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西毒的文章《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引起了很多争议。9月12日下午，西毒做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来美术馆》。在回顾了自己的个人创作经历后，他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和张
在西毒看来，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自封的，第二个是活着的人不应该成为伟大的诗人。成为伟大的诗人意味着诗人的终结。
“对我来说，伟大的诗人就是不断成长、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改变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死，为什么你已经确定你是在抢劫死者？”
西毒说，其实他不是在判断中国有没有大诗人，谁是大诗人。这无非是一种提醒和警示，希望打破中国诗人的大诗人情节——“大诗人情节会早早毁掉一个诗人。”
西毒的理论离不开他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的长期观察。他经常带着近乎天真的使命感在圈子内外“打架”。一方面，在诗坛之外，包括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在内，往往存在对新诗的偏见和指责，他们认为新诗作为一种文体有其自身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年新诗。另一方面，在诗坛内部，有一种与圈外完全相反的认知，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伟大的诗人。
他希望解除圈外的偏见，为新诗争辩，也试图敲响内心的钟声，提醒诗人不要止步不前。
然而，和许多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一样，西毒在批评中强烈的存在感对他的诗人身份和诗歌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沉默作用。事实上，西毒从中学开始学习诗歌，并在大学期间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他发表了许多诗歌和诗歌评论，如《雪景》中的柏拉图、《草屋》、《天使的箭》等。，并获得刘立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董党子诗歌奖和昌耀诗歌奖。
天使之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诗人解构诗歌和诗人形象，反对崇高。诗歌和诗人身份在西毒这里仍然保持着神圣的地位。在主持人、评论家张看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整个文化界，都给予了诗歌很高的地位。他曾在一篇诗论中提到“诗歌是文明的精华，它保存了人类文明最内在、最人道的部分”，“对于那些寄生于写作的人来说，它总是在深思熟虑的严格约束下，表达着对生活根深蒂固的热爱”。因此，不难理解西毒为什么会提出并实践“幸福诗学”这一颇具争议的概念。
“写诗带给我一种平和的快乐。诗歌是一种快乐的文体。我对诗歌的感激就在这里。”
、张与美术馆《声音招募》读者合影
与孟浩然相似，但更向往陶渊明和杜甫
如果说《毛主席诗词选》是对西毒语感形成的启示，那么初中时读过的王维、孟浩然的绝句则是击中西毒，使他立志成为诗人的闪电。从此，西毒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美和汉语创造的写作奇迹。通过诗歌，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眼中的美好事物。
进入大学后，突然找到了写诗的感觉，但前期也遭受了心理上的打击。
1985年，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套影响很大的诗集，叫《新诗潮诗集》，由北京大学五四文学学会印制。这本诗集虽然诞生在北大校园，但辐射面很广，对西毒本人影响深远。当时的中国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本书里，西毒接触到了朦胧诗，写了一篇题为《为新诗潮喝彩》的文章。他曾希望用这篇文章作为敲开五四文学会大门的敲门砖，但当时文学会的门槛很高，西毒无法加入。多年后，西毒向当时五四文学学会诗歌组组长罗宾请教。罗宾说:“你的诗我听不到。前面有几个门槛，你已经被杀了。”这与当今高校诗歌社团千方百计招收新人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看出，当时的诗歌火得很。
张说的诗有很长的储存期，而谦虚地说他是学徒，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谈到外国诗人对自己的影响时，西毒指出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弗罗斯特在诗歌中塑造的诗人形象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人，而不是过去的浪漫主义诗人或现代主义诗人的魔鬼形象。
“我通过弗罗斯特本人形成了一个想法:我是一个普通人。这是对弗罗斯特的误解，但确实影响了我对自己的要求。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应该承担你应该承担的。”同时，弗罗斯特的自然主题契合了西毒的乡村生活体验，让西毒倍感亲切。
除了弗罗斯特，西毒真正向往的是纯正的法国诗歌。在法国诗人中，瓦列里对他们的影响最大，他推动西毒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兴奋点。
西毒诗歌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中国古典诗歌。当被问及与哪位古典诗人最相似时，西毒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孟浩然的名字。“孟浩然的诗和气质很一致。他的诗就像浙江绍兴的老酒，温润醇厚。借用苏东坡的说法，孟浩然韵脚短，诗好而有诗意，但才情不够，没有素材。”西毒直言不讳地说，他有时怀疑个人才能，写作中短暂的停顿与其说是忙碌，不如说是短暂的。
在他心目中，陶渊明和杜甫是他最向往的古典诗人，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陶渊明是了不起的。虽然留下的诗歌不多，但他对生活的真情流露和充沛的生命力可以与杜甫相提并论。杜甫的诗包罗万象，不能面面俱到，反映了中国的自然本身和生活本身。”西毒认为与他们相比，他的生活并不丰富，他经常感到疲倦。
但是，在张看来，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很正派很正直的风格。比如1990年写的《最小的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句子结构井然有序，语调温暖柔和。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2008年，被解读为“幸福的诗学”。
我希望诗人能恢复那种积极的力量
“当我说我们应该建立快乐的诗学时，被诅咒的诗人笑了。他心里有一个层次。他认为诅咒高于赞美。他曾经依靠诅咒获得力量，然后依靠这种力量。而赞美需要诗人的力量。这是从太阳中带走火和光的力量。”
在这组聚焦“幸福的诗学”的笔记中，西毒发出了明确的声音:写诗给我带来了一种平和的幸福。诗歌是一种快乐的文体。
在他看来，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和散文，当他们的写作接近诗歌的状态时，也有类似的经历。否则，写作就是一种痛苦的惩罚。但是，随着长度和机械程度的增加，这种快乐体验会被强行破坏和禁止。被被迫完成某事的感觉所摧毁和禁止——一种折磨的感觉。
但事实上，任何必要和必要的东西都是强制性的，迫使我们放弃自由和幸福。诗歌的特殊性在于它永远不会成为必需品。
“诗歌与幸福的关系就是基于此。没有其他文体有这个基础，所以他们很难有和写诗强度相当的快乐体验。”边缘性和无用性，曾经被认为是诗歌的缺点，在西毒却变成了优点。
然而，西毒的幸福诗学并不止于此。在张看来，单纯地把“快乐诗学”理解为赞美或正能量，未免过于肤浅。“西毒为一个破碎且反复出现的局面敲响了警钟。”
浪漫主义之后，现代诗歌逐渐形成了说“不”的传统，这使得诗歌具有一种批判力、刺痛力和黑暗力。但是当这个传统成为唯一的传统时，西毒觉得问题出现了。
“希望诗人能恢复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积极向上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说起来容易，但有时候要处理负面的事情，不能总是站在天使这边。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魔鬼和撒旦的一边，但我们诗人一定要站在生命的一边吗？你能站在生命和撒旦的对立面吗？即使站在地狱的天花板上，我们仍然可以赞美生活。”西毒这样说。
伟大的诗人不是自封的
自《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及其续集出版以来，西毒一直在不断地阐释和回应，这次也不例外。
比起评判中国是否有大诗人，或者谁是大诗人，西毒真正想表达的是打破这种大师情结，因为这对诗人本人和当代诗歌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大师情结会早早毁掉一个诗人”。
在文章中，西毒试图把握当代诗人的一些心态:第一，大诗人不是自封的。第二，活着的人最好不要成为大诗人。成为伟大的诗人意味着诗人的终结。
“对我来说，伟大的诗人是成长、充实自己和改变的能力。诗歌面向未来，诗人也应如此。不要停滞不前，也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保持创造的活力，直到自然生命的终结。”
在西毒看来，如果他的朋友戈麦没有英年早逝，而罗一禾还活着并继续写作，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师，但有时每个人的变化都是不可预测的。
大学毕业后，西毒成了戈迈一生中唯一的老同学和老朋友。“Gomai非常专注，写作起点很高。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他说他可以成为大师，但他不想成为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戈迈销毁了他所有的诗歌，并把它们扔进了厕所的粪池，无视他的创作成就。可以说，戈迈的诗集中表现了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尖锐的内心冲突。
除了大学时代的朋友戈麦，罗毅和西毒是不同的诗人。他们只见过两面。起初，西毒对罗一禾的诗歌有所保留。观念的转变发生在2009年，也就是海子和罗一禾去世20周年。
“当时几乎没有错过罗义河的文章。我自告奋勇写了一篇，所以我完整地看了他的整个汇编。看完之后，我对他有了全新的看法。他的诗真的不容易理解。有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完全读完之后，我发现他的很多诗都可以通读。”
西毒认为，罗一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上，还体现在他开放的诗歌观上，这对当代诗歌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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