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的空壳。
所谓诗歌“草根性”的提出，和先锋话题的回潮，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都向我们提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某种内在焦虑。
赖或煌：2004年的诗坛还涌现出许多新的话题，比如：1、究竟应该写作主观的诗还是客观的诗?2、经过“精神大解放”、“诗体大解放”后的新诗，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新诗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困境？3、“先锋”是否已成为一种怀旧的遗产？4、“诗歌是否需要强调道德力量”？ 5、“新诗是继承还是革命”？此外还有“是诗歌还是垃圾”、对“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新评价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有人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等理论，引起诗坛的关注，并带来了新的争论点，都为2004年的诗歌增添了一份热闹，也反映出诗人、诗评家们可贵的探索精神和求真态度。
刘金冬：我想从2004年诗人的诗论谈起，并从这些诗人的诗论出发引出这一年的诗歌问题。总的说来，那些成名诗人都很活跃，他们对诗歌的一些根本问题都发表过比较系统的个人见解。这些见解对比他们以前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可能更理性、更辩证一些。我大略把诗人诗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诗是什么”“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另一类是从诗歌文本或诗歌问题出发，更多地涉及诗歌写作的内部问题。
张桃洲：我简单地谈谈阅读2004年诗歌的一点观感。我的整体感觉是，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写得不错的人也很多，但没有出现值得奔走相告、获得众人认可的作品，也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诗人。尽管某些刊物也推出一些新人，尽管也有一些诗人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他们的写作很快成为自己或他人的复制对象，马上被平面化了。这或许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状况的延续——新诗在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发生一些也许是细微的变化，而我们还无法很快地感悟到其中的全部。
另外，我想单独就一个方面来谈谈这一年的诗歌，事实上也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诗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刚才各位谈诗歌刊物时比较宏观，对单个诗人的状况把握不够。其实在2004年，一些诗人的写作在悄悄发生细微变化，在他们的诗中，原来那种紧张的词与物的关系舒缓了，把表面上刺一样的东西放到语言内面去了，语言的尖锐被内在化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以后的新诗写作发生什么意义，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放弃原来单纯地致力于语言效果的企图，试图转向对诗与世界关系的重建。我觉得这是新诗很重要的一个趋向，也许是新诗寻求突变的突破口吧。
王光明：2004年在许多方面的特色都可能是过去一些年的承续，“多元共生、众声喧哗”，诗歌创作和活动都比较活跃，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写作共存、人性美的展示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共存、消解深度与追求深度并存，这三个并存使得诗歌的面貌多姿多彩。比如比较分散的个人从各个角度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探求。我在上次海南会上的发言是“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写诗”，其实“个人主义的时代”和“个人的诗”在概念上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个人主义的时代，既有非常自由也有非常复杂的东西。在那个会上，我也对另外一个问题提出了看法，比如“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在个人主义的时代是否可以得到延续?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是对立的，但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自由”、很多诗都能够发表的环境里，声称“民间”和“知识分子”其实都要涉及独立性的问题——这是写诗的前提，因为只要写诗都要对生活和世界有独立的看法，所以把“民间”和“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身份”，已经变得可疑了。在这样一个各种复杂性都存在的时代里，诗歌对写作者的考验就变得特别严峻。过去我们可以依靠题材，或者依靠社会本身的敏感性取胜，但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今天，一切题材、主题甚至风格、技艺都得自己去寻找。同时，因为这是一个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时代，读者对写作者的要求也会更加苛刻。写作不再仅仅是某种单一的眼光就可以得到满意的评判了，因为不同“身份”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诗歌也就变得特别具有过渡性特征。或许也正如桃洲所说的，它是准备好诗和更有力的诗人的时代。因此从读者的角度看，2004年的诗歌可能会让人觉得非常贫乏，给人印象深刻的好诗确实还太少。
另外一个方面，从研究诗歌的角度看，2004年可以说是比较让人振奋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似乎开始浮出了地表，让人觉得，重新审视和梳理这些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包括伦理、“草根”和先锋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实质，不能循着已经走过的行不通的老路，要看到问题里面的问题。如果可以从中提取比较有价值的反思，或许可以给诗坛给未来的诗歌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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