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写作与生活
　　——胡弦VS梁雪波

　　胡弦是一位安静写作的诗人，这在当下的诗人中十分少见。他不事张扬，沉潜内敛，精研诗歌和生活，赋予物质以社会和人性的信任，并一再擦亮其中蕴藏的光。他善于在冗俗中发现新意，从细微处挖掘精神的钻石，他是一位敏锐的语言猎手，一条“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霍俊明语）。

　　在写作中，他“对弱小、细微、幽暗、内部与深处，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汪政语），像一位沉思和悲悯的智者。在生活中，他厚朴、温和，喜欢和旧雨新知喝喝茶、打打牌，享受着平凡的生活乐趣。而一旦他进入诗歌，则专注而精进，显示出散淡之中的强硬，平静之下的凌厉，以及把胸中的乌云折叠成飞鸟的灵巧、柔韧与自信。

　　梁雪波（以下简称梁）：一个诗人的精神成长往往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童年生活和乡村记忆犹如一座“话语之乡”， 不仅是重要的写作资源，而且决定着一个诗人命运的展开。您生长于苏北平原，对那片土地有着怎样的记忆？能为我们描述一下您在“杜楼”的童年生活吗？

　　胡弦（以下简称胡）：苏北平原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大了，涉及到童年或乡村记忆，我脑子里出现的基本上是我出生的村庄——杜楼村，或者再加上黄河古道和我上过学教过书的几个镇子。杜楼村当初的样子，一直在我脑子里。那是黄河故道上的一个小村子，几十户人家。黄河改道以后，当初河水汤汤的地方变为沙地，有些流民陆续聚居成村落。我的祖父1949年来到这里定居。联系到自己的家族，我有时觉得这个村庄本身就像个隐喻：看似稳定，但稍作回溯，或者展望，就有无法把握的流变。我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因为我一出生就是地主崽子，受到欺压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现在仍然会写童年题材的诗，但相比于当时幼小、屈辱的心灵，我的诗似乎太温暖了，所以，我曾怀疑自己写出的也许不是真实的记忆，而是与记忆并排着的某种东西。直到这几年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由自主这样写，一是对痛苦的指认，我没有那种令人厌恶的意犹未尽的欲望；再则是，乡村生活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它是无限的，不管怎样诠释，仍含有太多的未知，回忆会帮我重新思考，看看原来的生活有哪些值得用心灵再次经历，还有就是，自己有怎样的愿望在参与到回忆中。

　　梁：您早年的阅读经历是怎样的？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读书发生兴趣？在您的记忆中，有哪些书对您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童年的一大悲哀，就是无书可读。记得小时候，我能看到的，除了课本，就是毛主席语录，加上几本小人书。不过我比一般的孩子稍微幸运一点点。那时祖父与我们分居，是一个走村串巷的说书人。我在他那里找到一本繁体的《水浒》和一本《高玉宝》，几年间几乎把它们翻烂了。开始大量读书，是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是八十年代中期，读书是一种风尚，像现在听流行歌曲一样。我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借阅了大量的外国小说来看，印象深刻的有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还有《飘》、《红与黑》等。喜爱这些书，应该是《水浒》对我影响的延续，里面含有反抗、奋斗、英雄主义、江湖梦等等。这些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悲剧（也许用“悲壮”一词更合适）情节的迷恋心态的形成，这个心态影响深远，一直伴随着我。我那时几乎不读诗，没多少对语言的有意识省察。

　　梁：诗歌最初是以何种方式与您相遇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您有影响吗？

　　胡：第一次接触到写新诗的人，大约是在1988年。我分配在一座乡村小学教书，当地的一位村支书是个诗人，他到学校来做讲座，鼓励我写诗，我甚至参加过一次他们文学社的聚会。但我那时痴迷考学历，那时的梦想是将来到哪个大学去教书，没有写作的想法。后来，我考研的资格（那时考研要上级教育部门批准）遭到否决，心中迷茫，教书之余不知道要干什么。1990年，我调到邻乡的中学教书，公社电影院的院长是位诗人，他拿了他在当地报纸发表的诗来给我看，我感觉这样的诗自己也能写，就迷迷糊糊地写了起来。

　　曾有多年，我痴迷于背诵古诗词，并摹写过一些，所以影响是存在的。我最初的新诗，写的都很押韵，甚而有点节拍器的感觉。对古诗的吸收不够，容易产生这样的副作用。后来，大约五六年之后，我才有意地破掉这种句式，对韵律的追求由外转向内外兼顾。

　　梁：据我所知，您曾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对当时的状况满意吗？有意识的写作是否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最初的写作冲动是因为什么？

　　胡：我前后教过十年书，小学四年，中学六年。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教书等于吃上了皇粮，从谋生的角度看，是相当满意的。我很感激我工作过的两所学校，和孩子们打交道，是一件十分清新的工作，教室、操场、简陋的乡村宿舍，午睡醒来后白杨树在风中的飒飒声和孩子们的说笑，这里面有种让人迷恋的东西，让人怀想，回忆。我想，这里也许有我最初的写作动因吧，虽不曾被清晰地意识到。开始写作的几年时断时续，但我渐渐对写作本身有了憧憬。几年后，考研的框框已经宽松，我却对考试失去了兴趣。读到好诗会觉得是莫大的享受，想出一个好句子则会让我激动得颤栗，其愉悦感，甚至超过了教书。我那时预感到，写诗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很难再被丢下。

　　梁：1991年，您在《雨花》杂志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当时是什么心情？可以聊聊当时作品发表前后的情况。

　　胡：心情十分激动。我想一个人不管写出过怎样的作品，收获过多少喜悦，发表处女作的激动，都是其它心情无法代替的，虽然很多年后，再看那最初的作品，甚至会为当初的幼稚有点难为情。现在有了网络平台，那种在纸媒上初发作品的喜悦也许淡了许多吧。

　　作品发表前后的事情不太能记得清了。但有件事记得，就是电影院院长很快来祝贺我，并要我请客。我说稿费来了一定请。但还没等我的稿费来到，他因为写诗而结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山东女友，并很快随那女子离开了镇子，一去不返，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在当年那个有点封闭的镇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被传说了很久。

　　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您的写作一直保持着稳健前行的状态，诗艺愈发精湛，留下了大量高品质的作品。如果请您给自己二十年的诗歌写作做一个小结，大概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作有哪些？

　　胡：我开始写作，比许多成名的同龄诗人要晚许多年。如果非得要对这二十来年的创作进行阶段划分，大约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九十年代初到2003年，这是个较长的时段，我主要以黄河故道风物为题材进行写作。我出生在那里，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在教书、特别是在中学那几年，我常用暑假沿着黄河故道进行或长或短的徒步旅行，行程算起来大概有数百公里。当时黄河古道实际上是片荒滩，遍布蒲苇、沼泽、沙子，有些地段会有果园。旅行是一笔财富，成为我后来写作中难忘的题材。1996年我调到报社，做记者，那种快节奏和匆忙，对诗歌写作是一种伤害，有几年写得很少。2000年后，我做副刊，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比较清闲，有时间研究一下地方文化和消化原来的经历，诗歌写得多起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以徐州汉画像石为题材的一组诗。第二个阶段是2004到2008年，这几年是个挣扎期，也是个蜕变期，很痛苦，但在诗艺上渐有所悟，《冬天》是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 从2008年至今，可算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收获是内心的“定”。这个定体现在我几乎放弃了散文随笔的写作，只写诗，这样做既是有意为之，也觉得仿佛是来自诗歌的召唤和要求。这个定还体现在内心的安静，这是种悬浮在紧张中的安静，能使我保持洞察和感受的敏锐而又不被身边流行的生活带走。

　　梁：由《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是一个延续了多年的诗歌盛会，旨在挖掘和推举有潜力的青年诗人。您参加的第18届“青春诗会”有哪些诗人参会？那一届探讨的主题是什么？有哪些人和事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胡：第18届“青春诗会”是2002年初夏在黄山召开的。参加那届诗会的诗人有鲁西西、黑陶、杜涯、雨馨、李轻松、张祈、张岩松、江非、庞余亮、哨兵、魏克、刘春、姜庆乙和我，共14人。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创作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那届诗会并无预设的主题，但会间张祈一首歌颂祖国的诗引起了激烈争论，因为触及到了对某些题材“怎样写”的问题。大卫当时是诗刊的编辑，他的幽默和豪爽一直引领着诗会的气氛。梁小斌是辅导员，除了谈诗，还赠我以他的随笔集《地主研究》，在其后的多年里，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我极喜爱，一读再读。此外，庞余亮、黑陶、江非、杜涯、鲁西西的诗给我印象很深。诗会其实是个改稿会，我记得我们有三四个人在会前撺掇了一番，就是坚决不准动我们的稿子，约定，若让我们修改就退会。现在想来很好玩，当时却极认真。一触及到诗歌作品，诗人的孩子气尽显。

　　梁：您获得过很多重要的诗歌奖，例如，中国诗歌学会、《人民文学》、《散文诗》、《诗潮》、《诗林》等杂志举办的诗歌竞赛奖，《诗刊》社还曾在2009年授予您“新世纪（2000—2009）十佳青年诗人”称号。最近您的诗歌《劈柴》刚刚获得了《作品》杂志的“长诗金奖”。您对这些荣誉怎么看？它们是否会影响到您的写作？

　　胡：诗歌奖前的重要二字似乎可以去掉，特别是在评奖多如牛毛的当下。

　　一个诗人在写作开始不久的某些阶段，是可以参加些竞赛的，获奖了，有助于知名度的提高，而且，那时候因为写得可能还不够好，容易怀疑自己，获奖有助于自信心的提升。当然，不参赛也无妨。因为最终，诗好不好，不由是否获奖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