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文
【美】埃兹拉·庞德(1885—1972)
永远无法知道,当艾略特身穿燕尾服,系着领结成为1948年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颁奖典礼上的主角之时,是不是想到了尚在美国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里形如坐牢的艾兹拉·庞德。对现代诗歌史稍有了解的都不陌生,如果没有庞德,就不会有艾略特的成就。不是说艾略特天才不够,而是在需要帮助的关键时间点上,出现了扶持他一把的人。不论对艾略特还是对二十世纪的诗歌史,庞德对艾略特《荒原》的删改都堪称划时代的大事。对照艾略特的原稿和经庞德大笔删改过的定稿来看,两份稿件的质量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庞德删去的章节里不乏精彩的段落,他的直觉和对诗歌的理解还是使他在删改时采取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做法。功成名就的艾略特在晚年也始终尊重庞德的修改,没有在任何一部选集或全集中恢复自己的最初稿样,这也说明了艾略特对庞德删改的内心接受。
因此能够说,没有庞德的修改,《荒原》不可能定稿,艾略特也就不可能取得大放异彩的成功。没有这一成功,艾略特是否会继续自己的诗歌之旅,是否会创作出更上层楼的《四个四重奏》,是否最终会登上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领奖台,都将变成难以预测的未知之事。
对任何一个诗歌读者来说,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进入现代经典之林当之无愧,尤其《四个四重奏》,要真正解析它,恐怕最少也得动用上万字的篇幅。艾略特的诗歌成就无人否认,我想说的只是,当瑞典皇家科学院给艾略特的授奖词是表彰他“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时,我不禁觉得,仅就“先锋”二字来说,庞德恐怕比艾略特更为伟大。
早在1908年,庞德从美国远渡重洋前往伦敦时,在船上他就发誓,三十岁前一定要洞悉诗歌写作的全部奥秘。人在年轻时都免不了有雄心壮志,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在最后兑现自己的誓言。因为效忠墨索里尼的政治选择,庞德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始终有点讳莫如深。撇开他的政治污点去看作品,我们又不可能不感受一股扑面而来的探索意识。
似乎谁都知道,庞德1915年编纂《意象派诗选》中的压卷之作是他仅仅两行的《在地铁车站》。“意象派”影响至今,和庞德为它提出的诗歌标准不无关系。《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在今天来看,也并未过时。如果回到彼时,我们更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庞德创建“意象派”,不是单纯地提一个口号,建一个流派。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口号与流派数不胜数,真正能在今天给我们提供启示的又有多少?意象派的不过时,在于它第一次为现代诗歌指出了方向性的道路。“用名词写作”是“意象派”的核心理念。我们读读今天的诗歌,尤其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诗歌,勃莱等人创建的“深度意象”,无不是庞德理念的翻版。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是宣称,他的写作就是“在写的诗上铺一张能够隐去全部形容词和动词的魔布。撤走这块布后,白纸上应该留下密密麻麻的名词”。有点蹊跷的是,布罗茨基并未提起庞德,他将这一秘诀的获取归功于自己早年认识的俄国诗人埃夫吉尼·莱因。即便如此,莱因难道不是从庞德那里接受的启悟?庞德提出的概念如此之早,“意象派”的影响又如此之大,全球哪个诗人又不知道庞德提出的诗歌原则?
在庞德之前,有谁提出过“用名词写作”和“客观表现”吗?
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早在艾略特获诺奖三十年前,庞德就已是诗坛上舍我其谁的先锋?对立志要洞悉诗歌写作全部秘密的庞德来说,不可能不先锋。能够睥睨整个诗坛,是他对诗歌有极为清晰的完整看法,“没有一首好诗是用二十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我们回头打量二十世纪之初时也能发现,从十九世纪过来的诗歌技法和表现方式说不上具有写作对现代诗歌提出的承载功能。二十世纪刚刚开头,尼采的呼号、弗洛伊德对新领域的开拓都不可能不对文学的表现手法提出新的要求。庞德或许是最初敏感到这一要求的少数人之一,所以他自觉在诗歌的探索上开辟新路。今天有人认为庞德思想不够深刻,但他首先在诗歌语言上进行的革新举措,为诗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仅仅奠定基石不会是庞德的目标,为新世纪的诗歌指明方向并成为万众瞩目的一代大师才匹配他雄心勃勃的“自我天职”。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这一自觉形成的驱使使庞德将毕生精力投入在《诗章》的写作上。就这部实际上永远不可完成的诗集名来看,直接取名《诗章》,就意味庞德已将自己看成诗歌的化身和代表,意味庞德眼里的诗歌本身就是将在这一题名下出现的一卷卷诗行。此外,他还将他的一本诗歌理论著作也干脆命名为《创新》。似乎在他笔下,出现的诗歌就是诗歌本身,理论也是脱出窠臼的全新之言。我们可以说,这是庞德的自我感觉好得过分,但从事实来看,庞德的诗歌题材避开了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和感伤,让“言之有物”成为诗歌的现代标志。在诗歌创作理念上,对意象概念的引入和思考使他以一己之力,彻底革新了浪漫派诗人的浅薄情感叫嚣。在二十世纪诗坛,是庞德第一个提出“诗歌必须写得和散文一样出色……诗歌一定要像莫泊桑最好的散文那样简练,像司汤达最好的散文那样强劲有力”。在伦敦期间,庞德的创作就以“独创性”享有盛名,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由衷说道,“在见到庞德之前就像纪元前与纪元后一样”。因此,认真比较他和艾略特之间的贡献作用就成为我们值得探究的问题。
艾略特的重要作品几乎无人不知,除了经庞德删改过的《荒原》和晚年代表作《四个四重奏》之外,还有名闻遐迩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圣灰星期三》《空心人》等不少占据二十世纪诗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以《传统与个人才能》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论也成为横跨半个世纪的理论指南。和庞德相比,艾略特的诗歌显得更为圆熟,也更散发出魅力。当然,艾略特诗歌的魅力也不乏他成为世界诗歌领袖之后,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并形成他所赋予的审美观念,尤其他诗歌中散发的书卷气息更是令人着迷。绝大多数献身诗歌的后来者接受艾略特,也就是接受现代诗歌的各种技巧和面目,它成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诗歌模样。如果将艾略特的诗歌和古典诗歌相比,更让人觉得艾略特在诗歌的探索上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被人忽略的是,艾略特的诗歌又恰恰变成了“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的诗歌,这也就无怪威廉斯抨击艾略特将已经走出书房的现代诗歌又拉进了书斋。
作为曾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庞德不知不觉被艾略特遮蔽,这和两人的际遇有关,更和他的政治选择有关。二战结束之后,作为追随墨索里尼而每周在罗马电台发表支持法西斯言论的“叛国者”,其诗歌也随着他的锒铛入狱而退出读者视野。我们今天来看庞德的诗歌,尤其那部堪称代表作的《比萨诗章》,会发现庞德不像艾略特,后者在找到自己的方向后就一路狂飙突进,从未偏离方向地走向巅峰。庞德始终在履行自己“日日新”的自我承诺,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在作品中他喜欢使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呈现出的文本效果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他既不会像艾略特那样在诗歌中不停地掉书袋,在形式上也拒绝了诗歌的整饬,更重要的,他将诗笔彻底指向自己的每一个此刻,迅速用完全属己的诗歌方式表达出来。读他的《比萨诗章》,我们首先的感觉是一团乱麻,进入他的表达方式之后,又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几乎不可入诗的材料都在他随心所欲的控制下变成了诗行。只不过,此时的庞德不再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为自己的写作再确定一些规范,提炼一些术语,或许对他来说,现代诗歌的核心就是要不断地破除规范。如果有了规范,就意味出现了死路,也就意味要立刻加以突破。习惯阅读艾略特诗歌的读者,在庞德的诗歌面前不一定能吃得消,至少不会即刻抓住庞德的核心理念。抓不住,就在于庞德的诗歌表现太新,对读者的惯性阅读形成了巨大挑战。
很有意思的是,《比萨诗章》在1949年获得首届波林根诗歌奖时,庞德尚在关押之中。谁都会注意到,评委名单中最突出的名字就是艾略特。自从二十七年前庞德给艾略特删改《荒原》之后,庞德的无私使两人关系亲密,但庞德坚持不懈的说教又终至艾略特感到厌烦。思想裂痕倒还罢了,政治上的抉择使他们不可能不分道扬镳。当庞德在罗马电台为墨索里尼鼓吹之时,艾略特正在伦敦躲避希特勒从高空扔下的炸弹。这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再可能并肩站在同一个诗歌堡垒。庞德获波林根诗歌奖,或有艾略特的帮助,是不是艾略特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给身陷囹圄的庞德投桃报李?狱中的庞德也不可能走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受奖演说。当然,波林根奖与诺贝尔奖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不知道庞德在那时对艾略特有什么想法,他和任何人一样知道,艾略特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有自己当年的提携之功。无法判断,庞德在阅读《四个四重奏》时,会不会觉得那是件需要他再来删改的作品。他面对的只能是事实,那就是他苦苦奋斗一辈子的诗歌事业桂冠被转换到艾略特头上。后者统治西方诗坛长达半个世纪。或许,在庞德眼里,艾略特的诗歌的确达到了自己没能达到的非凡高度,这个高度也足以使艾略特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这一比较在今天没有任何意义。我无贬低艾略特之意,就诗歌和理论本身,我也更为喜欢艾略特的作品。但获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因为艾略特的“先锋”作用而授的话,庞德真还太有理由露出一丝苦笑了。
我特意查了词典,对“先锋”的解释是:“行军或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这个解释已经说明了它真正的功能。当这个军事术语被嫁接到文学中来,纵观二十世纪的世界诗坛,能真正充当这一角色的,除了艾兹拉· 庞德,难道还有第二个问心无愧的人可以挺身而出吗?
2017年3月3日夜
发表于2017年第六期《青年作家》
作者:远人
来源:远人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7e1770102ww8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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