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纽约,《巴黎评论》记者琼·斯坦因在一个访谈录中问福克纳:“那么,对一位作家来说,最好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
福克纳说:“艺术也与环境无关,艺术并不在乎自己置身何处。如果你要问我,那么最好的工作就是请我当一家妓院的老板。在我看来,这是艺术家进行工作的最完美无缺的环境。它给他完全的经济自由,他没有恐惧和饥饿,他有房屋御寒,除了简单记记帐,每月到当地警察局交一次款,什么事情也没有。这个地方上午几个小时是安静的,这是最佳工作时间。到了晚上有足够的社交生活,他要是乐意可以参与,免得产生厌烦情绪;这使他在社交界具有某种地位;他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有鸨母记帐;住在妓院的人都是女性,乐意服从他并称他为'先生’。四邻的所有私酒贩子都会称他'先生’,而且他可以对警察直呼其名。……,我本人的经验是,我从事我的行业所需要的工具是纸、烟草、食物和一点威士忌。”
同年5月,《时代》周刊报道,有人问福克纳“最好的工作就是请我当一家妓院的老板”此话是否当真,福克纳回答道:“我是写小说的,我对在迄今任何采访中所作的解释均不负责任。”
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南方传统之一,总之充满了讽刺性神话的戏剧性,我对这老头的喜欢不是来自《押沙龙,押沙龙!》,也不是旷世巨著《喧哗与骚动》,更不是出色的散发臭味的《我弥留之际》,而是从“最好的工作就是请我当一家妓院的老板”和“我对在迄今任何采访中所作的解释均不负责任”开始,否则,他就不是福克纳,我也就不是赵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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