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谁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情绪不好，影响出勤率、离职率，激化上下级矛盾，甚至引发生产事故和刑事案件。英国的一家咨询机构研究显示，每年由于压力造成的健康问题通过直接的医疗费用和间接的工作缺勤等形式造成的损失达GDP的百分之十。
近年来，境内外一些单位实行 “情绪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台湾一家企业员工每月可放4小时“情绪假”。如果上班时觉得心情不好，一次就可以请2小时“情绪假”，出去看电影、喝咖啡。每次公司还補补助员工200元新台币。这样的好福利让办公室气氛温馨，员工流动率低，不少人都抢着来公司。宁波一家化工公司实行“情绪假”，一线职工请此假，班长就可以批；班（组）长请此假，主管或相关负责人就可以批。员工休“情绪假”，工资、奖金等待遇不受任何影响。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某市法院实行“情绪假”，干部职工因身体不适或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导致思想波动较大，情绪不好，就可以申请休假。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深得法官欢迎，还提高了办案质量。某矿综采区只要哪位职工情绪不好或者有心事，在班前会上提出，可以请假休息一天，等调整好情绪再上班。 “情绪假” 试行两年多，基本消除了职工因情绪不佳而引起的安全隐患。
对实行“情绪假”，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但事实证明：利远远大于弊。既然如此，我建议：中国应尽快立法推行 “情绪假”。
如果能实行 “情绪假”，定能带来利国利民的诸多好处：
一、中国共产党以关心民生著称，推行 “情绪假”，体现了对人民的最大的人文关怀，就会更得民心。
二、“情绪假”成为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益。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基本需求已经不是仅仅是满足温饱，而更需要的是人文关怀，需要的是社会尤其是上司对其情感的尊重。
三、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很多单位的实践表明，推行“情绪假”创造了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劳动者有了一份好心情，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人们担心的出勤率下降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
四、全社会的幸福指数会大大提高。目前影响公民幸福指数不高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其中工作压力太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因为推行“情绪假”而实现快乐的工作，这种情绪传导到家庭，社会的幸福指数自然会提升。
五、会促进社会治安的改善。“情绪假”让劳动者的情绪有了发泄管道和调节的手段。因情绪不好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大大减少。美国有一位警察局长曾经利用改变市容环境调适市民心情而达到了减少犯罪的目标。那是20世纪70、80年代，纽约以脏乱差闻名，环境恶劣，同时犯罪猖獗，地铁的情况尤为严重，成为罪恶的延伸地。1994年，新任警察局长布拉顿，别出心裁，通过整治环境来改善治安：地铁车箱干净了，站台跟着也变干净了，站台干净了，阶梯也随之整洁了，随后街道也干净了，然后旁边的街道也干净了，再后来整个社区干净了，最后整个纽约的治安变了样，成为全美国治理最出色的都市之一。其实，推行“情绪假”来改善社会治安的方法和这位警察局长的方法相比，投入成本要小的多。当然，通过改变市容环境调适市民心情而达到社会治安改善的方法也很好。
尽管如此，一项新的制度的推出肯定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情绪假”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科学设计才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进行哪些制约才能避免特权阶层对其进行滥用。都需要在立法时予以考虑。只要大的方向确立，一些枝节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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