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谈“非二元对立”、“反对二元对立思维”。也许言者没有意识到：当他说出这两句话时便已在否定的表达式中肯定了它，因为这两个短句中包含的“非”/“是”，“反对”／“赞成”正好构成他们自己要否定的“二元对立”结构。但是，谁能不“二元对立”地思考和写作呢?除非你能做到从思想与表达中完全彻底地取消掉所有的反义词、褒义词和贬义词，以及一切形容词，并最终放弃评价、评说和评论！一个写作者，只要他还要坚持一点什么，维护一点什么，或主张一点什么(姑且不说他还要肯定一点什么反对一点什么了)，他就必然是“二元对立”的。在我们所知的以反对“二元对立”而著称的人物中，德里达本人就是最“二元对立”的——当他主张一种“绝对地颠覆一切辩证法、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本体论”③的写作的时候，当他要坚持一种“自觉的无终结性、自觉的敞开性、自觉的欠缺哲学封闭性为标志”④/sup>的写作的时候，他就已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处境：因为他所要否定和主张的东西正好构成一项“二元对立”结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明，那么请看：
——绝对/相对；颠覆／捍卫；神学／人学；目的论/非目的论；本体论／反本体论等，构成第一段引语的“二元对立”项。
——自觉／不自觉；无终结性／终结性；敞开性／封闭性；哲学／文学等，构成第二段引语的“二元对立”项。
我立即就想到：连这项规则的制定者本人都没有遵守他制定的规则，我们这些局外人又何必要让它捆住我们的手脚呢!
换一种角度看，就算我们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带给汉语文学的也不会是节日，而只能是灾难。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始源”可以成立，那就必须否定“天才”、“天赋”、“才华”以及“灵感”、“灵性”、“悟性”这些东西，因为“天”、“灵”、“悟”不管是作为超验存在，或作家艺术家对这种超验存在的感知，它们都同时暗示着某种“始源”。而在所有作家艺术家的体会和经验中，“天才”、“天赋”、“才华”、“灵感”、“悟性”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而不可否认的。取消“天才”、“才华”、“灵感”，文学艺术就从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变成人人都可以操作的技术，如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作家艺术家一样。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始源”的本意，但它显然是与文学艺术的事实不相符的。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等级”可以成立，那就没有了“伟大的作家”和“小作家”的区别，就没有了“优秀作家”和“一般作者”的区别，没有了“杰作”和“平庸之作”的区别，一切划分都不能成立。文学史上也就没有了什么“大师”、“经典性作品”，甚至根本没有文学史!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消失了，文学作品与财务流水账的区别没有了。这必然导致艺术个性的消失，使文学艺术成为众口一辞，千人一面的东西。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等级”的本意，但这难道是文学艺术自身所需要的吗?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标准”可以成立，那就没有任何一种判断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可以接受的(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因为没有标准，每个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说等于没说。这样，艺术首先不能成立了(“艺术”之为“艺术”当然有一个标准)，文学批评跟着不能成立了(没有标准文学批评是无法进行的)，后现代主义也不能成立了(“后”当然也是一个标准，否则何必要分什么“现代”与“后现代”呢)，连德里达也不能成立了——我们谈“解构”、谈“后”什么的，当然是以德里达的理论为前提的，那么德里达以什么为前提呢?以他自己，以他自己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认识为前提的。我们用德里达、福柯的观点来证明我们的正确(这就已经有标准了)，那又由谁来证明德里达们的正确呢?显然无法证明，因为德里达是要取消标准和权威的，按照他的理论，他自己不能证明自己正确与否。以一个不能证明其前提正确与否的前提为理论准绳，这不是中国后现代批评的一大悲哀吗!取消“标准”，也就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前提。也许，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标准”的本意，但这难道是文学批评所需要的吗?!
最后，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价值”可以成立，那就必须要取消文学。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它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即使把它贬低为消费品，它也包含着消费价值——而后现代主义是消解一切价值的。这样剩下要做的便是：作家要么不写，或者写出来就把草稿撕掉(自娱式的语言游戏到个人为止)，而不必送去发表并印成书给读者阅读，由批评家评论——因为这正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的必要环节；评价则是使一部作品的隐含价值呈现出来，并通过一些价值词把它确定下来。在这里，“评价”这个动词暴露了批评家“价值奢侈者”的真正面目：因为正是“评价”使用着价值词，也创造着价值词。它不仅是一切艺术批评的实际运作方式，也是价值的主要操作方式。所以要消解价值便必须取消评价——这样便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使文学批评不能成立和存在。文学批评便在这种价值消解中同时被消解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终结，也许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价值”的最终目的，但这也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的最终目的吗?!
三、创造本土的中国当代诗歌
作为边缘文化(或如詹姆逊所说的“少数话语”)的中不能在中国本土实现其价值呢?这固然与国内多年来意识形态标准对艺术价值标准的干扰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诗人的心理向度和诗歌作品的阐释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愿地把汉语诗歌的阐释权交给西方人，由他们对我们作出西方标准的价值评价，而我们依赖和信赖这种评价。正是这种“媚外情结”使当代汉语诗歌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沦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着部分。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第一要做的便是收回阐释权，不再依赖那个西方中心的价值判断。我们构成一种价值，我们就是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代汉语诗歌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和评价在中国本土上实现。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二亿人口；对于任何一个中国诗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价值空间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舍本求末，到很远的外国去寻求别一种语言的承认和奖励呢！
深入当代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诗人作为这一切的参与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次的激动总使我们的希望接近于落空。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哈维尔、米沃什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阅读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常常发现：中国诗人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诗人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诗人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在才气、技巧、信心这样一些常常被人们过份强调的东西之上，总发现中国诗人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诗人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总是闲适，总是逃避，从当下现实滑过或避开。那些逃避当下现实的“闲适”写作者们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所谓的“纯艺术”，似乎一个诗人只要一介入了当下现实，其作品在艺术上便不纯了。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或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关注了他们时代的现实而被人们视为不纯，相反倒是更因此而保证了他们作品的不朽性质。一部作品的“纯”与“不纯”，和作品的题材及年代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作家的才华与智慧。“纯艺术”的说法一旦作为逃避的借口，便成为一种可厌憎的东西，我们可以宣布不要这种”纯”而葆有伟大的艺术!因此，深入当代便首先要破除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戒律，打开一切禁忌之门。不割断过去，不放弃未来——更不滑过现在：当代、当今、当下，我们身心交困的具体处境。唾弃闲适人格，多一点道德勇气；唾弃急功近利思想，多一点甘于寂寞的耐心。不是滑过或闪开，是进入，紧紧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属之核，展现出它的全部黄金与黑铁的性质。不是对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移植，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无条件认同。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只有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入揭示中才能获得。
面对生存
毫无疑问，对生存的介入或逃避是衡量一个诗人真诚与否的主要标志。一个真正的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诗人与普通大众的区别便出来了：普通大众总是深陷于个人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属于本民族而不理会这个民族，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而不关心整个人类。他们的身心总是被具体的生活琐事纠缠着，困扰着，占领着，因此他们的体验和话语便只具有私人的性质。我称之为诗人的那些人则无此种局限，他们常常生活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中，能无障碍地感受民族和人类的一切，因而他们个人的生存是和民族、人类的大生存相通的。犹如一条溪流与江河的关系：在溪水注入江河的那一瞬间，江河也以它博大的胸怀进入这条溪流，并把它充满。他是作为民族的一员、人类的一份子而思考和写作的，个人与民族相关，个人与人类相关这样一种思想，使诗人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在生存的深度上，这种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隐匿的一切不是虚无，它留存于典籍和歌谣中，比神话和传说更经久耐用。不管你是用它擦脚或裹头，都不会改变它的高贵质地。它留存于我们的血液和记忆中，规定着我们，不管我们怎样否认和拒绝都是徒劳！它总是不容置疑地把祖先的音容笑貌浮雕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豪或痛苦。历史是不可改变地据我们为它有的，我们只有欣然地接受它，犹如自豪地接受我们的族籍和姓氏一样，然后承担起它的全部自卑与光荣。还有对死亡的承担。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之外，人类已先我们死过很多次了。正是死亡的滋养使我们学会生存，性格开朗。有正常的死亡，也有意外事故，还有自杀、他杀与屠杀！暴力的阴影始终在我们头顶晃动。每死亡一个人，我们便跟着死去一次：每出现一次暴力，我们身上便增加一道伤口。起先是父亲的死，母亲的死，然后是朋友和兄弟，比我们年轻的反而先我们而去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因不同的事件而一次次死过，又顽强地活着。在死亡的明亮阴影中，我们把世界看得非常清楚。既然死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我们只有主动承担起它，用笔和心灵，把有死的生转变成不死的死，并以此战胜死亡。在更高的审视中，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同谋。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看见一切的同时便双眼瞎掉!最后是对人的整体承担。不是消解人、放逐人，而是建设人、充沛人、大写人，重建人的价值和定义。西方当代哲学中的反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不过是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伸手东方的又一只手影而已，只有斩断它，中国诗歌才能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根深叶茂地壮大。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目的。我们承担起它，便是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意义、痛苦与美，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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