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就知道效果或者一首诗的有效性比较难一些。一个诗人在写作之前就说他的下一首是“重要”的诗，那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诗人，一般的诗人没那么牛。
诚如你所言，“诗到语言为止”的确是个老话题，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殊语境中产生的，是对当时还弥漫在诗坛的意识形态写作的一种反拨，呼吁诗歌回到语言，重建诗的语言秩序。你只能将它作为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说法，如果作为诗歌创作“语录”，就要上当，诗人通过词、通过语言向可能进军，诗人也是通过词、通过语言来确立自身，这是一个进步。
你说词与物的关系究竟带给诗人哪些困惑?解决词与物的关系是不是就意味着跨越了诗歌创作的障碍?还有就是写作的人容易因急于确认自己的身份而陷入诗歌写作的误区等等。其实，我的想法是，诗人急于确认自己的身份并没有错，每个进入自觉写作状态的诗人都有确立自己的面孔和方式的要求，并由此进入语言的操作层面，落实在语言上，语言催生诗人。但对语言的顶礼膜拜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不能。这只能是一个虚拟的假设。语言可以将语言自身作为惟一源头，并由此获得新生的动力吗?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诗人的问题只针对语言，语言只在语言的假想层面上才成立，它不可能解决诗人的一揽子问题，即使他自认为如此也是做不到的。在词与物的关系中，执于一端，就能带来语言能指的直接享乐和盛宴?只是一厢情愿的一种话语幻象。
词与物的关系带给诗人的困惑也不仅是现实中的词不及物等问题，或者单纯理解为一个技术问题，技术可以破解呀，它只要存在于某个意义上。就是说对真正的诗人而言，语言还只是个小问题，永远只是个序幕，这又必须回到词与物的关系上来，回到初始观念上来，因为我在前面说了，词与物的关系，追究到终结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涉及人的标准和价值观。诗人的事业就是在限制中寻找无限可能，事物不只是隐藏在词的背后，而是相互隐匿。词与物的关系无法解决，你所说的障碍就永远存在，这没有办法，诗人的努力可能就是在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中去建立词的伦理。
车前子：我说的好戏在后头不是说我对未来有所企盼，无非是我对自己不够满意。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好戏在后头，是句俗话，我说了，没什么深意。序幕过后或许什么也没有。或许永远是序幕。只要是艺术，就没进步这一说。它仅仅能够变化。
我们已经到了没什么可写的时候，一切都那么多，而不是少。正是“多”使我们没什么可写。汉语诗歌的问题不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诗歌之中既没有词，也没有物。勉强有的只是字，一些字，几个字，被神魂颠倒排列在那里的几个字。没有形式，没有经验，也就说不上游戏。游戏就是形式，就是经验。诗歌有到什么为止的话，我想是到文字为止，但我相信连文字也是能被超越的，当一首诗能让大家措手不及，与其说是艺术观念的)中击，不如说是帮助某些人超越了文字。
汉语的美已经被涂抹掉了。我们在用假定的语言写作乙没有记忆。我在另一个场合说过，再说一遍：
一个诗人没有当代生活。我说话就是主观，说出来后才知道。我一直想把话说得客观一点，却越说越离谱——谱(我在这里把“谱”主观为乐谱。如果是家谱、光谱、摆谱的“谱”，另当别论)在作曲家手下是主观，在演奏者目前又成了客观，所以我的话或许又是客观的。但我不知道客观在哪里。我同样不知道哪里有主观。我没有说没有主观和客观，我说的只是我不知道主观和客观。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话就是主观”，完全客观得很。换句话说，所谓诗歌就是一种主观，所谓当代生活就是一种客观。换句话说，所谓诗歌就是一种客观，所谓当代生活就是一种主观。换句话说，所谓诗歌就是一种客观，所谓当代生活就是一种主观。换句话说，所谓诗歌就是一种主观和客观，所谓当代生活就是一种客观和主观。换句话说，所谓诗歌就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否定，所谓当代生活就是一种客观和主观的肯定。这么换了几次，我觉得稍稍接近我的想法，就是：
诗歌是主观和客观的否定，当代生活是客观和主观的肯定。
我不知道主观和客观，但我有否定和肯定。这么一想，突然又觉得“诗歌是主观和客观的否定”云云，也不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真实的想法是我没有想法。诗歌拒绝想法——它是否定的方式；当代生活更不需要想法——它是肯定的方式。以致连否定和肯定也缺乏界限。想法是界限。既然是想法，必定是界限。界限总是早被安排好的结果——它是退回去的策略、权威和回忆，还不是回忆，回忆是另外的缺乏界限。
我对观察家保持着华丽的敬意，我却无法观察，比如观察当代生活——因为我不知道客观。我之所以不知道客观，是因为我从不知道主观。
“我有什么主观啊！”这是我的格言。
我用否定着肯定的否定写作诗歌——这是我的生活，没有当代的生活。我这几年的发现是没有什么当代生活：当代是比生活更大的虚构(生活是比诗歌更大的虚构)。
或许也没有诗歌：诗歌是迟来的事物。
我竟然又不能“空”在梦幻想象之中。
我在另一个场合说过，再说一遍，就是这么回事。
陶文瑜：老车的说法有点意思，我比较赞成，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上一辈还真有点匆匆忙忙登场，萆草了事收兵的感觉，问题不在我们，也不在诗歌。武打小说为什么好看，因为里面有了武功的成长，我们是一下子长大成人了，一下子到了山顶上，留给我们的余地太少了。
说起《他们》我倒想起个事情来，我最近读到了韩东的小说《扎根》，真是不错，文本有意义，语言也有意义，而且不留痕迹。我就想到诗歌，诗歌其实是一种内功，就像样板戏里说的，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喝了。
李德武：我基本赞同小海的观点。诗歌的语言问题决不能降低到或简单到语言学上来认识。深层次说诗歌的语言问题不是简单的表述问题，即语境、语速、语调问题，而是生存状态问题。20多年的写作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所以，词语的意义并不在于是不是拥有及物性，也不在于对概念(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而仅仅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呼吸和心跳。诗歌必须从本文回到心灵本身，才能找到她持久生存的本源。在这方面，长岛也是深有体会。不过，小海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词的伦理”，我觉得疑惑。我不知道应该在审美的高度来认识这个“伦理”?还是在某种道德的角度去估价它?倘若是前者，我倒更愿意把这个“伦理”叫做快乐原则。因为，即便在诗歌的话语中存在某种“秩序“，那也是心灵在对美感应中留下的轨迹。而倘若是后者，我就不可能接受了。我无法想象，让渴望自由无羁的心灵最终归于某种词语伦理的约束，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要说词语的伦理，我觉得只有在一种伦理，那就是违背自己心性是最不道德的写作。
长 岛：老车说得太玄了，我有点听不懂。我宁愿相信自己的诗还没有写好，也不相信理论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具体的帮助。老车呵，这就是我们之间距离，反正你一说话，我就得仰视你；一仰视你，我的脑子就晕了，没办法。不过我认同德武刚才作的一番小小总结——的确如此，从深层次来讲，诗歌的语言问题确实不是简单的表述问题，即语境、语速、语调问题，而是一个写作者生存状态的问题，语言只是他的这种状态的具体反映。
说一点技术上面的看法。我想，对一个诗人来说，技术永远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诗人不断深入下潜的工具，就像潜水艇。它不仅使一首诗的生成有着多种乃至无限种可能性，同时也是直接检验一个诗人具有多少创造力的重要表现。从我个人的写作实践来说，我觉得它的最重要之处还在于让我在一首诗的具体写作过程中，在对相对应的词与物的寻找中，找到最准确的搭配，并且不断地激活它们，使得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所谓举重若轻，就是我对自己诗歌的理解和要求。诗歌应该是记录我们心灵、也是我们生活最本质的那部分。德武刚才提到“诗无进步可言”这样的说法，我倒觉得颇有意思。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看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呢。
小 海：我一提出这个概念，就想，坏了，一脱口而出就要被你们抓住不放了。早知道换个说法。简化一下，这么说吧，伦理就是秩序。而诗歌中的秩序化又是我们大家反对的。那么就是人在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中去建立诗歌的个人伦理吧。
好像现在大家对当前的诗坛都不满意，又似乎大家都很清高，事不关已，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不针对别人，是说我自己。想一想就知道，都说诗坛不行或者诗歌不行，实际上就是说自己不行，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这样说不是硬要把诗坛和我们扯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本份的诗人，不是所谓的“大嘴巴”。想想，一个时代，没有个人认同的诗人，我不是说集体认同或集体创造出的诗人，也不对头呀。原则上每个人都会说，上帝死了，我认同我自己呀。那么，个人写作是最好的托词和挡箭牌。记得我也曾在以前的文章里提过个人写作，至少是对此表示赞同过吧。问题是这么多个人写作，又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了，个人写作都在哪儿了呢?疑点出来了，没看到那么多个人写作啊。还是那么多一窝蜂的平面化写作。只是我孤陋寡闻?也许。诗人们很多时候都像我这样只是在自问自答。那么，就把你的个人化写作上升到在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中去建立诗歌的个人伦理吧，这是不是真正的个人化写作?即建立个人的诗歌秩序，与我们共同反感的那个“诗歌秩序化”相抗衡，在这里，我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诗歌秩序化”作为一个传统来理解。这是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并就事说事。
谈到伦理，总让人想起道德、规范等等，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是宁可不用这个概念。德武甚至说出“我无法想象，让渴望自由无羁的心灵最终归于某种词语伦理的约束，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愿意把这个“伦理”叫做快乐原则，我也不会反对。这样说吧，符合我们心性的和审美的就是道德的，好吗?我所说的诗歌的个人伦理如果不是符合人性的，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既然我们认为一窝蜂的平面化写作是可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那就从真正的个人解放和自由创造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吧。在这点，我们无疑是一致的。 现在，让我们把伦理这顶帽子拿掉，向诗歌脱帽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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