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红利的结构性分析和形势预判[1]
尹德挺
摘要：本研究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2年劳动力市场数据，深入分析了首都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和走势。研究发现：第一，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充足，但未来可补给的人口减少；35岁以前户籍就业人口占比不高，户籍人口分年龄别的就业率“两头”偏低；第二，2020年以后，支撑北京人口红利的人口流出省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减少，北京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都会受到影响。由此判断，未来北京将可能遭遇“用工荒”，既有“总量荒”问题，也有“结构荒”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加快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提升就业需求层次；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同时，充分调动户籍人口参与就业。
关键词：首都北京；人口红利；流动人口；户籍人口；用工荒
从2004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出现“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短缺逐步成为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遍现象。近些年，“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从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扩散到我国中西部的部分省份，甚至扩散到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翟振武等，2011）。那么，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的重要集散地，首都北京短期内是否也会遭遇“用工荒”，人口红利是否会迅速消失，并对首都的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些都是亟待回答且应高度预警的人口经济问题。本研究利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和2012年北京劳动力市场供求数据，初步分析首都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和未来走势，对首都是否会出现实质性的“用工荒”问题作出形势预判，以期为未来的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和预警。
一、北京人口红利研究的文献评述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并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报告中开始使用“人口红利”一词；此后，布鲁姆与威廉姆森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从目前的文献看，关于北京人口红利及用工荒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类为劳动力资源丰富论。“六普”数据表明，北京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两头小、中间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且伴随外来人口的不断流入而将持续一段时期。北京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4-2017年达到高峰，高峰人口规模在1280万人左右，年龄构成将从以年轻型劳动力为主发展到以成熟型劳动力为主（张丽萍，2008）；还有学者认为，奥运会促进首都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导致更多的流动人口流入北京（陈卫，2008）。
第二类为劳动力老化论。有些学者认为，北京市将经历一个较短的劳动力资源“黄金时期”，2015年前后将可能会出现劳动力资源规模和比重的双重绝对下降，进而面临严峻的劳动适龄人口老化的挑战（童玉芬，2007）。
第三类为劳动力供不应求论。有研究表明，在2010年至2020年之间，北京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劳动力需求，2020年以后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可能加剧。原因可能包括，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全国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等因素（周祝平，2007）。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尽管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明显的供不应求状况，但还不能判断北京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仅仅是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一个途径，在我国现阶段，通过“非正规”途径实现就业的人口比例还很高，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所反映的北京劳动力供需状况只是表明了目前北京劳动力供需关系的一个趋势，未来北京仍然是一个吸纳流动人口的重要城市（王文录，2008）。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北京人口红利是否消失”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定论，而且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北京就业市场中究竟是哪类人群、哪些职业会率先表现出实质性的用工短缺，仍不明朗。利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劳动力市场供求数据，这些问题会得到怎样的解读？这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北京人口红利的结构性分析
总的来看，北京市常住人口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未来需要更多补给。2010年“六普”数据表明，北京市常住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为168.7万人，占8.6%；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621.6万人，占82.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0.9万人，占8.7%。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少儿人口比重下降5个百分点；老龄人口比重微增0.3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4.7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进程减缓。可见，北京市劳动力资源丰富，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不过，从人口年龄金字塔来看，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底部收缩”态势，也就是说，未来新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将会出现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受外来人口流入影响较大，常住流动人口的年龄集中在20-39岁，这部分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62.8%，而16-34岁常住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52%，已经成为北京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人群。“六普”数据还表明，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35.7岁，常住户籍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41.5岁，常住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9.6岁。因此，在假定经济发展方式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可能需要其他外省市流动人口更多地补给。
图1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金字塔
2、常住户籍人口：总量相对充足，但部分年龄段就业率有待提高
（1）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充足，但未来可补给的人口减少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目前北京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是相对充足的，15-64岁人口为978万人，占常住户籍人口总量的77.83%，65岁以上人口仅占12.6%，不过，未来进入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明显减少，0-14岁人口仅占9.6%。
图22010年北京常住户籍人口年龄金字塔
（2）35岁以前的户籍人口就业占比不高，年龄别就业率“两头”偏低
从“六普”就业结构数据来看，北京常住就业人口约为977万左右，其中，常住户籍就业人口529万左右，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4%；从就业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16-34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户籍人口占40%，35-64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户籍人口占67%，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常住户籍就业人口占常住就业人口的比例逐步上升。由此可见，在35岁以后，北京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就业人口比例较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户籍人口的就业率呈现“两头偏低”的情况，即在20-24岁、55-59岁、60-64岁组就业率分别仅为33.95%、29.74%和10.16%，这些年龄段的劳动力资源存在很大的开发空间。
表1
| 常住外来就业人口占比 | 常住户籍就业人口占比 | 合计 |
16-19岁 | 92.42 | 7.58 | 100 |
20-24岁 | 69.08 | 30.92 | 100 |
25-29岁 | 54.17 | 45.83 | 100 |
30-34岁 | 51.13 | 48.87 | 100 |
35-39岁 | 45.52 | 54.48 | 100 |
40-44岁 | 38.46 | 61.54 | 100 |
45-49岁 | 25.34 | 74.66 | 100 |
50-54岁 | 17.74 | 82.26 | 100 |
55-59岁 | 19.67 | 80.33 | 100 |
60-64岁 | 25.61 | 74.39 | 100 |
表2
| 常住外来人口就业率 | 常住户籍人口就业率 |
20-24岁 | 66.44 | 33.95 |
25-29岁 | 75.26 | 73.06 |
30-34岁 | 76.06 | 78.82 |
35-39岁 | 76.11 | 79.04 |
40-44岁 | 75.73 | 77.92 |
45-49岁 | 73.35 | 70.35 |
50-54岁 | 59.68 | 50.07 |
55-59岁 | 39.11 | 29.74 |
60-64岁 | 19.74 | 10.16 |
（3）户籍人口在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具有明显优势
从行业分布来看，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常住户籍就业人口明显高于常住外来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中，常住外来就业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分布状况：在常住外来就业人口中，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占比稳居前三，分别占29.5%、17.7%及9.2%，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薪金待遇较低，且流动性较强；而常住户籍就业人口则集中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文体教育卫生和科研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资金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薪金待遇较高且具有较高的职业评价。
从职业分布来看，北京常住就业人口的分布与行业分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常住外来就业人口仍聚集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两大职业领域集中了326.74万外来从业人员，占流动人口从业人员总数72.87%，而常住户籍就业人口多分布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职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常住就业人口中，在中高端就业市场上，户籍人口要比外来人口更具优势。
3、常住流动人口：黄金劳动年龄段的主体人群，但2020年以后明显减少
（1）主要来源省份：冀豫鲁皖黑
从2010年普查数据来看，北京常住流动人口达704.5万，占常住人口的35.9%。常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涉及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82.5%的流动人口来自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地区。从流动人口的来源省份看，56.3%的流动人口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和黑龙江五个省。其中，河北省来京人口最多，为155.9万人，占常住流动人口的22.1%；其次是河南省，为98.0万人，占13.9%；山东省位居第三，为59.8万人，占8.5%；安徽省、黑龙江省的来京人口分别为43.0万人、40.3万人，分别占6.1%和5.7%。
（2）主要来源省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2020年以后供给明显萎缩
从支撑北京的五个人口流出大省年龄结构来看，“六普”数据显示，目前除黑龙江省年龄金字塔底部有明显收缩之外，其他四个省份0-14岁人口所占比例依然较大，这对于北京来说，似乎是一个较好的人口信号，然而，从五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抚养比来看，虽然五省的总抚养比均低于50%，但五省的老年抚养比均大于10%，属于理论上的“虚假人口红利”(梁海艳等2012)，这与现行的生育政策及人口流动有很大关系。如果不考虑已有人口的流出以及其他省市人口的再流入，从未来5年至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来看，五个人口流出大省中的部分省份将可能会出现15-64岁人口规模的减少。到2015年，河北和黑龙江将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略微减少，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河南、安徽和山东将依然会增加205万人、71万人和7万人；然而，到2020年，除河南依然会增长80万人以外，其他四个人口流出大省都将出现较大程度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届时，五个人口流出大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会缩小约393万人左右。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五大人口流出地劳动力资源补给不足将会对北京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图3
表32010年六省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
省份 | 0-14岁 | 15-64岁 | 65岁及以上 | 总抚养比 | 少儿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
北京 | 8.6 | 82.68 | 8.71 | 20.94 | 10.41 | 10.54 |
河北 | 16.83 | 74.93 | 8.24 | 33.46 | 22.46 | 10.99 |
黑龙江 | 11.94 | 79.78 | 8.28 | 25.35 | 14.97 | 10.38 |
安徽 | 17.77 | 72.00 | 10.23 | 38.89 | 24.69 | 14.20 |
山东 | 15.74 | 74.42 | 9.84 | 34.37 | 21.15 | 13.23 |
河南 | 21.00 | 70.64 | 8.36 | 41.56 | 29.73 | 11.83 |
表4
| 2010年 | 2015年 | 2010年 | 2020年 | ||||
15-64岁人口数 | 15-64岁人口比例 | 10-14岁人口数 | 60-64岁人口数 | 劳动年龄人口净变动 | 5-9岁人口数 | 55-59岁人口数 | 劳动年龄人口净变动 | |
河北 | 5384.14 | 74.93 | 327.39 | 342.25 | -15 | 404.13 | 480.70 | -77 |
河南 | 6642.33 | 70.64 | 616.02 | 410.89 | 205 | 648.00 | 568.04 | 80 |
山东 | 7128.88 | 74.42 | 477.15 | 470.08 | 7 | 496.79 | 663.48 | -166 |
安徽 | 4283.98 | 72 | 355.72 | 284.70 | 71 | 332.56 | 364.13 | -32 |
黑龙江 | 3056.62 | 79.78 | 169.75 | 181.93 | -12 | 149.72 | 267.83 | -118 |
合计 | 26495.95 | 73.7 | 1946.03 | 1689.85 | 256 | 2031.2 | 2344.18 | -313 |
（3）北京未来的“用工荒”：流动人口聚集的行业短缺明显
“六普”数据显示，在2015年左右，五大人口流出省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在人口流动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将为北京继续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北京常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动，北京将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北京的经济持续增长潜力依然强劲。然而，在2020年左右，除河南省以外，其他四个人口流出大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北京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从北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北京劳动力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是在2004年第一季度。此时，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供给人数，此后，供不应求的状况一直保持至今。进入2012年第二季度，需求人数更是迅速增加，需求人数超过了供给人数的三倍，达到28万人，供需缺口达到19万人。2012年第二季度北京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分别是餐厅服务员、厨工、营业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推销、展销人员、清洁工、电信业务人员、话务员、饭店服务人员、保管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和部门经理。可见，北京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职业主要集中于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这也是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职业。未来这些行业中流动人口的补给状况将对北京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更加深刻地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2020年以前，户籍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充足，但未来可补给的人口减少；35岁以前户籍就业人口占比不高，户籍人口分年龄别的就业率“两头”偏低；第二，2020年以后，支撑北京人口红利的人口流出省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减少，北京常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都会受到影响。由此判断，未来十年北京将可能遭遇“用工荒”，既有“总量荒”问题，也有“结构荒”问题。
三、延续首都人口红利的对策分析
未来北京人口发展有两个不可逆转态势，即劳动力规模的萎缩和劳动力资源的老化，进而影响首都的经济发展。面对这一趋势，为了延续“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应该未雨绸缪，早做应对。
（一）加快北京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以劳动力数量为基础的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利于构建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挖掘以人口素质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红利。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在目标导向上，要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就业持续扩大，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能力提升的有机结合；在具体措施上，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继续加强劳动力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订单式培训的职业教育新模式；通过培训补贴、免费培训、培训就业一体化等方式，进一步做好就业技能培训工作。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就业需求层次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未来北京的发展要由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子，注重把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兼并重组、淘汰落后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尽快完成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和“五小”企业的退出任务。传统落后产能的大力淘汰和新兴产业的大量发展，必然会带来与之相应的就业结构变化，有助于就业需求层次的提升，有助于北京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大量依赖，从而为推动自主创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创造广阔空间。
（三）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同时，充分调动户籍人口参与就业
从制度层面看，要积极推动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逐步实现本地化，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人口自由流动扫除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要组织专项调研，深入研究部分年龄段户籍人口就业率不高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就业补贴、税收减免等多种制度安排，鼓励企业招募本地人口，提升户籍人口就业意愿和行为，从而减少对流动人口的过度需求。
参考文献：
[1]翟振武等，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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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丽萍：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4]王文录，北京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与京津冀人口流动，《人口学刊》，2008第4期。
[5]周祝平，北京市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6]童玉芬，齐晓娟：北京市劳动力资源变动历史、现状及趋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7]童玉芬，奥运活动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影响的定性定量分析，《人口研究》，2008年第1期。
[8]梁海艳、徐行、代燕、陈瑞生，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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