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之二）

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基本方面

何言宏：对于一九八○年代的精神重访，刚才我强调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突破，这种精神突破表现在诗歌领域，我以为最根本的方面，就是自由精神。我把“自由精神”作为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基本内核。抓住了这样一个精神内核，一九八○年代的很多诗歌现象，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读。当然我还得说一句，在这样一个精神内核的基础上，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有很多复杂的表现。我觉得对这样的内核和这些方面，应该展开深入的讨论——当然，大家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黄  梵：落实到80年代，我同意追求自由是诗歌的主要精神方向。不过80年代的特殊舆论环境，使得诗人把追求自由的诉求，敏锐地转化为追求真实的诉求。如同寻根小说的寻根里，暗含着施与现代派理念的巧妙策略。观察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会发现，在他们的诗中洋溢着一种共同的憧憬，那就是还原真实！朦胧诗还原的是一代人的精神真实，比如舒婷对爱情的还原；第三代还原的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比如于坚等对平民意识的还原。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对真实依旧追随不舍，可以说是受了80年代的影响，也可以说自由精神即使在新世纪，依然很难排除真实这个出口。自由精神在80年代，还通过诗歌实验的形式彰显出来。那个年代可以说出现了一些形式上最怪的诗，这些怪诗企图冲入非诗的领域，来扩展诗的自由。比如车前子的《汉字》、周亚平的《故事马》等等，我不敢说它们是成功的，但我充分理解他们冒险的意图。他们企图达到自由的境界，试图把锁住诗歌的形式全部踢开。所以，到了新世纪，当我看到许德民的抽象诗，便想起了当年要和束缚作战到底的车前子们。很明显，新世纪改变了自由精神的这个实验出口，可能人们认为这些前卫的试验性作品，已经不顾及人类生活的痛痒或死活，人们不再急着靠它来了解自身。于是，人们努力去了解威胁到我们生存的那些压力，因为这些压力可能会改变已有的秩序。这样，诗就成了一种变异精神的见证，是诗替自由精神保留或选择了真实这个出口。我不知道它继续下去结果如何，但我知道它来自80年代，也许在别的年代还会继续获得生命。

 

育  邦：我个人以为，1980年代诗歌的基本面目便是反叛。白话诗可以说是婴儿期，随后的新诗（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可以称为童年期。进入1980年代现代汉诗也就在忙不择路中进入了青春期。在青春期，产生多疑、偏执、冷漠、不合群、对抗社会等性格特征，往往还会使原有的信念动摇、理想泯灭等。在1979年之后，中国社会正悄悄开始一场从里到的外的变革，其主要特征便是思想解放、价值重估。在这种情况，诗人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群体（犹如古诗言“春江水暖鸭先知”），反叛成为他们主要的内心诉求，并且他们还快就以反叛来标榜自身的存在位置。他们反叛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制，释放被压抑已久的对自由和空间的极度需求。他们的表现几乎是狂热的，但也是表面化的，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不断地强化自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位置感，不断要求实现作品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诗人们的共同特征是自恋，他们把自己看做时代的承担者和历史的受难者，他们以自己的受难来救赎千百万无知而低下的人们。他们自作主张地为自己加冕，加封自己为时代骄子、无冕之王。这些救世情怀一方面展示了诗人可爱直接甚至有些幼稚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作为诗人他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孱弱和肤浅啊！在1980年代，诗人是一个勇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群体，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必要神话这种理想主义），他们发现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地启蒙愚昧的国人。他们激情澎湃，展示了生命的美与活力。因而，他们又主动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在今天看来，他们大无畏，是可钦可佩的；大战风车，有如堂吉诃德般之荒诞。这些矛盾交织在他们身上，使我们依稀看到1980年代诗人们的面影。青春期在反叛之后，即进入“后反叛”时期。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随即出现“反诗”潮流。他们再把前面的做法一概否定，反对崇高，反对抒情，甚至也反对想象，只要原来认为的诗的要素，现在再“反”，即对于曾经的经验再次进行反对。这一思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样也遵循了国外诗歌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受到到国外“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而产生的。有研究者充分地研究了1980年诗人们的秘密资源和诗歌谱系，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这种“后反叛”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少年爱美的模仿行为。

 

何同彬：一九八○年代无疑有着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也无疑在时代的表层留下了诸多让人无法忘怀的自由“现象”，但这一切在我看来仅仅是现象，没有从根本上上升到自由精神的层面，因此对于一九八○年代而言，“真实”也仅仅是一种憧憬。在那之后，正如黄梵所认为的，真实成为诗歌追求的一个不变的“出口”，但却是一个永远“不真实”的出口、真实永远无法实现的出口；一切令人惊讶的诗歌实验和形式革新，固然反映了一种新的真实，但却不是我们最需要的真实，或者说是一切真实当中最不重要的，它属于诗歌，但它来的不是时候。因此这些追求自由、追求真实的“反叛”者们，虽然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荒诞的启蒙者，但他们却并非“可钦可佩”，他们为反叛而反叛，反叛没有转换为一种集体的反抗意识，而是扭曲为一种自我慰藉、自我神圣化和自我认同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从“反叛”到“后反叛”，那些少年爱美的模仿行为变成了“中年”爱美的模仿行为，他们从反叛的形式路径中狂奔，穷尽了一切诗歌的可能性，却最终连“美”都搞不清楚了。诗歌之美成了一种混沌莫名的词语、概念与批量的文本生产之间的纠结，成了一群褪去了缪斯光环，举着破败的旗帜与时代共舞的狂欢者。所以，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精神的基本面目就是狂欢，是当下粗鄙的狂欢的前身——虚构的神圣笼罩下的狂欢，时代的“发展”暴露了它虚弱的本相。或许另外一种定义更极端也更真实，那就是审美幽灵催生的诗学“霍乱”。 一九八○年代，一个被妄想为属于文学的时代，以诗歌为代表所形成的审美认同催生着漫无边际的、浮泛的、无根的“善”，这些虚构的“善”和虚构的“真实”成为掩饰诗人们溃散局面的遮羞布。诗歌或一切审美不过仅仅是席勒所认为的通往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它所构建的不过是一个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它是自足的，一旦它逾越了游戏和假象的边界，进入追求“自由”和“真实”的政治范畴中，它就由中介变成了目的，结果却是和世道人心一切败坏，无非是赤裸裸地一再证明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看法是多么多么正确。

 

马铃薯兄弟：1980年代是一个从不自由向自由过渡这样一个漫长过程的起步期。反叛是那个年代诗歌的精神特征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对未来不明朗的世界的探索。那个年代的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有一个词：思想，及相关的一个词：思想者。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导向了反叛，或者说是导向了否定，对过去的否定，对传统的否定，对权威的否定，但同时，也导向了对虚幻的未来的期冀和希望。“希望”这个词，在整个80年代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这个希望，是因为过去和现在带给人的失望甚至绝望太多。诗歌适时地表达了公众或者说民族心灵的现实。但是，80年代的诗歌，也许正是由于有一种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意愿，有太过强烈的凸显自己的动机，因此这使得“诗性”这个东西，掺杂了比较多的异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正是这一点，使得80年代的诗歌存在着被局限在那个时代的隐忧。

 

何言宏：“自由”、“真实”与“反叛”，我们的上述概括虽有道理，但是还显得笼统，我们对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总结与思考，一定要走向具体，或者说，一定要从具体的诗歌潮流、诗歌现象和诗人诗作中非常切实地寻绎出来。我们寻绎得越是深入和具体，可能对“自由”、“真实”和“反叛”的理解会越是丰富，而且，我们对那些妨碍自由的力量也会更加具体地认识与警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反思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精神重访的意义与指归

何言宏：我们对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重访，正如我在开始所说的，意义非常重大，某种意义上是在响应时代的吁求。通过我们的讨论，我想对这些重访的意义，应该会有更加具体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认识。这些具体的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应该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方面；一是在诗学方面。对于我们的社会，和对我们当下或未来的诗歌实践，我们的重访无疑应该体现出现更加切实的意义。

 

黄  梵：我比较看重诗歌在塑造民族现代意识上的重大作用。我甚至认为现代诗的成熟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现代意识是否成形的重要标志。对80年代的精神重访，不是去瞥见不能还原的精神氛围，而是去了解被中断了三十年的现代意识，如何突然被修复。比如，80年代对现代意识的修复，不是在穆旦们的基础上进行，而是由外来输入的诗歌来推动。输入的文本立刻使众多前辈作品变得陈旧，从而为青年诗人的诗歌革命荡平了道路。这与五四前后不同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使得大陆新诗与西方的血脉关系，近于台湾新诗与西方的关系。这样一来，西方诗歌便自然地被视为新诗发展的源泉。这样就容易理解，第三代对朦胧诗发起攻击，离朦胧诗登上舞台不过才七八年。最有趣的是，当第三代的革命取代了朦胧诗的革命，第三代与它的西方祖师爷，就是后现代诗歌，至少在方式上截然不同。后现代一直倡导的宽容，并不见容于第三代。第三代更多把朦胧诗的弑父情结，当作自己的情结。就是说中国的所谓后现代诗歌，依旧全面采纳了西方现代派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抗拒。而宽容是90年代以来的产物，据我了解，宽容在诗歌批评上的鼻祖是歌德。这些都说明，出现在80年代作品中的诗歌意识，与诗人的社会意识并不一致。直到新世纪，诗人的社会意识才追赶上了诗歌意识。

 

育  邦：重访的过程就是积极反思，而重访的结果并不重要。这也是基于建设性的设想。黄梵谈到1980年代诗歌的重拾现代性的问题，我想这是值得探讨的。一方面要看到重拾现代性对汉语诗歌的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意义（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歌，简言之现代汉诗），这种修复是在何种基础进行的？这一基础有构建于怎样的文本之上？另一方面也应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审视我们伟大的诗歌传统，而1980年代的诗歌在这一方面几乎未及涉及。任何诗歌，包括断代史的诗歌，比如我们今天谈论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并不能独自具有完整的意义。放眼长远看，这一时代的诗歌也必将放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中去比较和对照。正如艾略特在他著名的文论《传统和个人才能》中论述的一样：“诗人或艺术家必须遵循，必须追从的理由并不是片面的；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被创造了以后，其影响同时溯及在这以前的一切艺术作品。”只有这样，我们的重访才是必要的，有意义的。1980年的诗歌精神将会与我们已有一切时代精神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并且这种秩序将会在未来被新的诗歌和作品的介入而更改。因而，我们今天谈论1980年代的诗歌精神也须放眼长远，把它置于时间（中国诗歌及其传统）和空间（西方诗歌及其影响）中看到，使得它对于整体诗歌而言的比例、关系和价值获得相对公正的参数，同时被诗人和批评家不停地修正和调整。1980年的诗歌精神并不会被固定，相反会被置于质疑、反思、认可、倾覆等这具有迥然不同性质砝码的衡量之下。在不断衡量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不断衡量的过程中，中国诗歌继续寻找自己的方向。

 

何同彬：我对一切重访、重返之中的“反思”充满疑虑，也对一切建立在时代、民族之上的新的宏大叙事保持警惕。一九八○年代无法被孤立地看待，它紧密关联着当下；诗歌也无法在时代精神中独立出来，它在时代的巨大共鸣中是颤抖得最严重的。重访一九八○年代的最大意义是从所谓的积极反思中意识到反思的“无意义”，或者说是反思的“无效”，而重访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意义则是重温诗学的悲剧性和诗人的荒诞性。我牢记着一句话，那就是尼采在论证历史有无价值的时候所引用的歌德的话，“凡是仅仅教诲给我、不增进或者直接振奋我的行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厌恶”。对于一九八○年代这样的民族的近期记忆，我们的重访之路何时终结才能把我们从现实的创痛中解脱出来呢？我们这些年的重返还没有让我们绝望和厌恶吗？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手掌里，我们真正需要采取的行动就在我们的梦想中。试问，我们的勇气还在吗？中国诗歌的过去和中国诗歌的未来之间是一片巨大的虚空，或者说是众生喧哗的狂欢，事实证明，此刻不属于诗歌，因此我们将会在重访一九八○年代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一无所获，也不要设置“未来”这样一个空洞的方向，正如鲁迅所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此时，沉默，是唯一有道德感的选择，而新的言说也许仅仅滋生更多的世俗权力和现实欲望；虚无，是唯一有希望的指归，因为它荡涤一切虚与委蛇的遁词。所以，沉默和虚无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反而会让中国诗歌最真挚和最虚假的东西都呈现出来，让所有热爱诗歌的人重新发现“自由”和“真实”，而不是试图创造新的“自由”与新的“真实”。

 

马铃薯兄弟：同彬的观点似乎过于“透彻”了。反思或者说反观80年代，我想还是有意义的，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种恍如隔世中，感受到时间的残酷和无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公正。促使我们向诗歌本身进一步靠近。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诗歌写作一片繁盛，每一个小有实力的诗人都难免怀抱真理在握、掌握未来的自负与冲动。可20多年刚过，很多东西已经水落石出。时间的无情是使得无数平庸之徒或者才学之士的劳作显得一无意义，将众声喧哗的咏唱价值归零。仅此一点，就意义非凡。

诗歌无疑应当是人类精神高度的一根标尺，但却不可以说缘着一根既成的标尺就可以画出诗歌的高度。作为写作者，我将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精神，锤炼自己的灵魂，同时对诗歌所承载的诗歌之外的义务，保持足够的警觉，尽管它常常能够带来短暂的虚荣。诗人永远应当坚守我行我素的原则，诗歌大概只能为自己而生。就像一棵草，最后被发现了药用、食用价值，那也和一棵草的生长无关。

 

何言宏：我很同意黄梵的观点，强调诗歌在民族精神现代性重建方面的巨大意义。我以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九八○年代中国诗歌对自由的追求和这种追求所带来的精神突破，是我们今天最应该继承的。不仅我们今天的诗歌应该对此有所继承，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整个民族，对应该汲取这样的精神。在此方面，我认为我们的诗人做得还是很好的，比如我所一向推崇的雷平阳的诗作《杀狗的过程》——“这应该是杀狗的/唯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在金鼎山农贸市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蹿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分别/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蹿到了店铺旁边的柴堆里/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11点20分，主要开始叫卖/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这首诗我在很多场合都给大家朗读过，上课时也曾一再向学生推荐。我以为它非常勇敢和真实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处境，在这样的处境中，生命处于凶险之中，怎么能够谈得上自由？从对具体诗作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残害生命的诸多力量——主人、市场、刀子、观众，甚至包括诗人通过狗从脖子上喷溅的鲜血所作出的隐喻——实际上都在戕害着生命。有一点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年代，生命或自由所受到的威胁并非来自于市场，市场对生命的戕害应该是在这些年才变得突出起来。如此看来，这首诗歌所体现的精神特征，一方面很明显地继承了一九八○年代对生命与自由的捍卫与悲悯，还有对某些残害性力量的控诉；另一方面，又很敏锐地揭示了某种新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