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在生活与虚构之间
（一）排除几种谬见：诗歌不是……
1、诗歌不是知识：
关于灵魂的所有语言表达，都不可能构成客观知识。
关于灵魂，我们只能咏叹、感慨、探测与呈现，它们只是某种状态；诗歌要探测出的是灵魂是“这样的”，而且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
2、诗歌不是教化工具：
如果要说诗歌是某种工具，那也是一种挖掘灵魂、探测灵魂深度的工具。
诗歌更重要的，不是它对我们灵魂的净化作用，而是它向我们显示了我们从前不曾知道的灵魂的其他方面的状态，是灵魂应有的深度或可能的深度以及它何以会是这个样子。
诗人是灵魂的窥测者。不管他是出于善的或者是恶的意愿去窥测，也不管他窥测的结果是善还是恶。诗人拼力展现的是灵魂的善和恶这两个主要方面。
我们判断一首诗歌的优劣不能看它是写了善或者恶，而是要看它对善或恶的窥测有多深和怎样在展现这种深度。
诗歌的目的不在教育人，不在陶冶人的情操。诗人没有能力、资格和身份去教育别人或让人弃恶从善，诗歌不能超越自身的界限，去充当道德法庭的审判长。
3、诗不是“到语言不止”：
人在语言中行动，诗歌就是在这种行动中完成对人的灵魂的窥测。
诗人也只有从事件中，以事件为中介才能窥测灵魂的深度。语境与事境相连，语境表达事境进而呈现灵魂的状态或者“面目”。
4、诗不是哲学和神学：
诗歌不可能是哲学。哲学最大的任务是要为文化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设计方案。诗歌的本性是测度灵魂，是呈现它所测度的过程和测度出的状态，并没有设计和提供答案的义务。
诗只是灵魂的探测器，它报告灵魂的深度，它是关于灵魂的记录报告，是关于灵魂的“现象学”。
（二）诗就是面对生活……
诗歌要想达到探测灵魂的目的，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是活生生的、也许还有几分卑俗成分的生活。诗歌就是面对生活。
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手边的生活，也就是日常生活，它包括了我们一切形而下的、种种内容与质地的生活。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生活。日常生活在今天，即使不是惟一的生活，起码也是最主要的生活。另一种是精神生活。这里的精神生活是指和超验的拯救有关的精神活动，是想以神圣来映衬日常凡庸生活的不尽如意，是一种为乌托邦俯首帖耳、甘效犬马之劳的生活方式。
入世本身就意味着面对日常生活，直接歌咏凡庸的生活本身，它充满了人间烟火味。诗歌处理日常生活题材，在今天已经成为潮流。
这种称之为日常生活诗学的潮流，主要关注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之流面前，灵魂在如何或应该如何应答的状态。诗人借助和直面生活中大量的非诗材料，经过诗歌处理，试图从灵魂的角度来诠释时代及个人的生存际遇。
（三）诗就是“研究”生活……
诗歌直面日常生活，是借助有形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探测灵魂；直面精神生活，则是在内省中使无形的生活事件与灵魂直接合一。
直面日常生活的诗歌实际上是把挑选出来的生活事件再一次陈述出来，它永远都是第二度的。它挑选出来的不是任意一个事件，而是某一个事件，是与诗人所欲测度的灵魂的某种状态相关联、最好是相匹配的事件。
精神生活的本质在于歌咏或抒情。没有必要比较陈述与抒情谁更高明，它们仅仅是诗人自身的选择使然，它们都是对生活进行研究的产物，只不过抒情主要针对纯粹的精神世界。
只有生活才是诗歌的宗教。
（四）诗就是给灵魂一种形式……
对诗歌而言，它的意义仅在于它是灵魂状态的某种看得见的形式――诗歌就是把灵魂翻译成语言，诗歌就是框架灵魂某种状态以及何以有这种状态的语言形式。
诗歌不仅是灵魂的一种形式，更是对现实生存境遇从灵魂角度的揭示和描述。
诗歌的真正目的是将重心放在生活形式（生存状况、生存境遇）上，来达到给予灵魂状态一个形式的目的。
二、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
（一）事境与情景
事境是包围着我们的全部生活事件的总和，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这事境无疑是指现象学水平上的生活内容，它既包括我们与他人摩擦、碰撞然后生产出的事件，也包括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各种交道。它首先是原生态的吃喝拉撒、对话、交流、交易甚至搏斗、是现象学水平上的生活内容之总称。
生活首先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绝不是为了高于生活本身的任何附加值。所谓生活的深度，至少需要一种价值赋予或者价值挖掘才能得以现身。价值赋予的力道越大，生活的深度也就越甚。
语境的真实并不必然等同于事境的真实。我们可以把语境的描述功能催生出的语境称为同一性语境。而面对事境生成的语境依靠的将不再是语言的描述功能，而是隐喻功能。事境和语境的关系并不必然就是统一的，更多的情况下，有断裂的表情。
我们把依靠语言的隐喻功能生成的语境称之为意义语境。诗歌依靠意义语境制造出一个个虚构的世界。
情景就是事境在意义语境的框架中生成的阐释性空间，是通过各种幽暗的门洞从而达成的语义结构。
（二）描述与阐释
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诗歌最主要的样态看似流向了两个极端：一个走向了绝对的神灵的神秘境界，几乎完全漠视具体的事境内容，比如海子；一个走向了绝对自由，但又似乎只是行走在具体的事境内容之中，比如李亚伟。无论海子还是李亚伟，他们在诗歌营造出的意义语境中，都表达拉事境的“应是”（在语言的隐喻功能的指引下），而不是事境的“所是”（在语言的描述性功能的帮助下）。
远距离的修辞方式既是意义语境必须借助的中介，也是将事境提升为趋近于无限高度的情景的脚手架，既是诗歌满足人类价值消费的可能方式之一，也是阐释的诗学得以生成的最方便的工具。它在把事境提升为虚构的情景的过程中，也挥霍掉了事境中丰富、凡庸的细节、或者丰富而凡庸的细节已经被形而上学化了。
远距离的修辞看重的是事境的“整体”，它是对整体事境采取的某种大而化之的、简单化的情绪，是对整体事境的情绪化反应。
80年代的情景化诗人，意义语境的爱好者，价值虚构的出产商兼收藏家，尚不具备详细观察事境细部、细节、侧面的能力。自救是80年代的阐释诗学最核心的部分，它充分表达拉整整一代人在严酷事境面前的整体性焦虑。
孙文波说：我承认我的作品都是与我的生存处境相关的。生活，永远是写作的前提和背景。
90年代的汉语诗歌，以表述为基础，而不是以描述为目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在理解了事境内容的各种关系后，给予事境以礼节性的价值赋予。
臧棣说：生活的深度，其实丝毫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只有生活的表面，才值得我们真正为之倾注如潮的心血。
（三）对话与独白
对事境具体内容的过度忽略、高度削减，也可能是诗歌在过度阐释时制造的谎言：它也可能让诗歌死亡。
所谓独白，就其本义来说，就是面对空无自言自语。
80年代热衷于制造过高情景的汉语诗歌，却采取了一种面对大众讲话的奇怪姿势，真正的目的在于传达对凡庸事境的愤怒甚至仇恨。
为了完成对事境的过度阐释，语言的隐喻功能在朦胧诗人那里，是以世俗语词的深度意象化来呈现的，比如苦水、陆地、峰顶；在海子那里，则是以神圣词汇的更高一级的抽象化或者神圣化来达成的，比如天堂、女神、黑暗。
独白抛弃了事境中的凡庸细节。和阐释诗学的要求相呼应，独白同样把面对事境产生的某种焦虑情绪赋予了整体的事境；独白也着眼于事境的整体而不是细节。
独白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只问结果不问原因，或者原因在独白那里是次要的。80年代的诗歌虚构出了许多不同的情景，比如人性的世界（北岛）；比我们更高的世界（李亚伟）；文化的源头世界（杨练、早期的欧阳江河）。二是根本特征：绝对性。上述虚构世界都在意义语境的维度获得了必然性，有一种不允许事境辩解的嘴脸。三是独白还可能表征着一种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一贯表情是只讲结果和理想的境地，至于达到理想的途径和原因却可以忽略不计。
所谓理解事境，与一开始就对事境采取“我控诉”的态度截然相反，就是首先按照事境的本有思路去理解事境：首先对事境进行描述，以宽容的心态既同情事境中值得同情的部分，也指斥事境中值得指斥的部分。在描述过程中，对事境进行有限度的阐释，对它进行有限度的价值赋予。正如西川所说：“诗人并没有从此放弃社会批评，但他们走向更深层次，对历史、现实、文化乃至经济作出内在的反应，试图从灵魂的角度来诠释时代生活与个人的存在、处境。”
所谓对话，不仅是诗歌意义语境在努力寻求和事境之间的同一性基础，也是力图对事境进行理解和同情。
诗歌的情景和事境水乳交融，事境允许情景超低空飞行，并对诗歌将事境提升到有限的高度抱以欣慰的、理解性的微笑。
80年代的独白以对抗事境开始，以对抗不了事境终结。忧伤、痛苦、孤独甚至绝望，正是80年代汉语诗歌的情绪底色。
快乐的诗学诞生于诗人使用语言的描述功能尽量心平气和地陈述事境之恶，并对之保持高度的理解和同情；诞生于详细观察每一个可能的事境细节之后对事境之恶的努力承担。
（四）现代性与古典性
描述性的叙事中分析事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情景授权，是汉语诗歌真正的现代性，至少也能称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
抒情始终是诗歌的根本。
诗歌发展到今天的样式，是文本纯化的结果：它的说唱功能被音乐取代，他的史诗品格被小说取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纯抒情才是诗歌几乎唯一的功能。描述、陈述事境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抒情的出现。
抒情是渴望价值消费、情景消费的诗人面对事境的本能冲动，有着亘古不变的特性。我们可以把这种抒情冲动看做诗歌的古典性。古典性是诗歌的常量。诗歌的古典性表征着一种超越事境的价值赋予，它在本来的意义上强调诗歌凸现抒情主人公的地位，事境只是抒情主人公飞升而去的背景和理由。诗歌的古典性（即抒情冲动）不允许事境细部在文本中大于抒情主人公或抒情本身。
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是我们亘古遗传，而追求和追求不得之间的永恒矛盾，则构成了抒情的永恒性。
抒情才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传统，也是诗歌的根本；变化的从来只是诗歌的形式、语言和抒情方式。
未来汉语诗歌也许仍然将沿着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合力”开辟出的道途行进。变化的将是时间，是不断更新的现代性（它的标志，它的技术指标，它适应新时代事境的表达方式等等）；不变的是古典性，是永恒的抒情冲动。
三、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技术构成
1、现代主义的出现，最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强大内驱力。
本体命运就是隐匿、不动、抽象而又无条件高居人类天宇的命运。
以人类的具体生存实践活动为中介，本体命运也就被转化为人类的历史命运。历史命运切切实实地（而不是空洞地）、具体可感地（而不是本体抽象地）与人类历史相始终，在通常情况下，它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历史命运的最大特征是，它不仅使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问题，也使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在相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问题。
2、中国的古典诗歌主要是在人伦的层次上对人生现实境况进行咏叹，因此，它所包纳的主要是一种形下层次的内容：始终关注的是历史命运在漫长生涯中，所显现出的本体命运的表层（即世俗生活内容），而不是或者基本上不是直接切入历史命运所显现的本体命运自身。
正是因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历史命运有着惊人的内在同一性，现代汉语诗歌中一股以直接深入历史命运的又一阶段――历史命运的现代阶段，简称现代命运阶段――的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了。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就是直接切入历史命运所显现的本体命运自身。
3、历史命运所显现的本体命运的实质就是荒诞。或者说，荒诞是本体命运的核心，但又必须以具体的历史命运为中介，必须以历史命运蕴含的生活内容为桥梁，才能得以显现。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质，就是要传达出这种荒诞感以及人对荒诞感的态度。
在工业社会里，西方人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自身的渺小，这使得浪漫主义在理性支配下乐观地张扬自我成为狂妄，于是存在于人类骨殖深处的本体命运及其核心――荒诞――才被西方人第一次普遍体认。
80年代，许多人从“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大动荡（尤其是文革）中，感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极度的荒诞感，从而走向了对自身根本处境的反思：这是中国新诗现代主义在新时期能够死灰复燃、借尸还魂的前提。根植在人性深处的荒诞感，始终是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真正精髓。
4、荒诞有三层意思：它是现代命运最本质的内涵；它体现了人在本体命运层次上的恐惧、茫然，进而产生了人与世界分裂、甚至人与自身分裂的强烈情绪；它部分地来自于命运的偶然性。
荒诞作为内在于人类全部历史的客观存在，本身就不应该只为现代人所发现；荒诞只有在一股被大面积体认的时代，才有可能作为现代主义萌生的前提。
5、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表达的是现实世俗人生层次上的真实；中国新诗现代主义主要表达的，则是本体命运层次上的真实。
6、荒诞作为本体命运的本来面目被中国新诗揭示出来，并让我们看清了它：这就是新诗现代主义的诗的还原。
诗的还原经由了对荒诞的发现到对孤独的发现再到对绝望（死亡）的发现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荒诞是现代命运的根本内涵。
荒诞、孤独、绝望在逻辑上就构成了新诗现代主义对人生根本处境的发现。它把人生的真实境况还原到这三者上来，这三者也构成了现代命运阶段人的三种本体。
7、“还原的诗”的生存过程从逻辑上看是这样的：
首先，它得建立在诗的还原的结果――荒诞、孤独、绝望――之上，诗的还原的终点，也就是还原的诗的逻辑起点。
其次，还原的诗――也就是给人生本体命名的诗――有两种可能方式：要么在经验的人世找到安慰，要么在超验的彼岸找到福音。
对前者来说，主要是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对人生的三大本体进行价值对抗，从而达到与人生本体的和解，在对抗中使人看到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对人生三本体施以打击，人生的意义、活下去的理由就在这种强硬态度中得以实现；在与人生本体握手言和中，使人与人生三大本体处于一种平等的超然的地位，同样是以另一种方式打击了人生本体。
对所谓超验的彼岸来说，主要是指人认为单凭自身力量不足以战胜人生三大本体，必须借助神性的力量。神性的主要特征是大爱、神圣的爱，人只有通过大爱才能进入神性，在神性之光中信心百倍地活下去。
对抗和和解是人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人生价值的自我赋予，所以我们称它为“在世”；对抗和和解需要借助有着更高来源的力道，在超验中进行，所以呼之为“彼岸”。
第三，“在世”与“彼岸”共同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又一内在逻辑。
8、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诗歌方法――象征。象征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根本要求的体现，它最终暗示的是“我自体”向人传达出的信息或意义。象征暗示“我自体”之所以会成为可能，乃是新诗现代主义借助了语言的自述功能。自述功能是指汉语内部具有暗示与隐喻成分的原始诗性功能部分。
9、想象更是新诗现代主义的重要法则。想象逻辑在此的真实涵义是：借助语言的自述功能，使诗意在相反的不和谐的因素的平衡、调和之中，在同与异、抽象与具象、现实的经验与神秘的超验、异常情绪激动与异常的井然秩序……的结合中，以直观洞见的方式暗示出“我自体”。
10、象征、想象逻辑、语言的自述性与“我自体”组成一根相互紧密相关的链条，这种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独特的技术/本体构成，又和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所要表达的本质内容相应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最终得以以语言、形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具体一个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诗歌文本来说，已无疑包含了它所发现的人生本体（即诗的还原）以及它的价值取向（即还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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