一来，将会进一步减少可供德国使用的外汇数额。与此同时，在1933-1934年的运作中，也表现出德国对外贸易对象的不平衡现象，即它的原料进口主要来自海外，而其工业品出口，主要流向欧洲国家。
为此,沙赫特开始实施其“新计划”(Neuer Plan)。1934年8月26日，他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开幕式，在致辞中公布了这一意图。同年9月,“新计划”正式实施。该计划由一系列政策措施组成，它立足于保持进出口平衡的原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进出口贸易出现顺差。为此，各行业开始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德国工业集团顺应这一需要，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出口企业实施补贴，倡议组建出口补贴银行。1934年底，水泥业、汽车业和人造丝业的企业家先后组建此类银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出口补贴银行”，由黄金兑换银行负责管理。从创建该银行时起，所有工业企业均按营业额的一定百分比向其交纳基金，不同行业的确切百分比，在每年年初下达在某些情况下，可高达8%。时段内项金收益每年可超过10 亿马克。这实际上是用普遍抬高工业制品成本的办法来补贴出口产品，以应对其他国家竞相贬值货币对德国所造成的挑战。相比于出口，“新计划”对进口的干预更加有力。首先,政府要将进口总额保持在出口总额的限度之内。其次，进口总额将在不同种类的进口品之间根据它们对经济的重要性进行分配。被视为“生死攸关的”商品的进口额度最大,其中包括食品、原料和半制成品,而其他商品,随着其“生死攸关”程度的降低，则进口额度就越小。为此，政府新设置了一些进口监督机构，到1934 年底，此类机构已达25个(1939达到28),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负责监督进口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矿物油、工品和工润滑油等产品的机构。些机构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为每个进口商规定一般性限额,而是在与经济集团协商后为每种进口品和为每项对外支付发放许可证。根据德国外交部经济司司长卡尔·里特尔(Karl Ritter,1888-1977)在给全体驻外大使的指令中的解释,以前,是进口货物到关后再申请使用外汇，而“新计划”实施后，进口商必须在准备进口货物前,先申请到外汇使用额度;政府不仅能决定进口何种货物与原料,而且能够决定从何处进口;假如进口商擅自行动,他将得不到所需的外汇。在这些进口监督机构中,有还得到特别授权，当德国国内价格有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之虞时,它自己就可以从事进口事宜。如控制谷物进口的机构，在德国境内按国内的市场价格出售进口谷物，而不考虑其进口价格如何，亏损部分由国家通过财政预算予以补贴。
在沙赫特推行“新计划”时，汉堡市长卡尔·克隆格曼(Karl Krogmann,1889-1978)提出了另一种应对危机的方法,即融人世界经济，放开进口管制,大力鼓励出口。但是，他的主张不能保证重整军备计划所需要的原料进口，因而很快遭到否决。沙赫特的做法尽管不同于以后戈林推行第二个“四年计划”时的做法,但是他的“新计划”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倾向，为“四年计划时代”的到来推开了大门。
沙赫特的“新计划”暂时解决了1934危机，1935年甚至出现了外汇盈余。然而国际大环境却是沙赫特无力改变的。经济危机中各国大打价格战,使得从1933-1936德国口商格下降9%,而其进口商品的价格则上涨 9%。这样,到1936 年,德国必须比 1933年多出口18%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品。与此同时，1935 年秋德国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自 1933 年以来，随着德国就业人数上升,食品需求量不断增加,食品供应紧张状态已经显现,尤其表现在奶油和肉类上1935快导致面包危机”和“奶油 危机”。纳粹党全国农民领袖、政府农业部长达雷,要求把进口食品的外汇从1.24亿马克追加到5.92亿马克重点进口奶油、植物油和饲料，以维护纳粹政权的威望。沙赫特感到为难,因为如此就需要大幅度缩减工业原料的进口数量,以至于危及重整军备的计划。他以此为由拒绝了达雷的要求，因而遭到后者的嫉恨。与此同时,原料的短缺也严重制约了军备工作。1935 年夏由于缺乏外汇购买必需的原料,军需工厂能把生产能力降低到原有水平的70%。同年12,特告知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无力提供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后者提出的加倍进口铜的要求,因为国家所拥有的外汇，连现有的原料进口水平都难以维持。
至此,沙赫特的思想略有转变,感到应该放慢重整军备的速度,调整外贸政策。1936年5月,他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扩军备战的速度已经超过德国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声称国家银行过去已经提供了110亿马克的军费。今后每年只能再负担10亿-20亿马克，不能筹措到所要求的60亿-70亿马克。沙赫特的这番话,遭到戈林的猛烈攻击。
德国的外贸政策乃至经济结构的演变进入了十字路口。是放慢扩军速度,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德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的行列,还是放弃经济原则,绝对优先发展军备,实行经济“自给自足”?如果走后一条道路，由于德国领土上资源配备不齐全,其结果必然是不顾经济成本,开采国内贫铁矿.利用20年代法本化学公司的研制成果,大量生产人造汽油和合成橡胶，或者走侵占他国领土的道路。在争论中，“自给自足”论者经常抬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到协约国封锁的事实,来证明自身观点的合理性。戈林此时已经升任空军总司令,对保证燃料供应很为敏感,再加上觊觎沙赫特掌控的经济独裁大权,因此成为沙赫特的坚定反对者。1936年4月4日，戈林被希特勒任命为“主管外汇和原料分配的国家专员”,有权就外汇和原料问题向各个政府部门发布指令。1934希特勒任命凯普勒担任的“原料问题特别办公室”主任一职随之撤销,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尽可能用德国本土的原料取代国外原料。沙赫特感到受威胁，只得向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求援。他向后者表示:“假如我们再一次向世界宣布决定走向经济独立,那无异于割断自己的喉管,为我们无法必要的过渡段。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的原料对于生产出口商品来说太昂贵了,而出口商品对于进一步的重整军备来说是必需的。”勃洛姆贝格的答复颇具自己的个性:“沙赫特先生:我感到你是绝对正确的,但我深信元首会找到一种解决所有困难的办法。”当时与沙赫特持相同观点的人士是全国物价检查专员卡尔·格尔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呼吁大幅度削减对原料的进口，并回归到更加自由的贸易制度。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商界和涉及出口的工业界资本家,尤其是煤炭业和钢铁业的资本家。
这时，希特勒的独裁地位已经巩固,他同沙赫特之间的政策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改变了以前放手让后者主持经济的做法，开始扶持力主推行“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戈林。1936 年8月，希特勒多次同戈林谈话，商讨相关事宜,最后在上萨尔堡完成了《关于新四年计划的备忘录》。同年9月4日,戈林在内阁会议上代读了这份重要文件。
希特勒在备忘录中强调:我们“不是为经济、经济领导、财政政策而生活;相反,财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和理论,必须完完全全服务于我们人民所进行的维护自身的斗争”。他分析说,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的人口过多,仅靠自己的资源难以养活自己。当我们国家拥有六百万或七百万失业工人时,食品供应状况得到了改善,因为这些人缺乏购买力。然而当这六百万人每月有了40马克甚至100马用消费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他驳斥了发展对外贸易和参与世界经济的主张:“增加我们的出口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上非常渺茫”,“一旦战争爆发,外汇将贬得一钱不值，除非我们拥有的是黄金”。他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取决于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大食物和原料的来源”“用缩减军备生产的方法来缓解当前的某些困难,是不可取的”，“当前面临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意志问题。民族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志,还有必要的决心和韧劲”。他规定了新四年计划的目标:(1)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2)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做到能够应付战争。在这一总目标之下,他还提出了各项具体目标，包括:
与军事、政治备战及民族动员同时进行的,是经济的备战与动员;
凡是国内的生产能够满足需求的地方,必须停止进口，以尽可能多地节省外汇;国内的燃料生产能力必须尽快提高，要在8个月内完全解决问题。合成橡胶的批量生产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
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德国的生铁产量，使用铁含量为26%的本土矿砂,而不用含量为45%的瑞典矿砂,这不是一个经济核算的问题;
必须禁止用马铃薯酿造酒精;
尽快停止进口工业用润滑油,它可以用化学方法从煤中提取;轻金属的产量必须尽快提高,并以此取代某些其他金属;
钢铁的需求必须百分之百地自给自足。大部分基本原料也必须自给自足，省下外汇以进口食物;
经过前面四年的努力，我们在燃料和橡胶供应方面已经能够脱离外国,在铁矿砂方面也已经能部分自给。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生产 70万-80万吨石油，但我们的目标是300万吨。我们的橡胶产量是数千吨，但我们要达到每年7万-8万吨。我们的铁矿砂产量已经从250万吨提高到了700万吨，但我们的目标是2000万-2500万吨，必要时达到3000万吨。①同年9月9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上发表演讲,其中宣称:“四年以后,不管用什么方式,凡能依靠德国人的智慧,依靠我们自己的化学工业，以及我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制作出来的各种原料,德国均应独立地进行生产，不再依赖外国。建立规模巨大的德国原料工业,从经济上看是十分必要的。在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之后,原料工业部门将占用由军事工业部门抽调出来的大量人力。”
10月18日,希特勒签署《关于实施四年计划的命令》,其中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总办”(Beauftragter für den Vierjahresplan),有权调用国家和纳粹党的一切力量,发布相关法规,以保证四年计划目标的实现。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后不久,曾许诺将在四年内实现某些目标,因而被认为开始实施第一个四年计划,而1936开始实施的是第二个四年计划。然而，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地位更显赫,目标更明确,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大,因而它所覆盖的年代被称为“四年计划时代”。
戈林为实施第二个四年计划，在原“主管外汇和原料分配的国家专员署”的基础上组建“四年计划中央办公室”，由保罗·科纳尔(Paul Körner,1893-1957)任办公室主任和全权总办助理。中央办公室下设六个办公室，分别主管:(1)本土原料生产(包括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2)原料分配;(3)劳动力使用;(4)农业生产;(5)价格监控;(6)外贸与外汇管理。为了更有效地干预相关政府部门的活动,戈林巧妙地任命劳工部国务秘书担任“劳动力使用”办公室主任,命农业部国务秘书担任“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把这两个部同四年计划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并逐渐蚕食它们的权限。四年计划并非纳粹德国一种完整的国民经济体制。虽然其管辖的范围随着军备步伐的加快而逐步扩大,但主要仍集中在外汇、粮食、备原材料的生产、进口与分配、代用材料的开发等方面,是一种向全面战争经济过渡的战争准备体制。除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部门以外，国民经济的其余部分仍然在沙赫特的主管之下。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沙赫特经济体制与戈林掌管的四年计划经济体制并行的局面,同时夹杂着沙赫特与戈林两人之间尖锐的职权划分与争权夺利斗争。
在希特勒执政的最初几年,经济界(农业除外)与国防军一样,都是尚未被纳粹一体化的领域。大企业界在同纳粹党结盟的基础上,承认纳粹党在政治上的统治权，同时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自治权。面对四年计划垄断资本集团发生新一轮分化组合。对于强调“自给自足”的方针,珀恩斯根联合钢铁厂和罗伊施好望冶炼厂等部分企业表示反对，勒西林工厂和曼纳斯曼康采恩等部分企业表示赞成,法本工业公司为首的大型化学工业界.却积极参与开发人造汽油和合成橡胶的项目。法本工业公司理事会理事卡尔·克劳赫(CarlKrauch1887-1968)和其他许多成员，都在四年计划领导机构中担任要职。对于私人企业界，希特勒曾经明确表示过:“经济部只能规定国民经济任务，而私人企业则要完成这些任务。如果私人企业认为对此不能胜任，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自动去完成这些任务。”面对钢铁工业界的犹豫，纳粹政权发起组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Reichswerke Hermann Goring),结果持反对态度的大企业主屈服了，他们担心失去有利的国家订货和参加建设国营工厂的赢利机会。
建立“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是组建“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在一次大战结束后划归法国，德国所能开采的铁矿大多品位较低,绝大多数贫铁矿实际上已被废弃。为了达到钢铁资源的“自给自足”,1937年7月23日,计划全权总办的身份发布一项政令,铁新公司不计成本地开采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等地的贫铁矿。此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官方评论,解释此举的目的，并鼓动私人企业参与其间。报纸强调，国家认为由私人开采和加工铁含量极低的贫铁矿,这种经营是过于冒险的，另一方面,国家筹建这家工厂的目的在于干预私人活动从就私营工业。同时,评论也强调指出,在人能自身的力量和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四年计划所定任务的那些领域,交营工业企业经营。《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就曾写道，“国家在开始阶段负责领导新建的公司这一事实,不管怎么说都不应该被解读成国家试图建立国营企业”新建公司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私营工业企业可自由参加。1“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初建时，仅拥有500万马克的临时资金，但到1938年，其资金总额就增加到4亿马克,其中2.65亿的原始股由国家认购,1.3亿的优先股由资本家认购。凭着这些急剧增加的资本,该公司从1938开始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简称“维亚克公司”(VLAG)的一家控股公司,全称“工业企业联合股份公司”。这家公司持有国营企业的大量股票,电厂、金与机械厂、石和石灰厂等企业拥有大量投资。戈林工厂主要收购它属下的冶金企业。1938 年，戈林工厂又按市价170%的价格向维亚克公司购买博尔西希股份公司面值2656万马克的股票，从而得到了拥有5000万马克资金的博尔西希股份公司。德国实施对外扩张后，戈林工厂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肆攫取占领区的工矿企业，实力急剧膨胀,由此戈林成为纳粹党党棍兼任新财阀的典型。1940年底,随着戈林工厂规模的急剧扩大,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将之划分成五个公司:赫尔曼·戈林工业公司,资金25亿马克,负责领导整个国家工厂;赫尔曼·戈林军需品与机器公司,资金08亿马克;赫尔曼·戈林矿产与高炉公司,资金5.6亿马克;赫尔曼·戈林内河航运公司,资金0.123亿马克;阿尔卑斯采矿公司,资金18亿马克。1942,该垄断企业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共拥有117家工厂,69个采矿和冶金企业，156个贸易公司，46个运输企业,15个建筑企业和几十个其他企业,经营大批煤铁矿、冶炼工场、武器和广播器材厂、化学工、轮船运输公司、饲料批发商店和不动产公司。1943年总资产达到60亿马克。
至于从全国范围看,德国为落实自给自足政策究竟花费了多少资金，这是较难精确统计的数字,一般认为大致在200亿马上下。另外此类开支并非全部由国家承担,私营企业与私营银行提供相当数量投资，国家只是对这些投资的盈利性和分期偿还提供了担保。而在国家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从银行得到的优惠贷款往往比它们自己的基金还多。如从
1938年底至1941年底，13家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基金增加到1.79亿马克，而银行竟预支给它们1.47亿马克，贷款额达到企业股金的82%。而其中的某些企业，所获贷款额竟然超过资本额，如库尔马基人造毛厂的贷款额是资本额的126%，伦茨人造毛厂为184%。从4-4就可以大致看出投资的情况。
考察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可以通过多个角度来进行，如4-5和4-6分别反映了相关年代德国原料增产和进出口贸易变动状况
在实施第二个四年计划的过程中,沙赫特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继 1937年9月被迫“请假”权后1正式解除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的职务。然而,暂时保留国家银行总裁职务的沙赫特,利用国家银行对政府的独立地位，继续坚持其“紧货币”的金融政策。他一再上书希特勒、警告说“通货膨胀的危机在即”,并在138绝给军备信贷拨款。当1938年1月刚刚出经济部长的冯克表示国家将不兑付“梅福票”时·沙赫特指责“这是恶意骗”，“并非因为国家没有支付能力，而是因为国家宁肯把钱用于其他方面,即用于军备”1沙赫特呼吁国家银行起来保护其金融货币体系。1939年1月7日,国家银行董事会在致希特勒的呈文中,响应了这种对“官方毫无节制的开支”的指责,并认为“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摧毁中央银行的货币汇率”。②希特勒视之为大逆不道，立即于1月9日解除沙赫特以及国家银行董事会其他成员的职务，由冯克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并顺势改变政府同国家银行之间的关系。
德意志国家银行自1924年8月改组以后,取代“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的功能，重新成为货币发行机构。根据章程规定，它尽管以货币发行银行的身份始终与财政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却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任何管辖。经济大危机期间,在德国发生汇兑危机之后,政府在1931年9月任命一名国家专员,负责监督信贷机构的活动,并在与国家银行保持接触的情况下开展工作。1933年希特勒理后进一步修订国家银行的章程,使该银行有权收购公债,以影响交易所的公债行市。1939 年6月15日,希特勒趁国家银行总裁更换人选之际,发布一项重要法令,将国家银行置于政府总理的直接管辖之下。此后,该行购买和销售的国库券总额，以及给予国库的预付款总额,都由总理确定;总理还有权处理有关货币的一切问题。据此,政府能够比以往更容易地取得国家银行的现金，而国家银行却受到各种限制，只能靠印制各种票据向国家预付现款或购买国库券，这就为通货膨胀敞开了大门
打字打的手都麻了（躺平 ，下期搞个番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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