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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担任北平和平解放见证人,19年后被捕入狱,毛主席: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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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3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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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解放军围困北平,傅作义派车将一民主同盟成员接到中南海居仁堂,开门见山道:

“我想与共产党和谈,您的意见如何?”

此人回答:

“和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总司令应当机立断!”

“我想请先生代表鄙人出面与共产党和谈,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我不是国民党官员,可能代表不了您,不过我可以成为你们中间的见证人,帮您传达意见,但您仍需派出一名代表与我同行。”

图|傅作义

于是,傅作义派代表周北峰和此人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

在两人的努力下,傅作义与共产党共同签署《会议纪要》,共产党不费一兵一卒,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性事件。

这个人就是张东荪(sūn),中国民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的地位在民盟内部跃居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主席亲自出面,将他定性为“坏分子”。

19年后的1968年,他又被警方以“叛国罪”逮捕,关进北京郊区特种监狱——秦城监狱。

一个在为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为何跌落神坛,成为一名叛国分子?

后来的日子里,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以至于让他晚节不保?

一、早年为民主政治奔走呼号

张东荪于1886年12月9日,出生在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父亲是为官清廉,可惜生不逢时,当官无望,转向治学,诗文造诣不凡,对两个儿子的影响很大。

张东荪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旧式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即中庸、清高、自命不凡、爱好名誉。

1904年,张东荪考取官派留学资格,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日本他看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深知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产生了强烈的入世救国之心。

1907年,他结识了前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遂与友人蓝公武等人创办了《教育》杂志,大肆宣传教育救国理念。

这份杂志虽然不久就停办了,但却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了国内,堪称张东荪以后以“政论家”身份“指点江山”的首次尝试。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身居北京的张东荪迅速南下,参加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南北议和后,他退出新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三个多月的从政经历让他看到了目前中国政局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

他认为:

“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全是干政治的人才,坐而论道的政治批评家也何尝不是国家的一种需要?”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是一位极为活跃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评论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他对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内阁制、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

图|张东荪

1917年,张东荪开始主编当时著名的《时事新报》,第二年创办副刊《学灯》。在他主持下,《学灯》逐渐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

1927年,由于国内被白色恐怖笼罩,张东荪感觉“自己完全成为了他人的喉舌”,于是彻底脱离报界,从事教育,先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尽管张东荪一心想要脱离政治,从事新文化运动,但满腔热血使他无法完全与政治隔绝,他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两者之间。

1931年10月,他与张君劢(mài)、罗隆基在北京成立“再生社”,有“再造中华民国”的意思在里面。

1934年10月,他与张君劢在天津召开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

该党的理论基础是“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提出“修正民主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虽然张东荪早期并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并且对辩证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但通过“哲学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并最终接受与其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抗战期间正义凛然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的号角在中国吹响。时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局势,他提出调和共产党与国民党,要求两方同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1938年6月,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借会议之机准备将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看出国民党并不打算真心与共产党合作,他知道国民政府不一定会采纳自己的意见,遂扫兴而归。

在燕京大学教书期间,他一边讲课,一边关注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情况,暗中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前往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或者西南大后方。

他预感美日必然开战,提出先行解散燕京大学,将教师和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者西南大后方,他自己却留在了北平。

1941年,国社党与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东荪任中央常务委员,后兼任秘书长。

同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强占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另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被押送到旧北京大学的红楼(日本宪兵总部),关进大牢。

图|张东荪

由于张东荪在当时是中国知名学者和哲学家,早年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人妄图拉拢他为自己做事。

他们邀请张东荪当“教育部长”、“北京市长”。张东荪不像周作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利用各种借口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张东荪回忆道:

“他们想让我答应与汪伪政府合作,我'狡猾’地说:'我向来是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他的政府也是国民党,我绝对不可能与他合作。’”

后来日本人又要张东荪劝降被拘留中的共产党员,将他们感化,让他们如实招供。

张东荪回答道:

“共产党不是抓住、虐待、枪毙就能够扑灭的。”

1942年2月,他已经被关两个多月了。日本人见他嘴硬,将他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后来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在这一期间,张东荪自杀了四次都未能成功,经常与监狱守卫厮打,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

6月18日,张东荪被日本军部判处监禁一年半,缓期三年。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写了一张“出狱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人保释出狱。

在北平的这三年,他表面上获得自由,实际上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每天日本宪兵都会去他家拜访,真正的目的是监视他。

虽然张东荪一直有逃上北京西山的想法,但由于身体抱恙,最终没能实现。苦闷之余,他开始靠写作打发时间。在这一期间,其独立的知识论体系、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理论逐渐形成。

三、担任北平和平解放见证人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国共内战。张东荪开始放弃此前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第三条道路(融合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体)”设想。

他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图|张东荪

此后,张东荪开始秘密和中共高层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种思想和行动的调整,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扮演“牵线人”的角色准备了条件。

1948年6月,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平津战局十分危急。傅作义作为华北“剿共总司令”,不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遭到破坏,成为民族罪人。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早已进行的平津战役开始收尾。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打破僵局,中共找到当时声名赫赫的张东荪,希望他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

此前,傅作义也早就向中共联系人表示过,他希望请第三方面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间斡旋的意愿。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

“我们希望傅作义派出一个有地位、有能力的代表与张东荪先生,一同出城密谈。”

军委致林彪的电报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就是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读者,也是撰稿人。

毛主席认为张东荪是闻名全国的“抗日教授”,他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容易被知识分子接受,所以主席明确提出,请张东荪联系并参加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充任“见证人”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张东荪欣然接受,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在与傅作义的会晤过程中,他用尽全身解数,从天下大势、傅作义的处境到其应该选择的道路,终于使对方放弃了继续抵抗的念头,同意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

1月10日下午,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与林彪、聂荣臻,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

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必须在14日前答复。林彪、聂荣臻依次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轮到张东荪签字时,他拒绝了:

“我是民盟成员,不能代表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中间充当调停人和见证人。”

接着,他又对周北峰说:

“我不回城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东荪十分自豪地认为,使北平这座千年古城免遭战火,是他这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件好事。

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京大学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

“北平是一个精美的花瓶,傅作义是躲在里面的老鼠。老鼠固然可恶,但如何让老鼠出来,又不损害花瓶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

图|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颐和园的一次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张东荪说: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功劳在张先生!”

四、“张东荪案”东窗事发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

10月19日,毛主席将他任命为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只是张东荪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不久他将为自己幼稚的行为买单。

读者朋友还记得我开头提到,张东荪性格里有中庸、清高、自命不凡等文人性格吗?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晚年可被这样的性格害惨了。

签订完《会议纪要》后不久,张东荪果然与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到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拜见了毛主席。

会谈中,毛主席批评了张东荪提出的“中间路线”和反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观点,认为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虽然这次谈话让张东荪感到苦闷,但并未改变他反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思想,他认为:

中国如果想要平稳发展就不能与美国对抗,不能当美苏争霸的牺牲品。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在政协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

在政协会议选举新政府主席的不记名投票中,他投了毛主席的反对票。毛主席以575比1(共有576名代表)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国家主席。

图|毛主席

毛主席倒是对这个结果无所谓:

“少一票就少一票吧!谁都有不选我的权利,要尊重事实。”

选票这件事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下面的事情可能要让大家大跌眼镜了。

张东荪不认可“一边倒”,同时又感觉说服毛主席是不可能的。他想起了自己的锦囊妙计——中间路线,企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民间渠道向美国表示:

中国绝对没有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攻打中国。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东荪遇到了自称与美国有联系,实际上是美国间谍的王志奇,并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

1950年初,王志奇暗中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在计划过程中。

张东荪听完,认为世界的局势果然按照他想的一样,他急忙恳请王志奇:

“能不能转告美国政府,战火千万不要烧到中国,留着中国,看以后的改变。”

王志奇故意引诱张东荪,说他的话不够分量,没有什么可靠性。为了证明自己在中国政界呼风唤雨的分量与能量,他竟然糊涂到,将当时尚属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用笔勾出交与王志奇,令其转美国国务院参考。

后来,张东荪总算察觉出王志奇的异样,断绝了与他的联系。不久后,王志奇被警察逮捕,他在供词中一口咬定,是张东荪主动向自己提供国家机密,并要求其转交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

刑侦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查,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以及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毛主席却对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顺便也教育一下高级知识分子中崇美思想严重的人。

1952年8月7日,毛主席对前来为张东荪求情的梁漱溟说:

“彭真已经向我报道了此事,他要将张抓起来,我认为不必,文人造不了反。但我以后不愿再见到他,先看他如何向我检讨吧!”

后来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4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

“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

图|李维汉

李维汉替毛主席讲出张东荪的要害:

“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

毛主席说:

“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以后不能与我们一起开会了。让他自己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主席的这句话,是给张东荪定性为“坏分子”了,他只能辞去职务,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

五、张东荪被捕,死于狱中

被定性为“坏分子”的张东荪,自然不敢再住在燕东园了。于是,他举家搬到校内朗润园178号,将燕东园的房子让给了别人。

1952年燕京大学撤销,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张东荪的“工资关系”也随之转去。

此后十几年时间里,张东荪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但一个“国家叛徒”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只能赋闲在家,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

1960年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

1965年,张东荪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37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

1968年1月,已经80多岁高龄的张东荪被人以“叛国罪”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他被捕后不久,长子张宗炳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但他们父子互相并不知道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此后几年,张家人没有见过张东荪,直到他的女儿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信中没有提到张东荪,只询问了张宗炳的下落。

图|周恩来

这封信竟然转交到了周恩来手中,他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

据说张东荪在临终前,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和解并且发表了《上海公报》,激动不已,竟老泪横流,喃喃自语道:

“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啊!”

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狱中,终年87岁。

纵观张东荪的一生,可以看出他还是非常爱国的,不然他也不会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中找平衡,积极避免内战的爆发(虽然没有成功)。

可是他在晚年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并私自传送国家机密文件给对方,可谓愚蠢至极。

其中的道理哪怕一个没读过书的放牛娃都能明白,但张东荪竟敢直接跳过中央政府的批准,胆大包天,在未清楚王志奇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将国家的机密交给他。

可见张东荪当时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性,太过理想化了,所以他悲惨的结局也许并不是偶然。

最后,笔者还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将自己知道的国家机密透露给别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 END .

文:苟日新

编辑、排版: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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