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是两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与弗里德里希·尼采共同的诞辰。不只是巧合，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也不无联系。在这个特殊的日期，不妨来学习一下福柯继承自尼采思想的“伪装”概念。
我们之前说到福柯要研究某种真理、经验或者主体形式是如何“伪装”成真理的真理游戏问题，而且熟悉福柯作品的人都知道福柯通过真理游戏、真理运作和话语建构的陈述学意识，对某种真理和知识假扮成客观与绝对真实的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抗议和批判，他通过对疯癫、知识、罪犯、性压抑假说等的研究表明今天的真理只是一种真理的标准化形式而已。
福柯的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实现了对各种先设主体和真理的警觉和批判，也就是说，福柯解构、撼动了真理和知识的神话地位，而这是他分析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的基础，那么他解构、拆穿这些神话的资源是什么呢？“伪装” （simulation）显然是一个切入福柯哲学的很好的概念。
在此，我们正是想通过“伪装”这个关键词，通过与尼采在真理批判和知识批判上的继承关系来阐明福柯真理游戏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
正如以下现象的复杂性一样：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理论在法国被不同的哲学家接受，就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派别；现象学、胡塞尔等在法国与萨特、梅洛庞蒂的结合和与概念哲学（philosophie du concept）的结合启发了相反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在旅行中几乎介入各种哲学派别中；因此要描述在福柯身上发生的那种学理的化学反应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是借着尼采将“伪装”的哲学问题做一更深入的分析。
这是一个小视角的分析，同时它也符合福柯对局部化批判方式的肯定：“近10年或15年出现了……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抑制作用……这1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局部化批判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
所以这里在讨论尼采与福柯关系时，并不需要建立统一体制和统一的影响关系，而只需要深入一个问题即可。不过，虽然我们不是全面讲二者的关系，但是，我们基于的事实仍然是“谈论福柯绕不过尼采”，而且在讲到“谱系学”时我们还要讲到尼采，这里先讨论“伪装”这个概念在二者之间建立的联系。
尼采的时代即19世纪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当然，那个时候“科学”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物理学、生物学等完全不同，毋宁说，那个时候“科学”并非是一种学科的概念而是一种知识之方法论的概念，是一种求索的现代精神的表征，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和批评精神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自诩为科学家。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当时“精神态度”这个意义上，界限并不是很明显，这种19世纪的知识语境对尼采有何影响呢？我们能怎样设定这种影响呢？
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当时任何重要的学科资源都会对哲学思考产生实际的影响，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的成果可以转化成一种哲学认识论的思考（在下文我们也会发现这正是法国科学史认识论研究学家如巴什拉、康纪莱姆等所从事的思考）。
在19世纪，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在生物科学内的发现无疑影响了众多的社会思潮。达尔文不仅以“人不过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环节”——即使是最高环节，也未脱尽动物性——取消了人的尊贵性和不可一世性，而且他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随着资本主义精神渗入社会的各领域，这一点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也是有迹可循的。在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达尔文“伪装”（simulation）这一生物学概念对尼采的影响。
达尔文的“伪装”这个概念使尼采颇受启发。我们知道在达尔文那里，生物为了幸存，它们有时候会“伪装”成别的东西，即不是它自身物种或状态的东西。这样，尼采认为人也会“伪装”成别的东西，人也会伪造不同的状态。
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首先就是为了幸存，即安全，保护自己；其次还是为了幸存，但是更好地生存，那就是“愉悦、快乐”。然而，人与动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人不是在身体上把自己染成绿色，或者说换身衣服就可以自我保存，就可以避免天敌的侵犯。那么人类要怎样呢？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人类的天敌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只准备从尼采的角度做一个历史的限定和说明。这样，我们必然找到的还是达尔文，找到“斗争”和“竞争”的生物学现实。
参照霍布斯的理解，我们可以设定人类的永恒状态就是斗争状态，人类害怕残酷的达尔文定律：竞争、斗争。所以，这种丛林法则告诉人们必须在竞争中成为胜者（当然霍布斯假设的是让渡权力保证大家都能幸存）。
达尔文所说的生物学现实在人类社会也很受用，人类害怕斗争，害怕斗争中的失败，进一步而言人类害怕虚无，“虚无”对尼采而言不是没有，而是没有遮蔽，暴露出赤裸裸的斗争状态或残酷状态，这是人们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也是人们没有勇气面对的。
这样“伪装”和“遮蔽”就出现在人类社会，他们要遮蔽的就是这样的残酷状态，他们要伪装成“人类不是这种状态”来求得安慰。所以无论是斗争还是虚无都使得人类要去“伪装”成真理以攫取优势地位，以掩饰生存的残酷和死亡的逼近。
那么，如果人类不是像动物一样伪装成别的物种，他们又如何伪装和遮蔽呢？他们伪装的伎俩又是什么呢？这就要继续前面的生物“伪装”讨论说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复杂性。参照中国古人刘勰的说法“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 而人则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我们会明白，与动物之“纹”，与动物之形态可以类比的不是人的发肤，而是人的心、言、文。
简单说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语言、文章，用现代术语说就是人的知识活动。人可以改变的是这些东西，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装扮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这样，人的“伪装”这种自我保存的行动就不是体现在身体发肤上，而是体现在“言”和“文”上，我们可以不准确地说人的“伪装”体现在为了自保和快乐而不断用“语言”“隐喻”等以科学和真理的名义制造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谎言）的活动上。
这个活动不仅遮蔽了残酷的斗争事实，而且使人们能够以看似合情合理的外表来攫取“真理” 的价值地位。获得这一位置的人进而会借着真理的名义试图一方面遮蔽斗争现实，一方面销蚀失败者的意志，告诉他们真理和意义是什么来巩固胜利者的地位，并宣布已经确立的真理标准都是善的和永恒的，已经有的知识都是客观的。其实这都是赋予“一己之私”以合法性的手段。
然而，这样的运作使得人类历史就变成寻找意义、知识以对抗在时间中走向必然消失的活动。知识也演化为理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志，而远离“快乐”的生物性目的。这就是尼采所谓的“真理”和“谎言”，尼采并不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将真理与谎言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与伦理学之外的生存联系起来。
通向真理的途径根本不是善、美，而是“谎言”和“残酷的事实”；人们不是为了善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遮蔽残酷才伪造了真理，这就是尼采式的颠倒和反讽。
人们需要通过伪装成真理和知识的话语获得安全和快乐，获得活着的感觉。人们用知识来美化世界，使得世界多姿多彩，而事实上，生命活动是残忍的和丑陋不堪的。所以，没有艺术和知识所假造的愉悦，人类会过着悲惨的生活。
尼采翻转了知识的命题：事实上，知识是被制造和发明的，而语言、科学是制造知识、真理的工具，它们也是“制造”的本体和“被制造者”的家园所在。这也就回应了我们上文所说的“言”与“文”才是人类可类比动物“纹”的地方，这种类比就预示着动物通过改变“花纹”（如颜色等），而人类则通过操练语言、文章和知识制造“伪装”的事实。对此青年语文学家尼采的描述非常清楚：
我们已经看到起初是语言致力于概念的建构，再后来是科学接管了这一工作。就像蜜蜂同时既用蜂蜜构造细胞又用它们来填充它们一样，科学永不停息地致力于伟大的概念之墓穴，感觉之墓穴的建构工作。……构造隐喻的动力是基本的人类动力……这种动力通过提出新的迁移、隐喻和换喻而不断地使概念的范畴和细胞变得令人迷惑不解。
它不断地表明一种重新装饰将自身呈现给路人的世界的热望，以至世界将貌似梦中的世界一样，多彩、不寻常、永无结束，同时又连贯统一、充满魅力且永远常新。……帕斯卡尔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每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我们将像我们被日间所见的事情充满一样为（梦）所充满。（快乐原则，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和艺术是如何地建构着生活和每日生活的真实。伪装是多么重要啊！）
这段话也说明为何我们需要虚构的艺术家。我们从来和已经处在一种伪装和假造的过程中，大概这就是尼采所谓的，在“上帝已死”之后我们无法面对“虚无”的悲剧内涵。正如前文所述“虚无”是没有被遮蔽的残忍的真实，我们用伪装掩饰着它，不断推迟它的到来和对它的洞见。
我们已经肯定，在尼采的历史机缘中，对生物主义的人的本性的强调是达尔文与他共有的成分，只是尼采将其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