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养宗：诗人眼中的诗歌阅读

诗人简介：汤养宗，福建人，生于1959年9月。著有诗歌集《水上吉普赛》、《黑得无比的白》等。曾获得《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设立的“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等。

诗人眼中的诗歌阅读

文_汤养宗

一首诗歌到底能被读者读进多少，读到什么程度？或者诗人心中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读者是诗人在心中按自己的写作标准准备好给出的，还是只有公众才能认定诗歌的好坏，从而再认定这个诗人的身价与地位？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令人费舌。

诗歌在多大范围内能进入国家美学范畴或者普及的公众审美范畴？我对此一直持有一份怀疑态度。

诗歌是一项专业，从这个角度说，阅读也是一项专业；既然是专业，那么，就有团体与个别，初级与高度，选择与摒弃，趣味与标准之分。诗歌写作在一个严肃的诗人手上到了一定程度后，便自然要形成自己的写作态度和诗学取舍，这时候他对诗歌的思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与空白，会甩开他原已看守的诗歌范围超拔出来，再去寻找更值得自己去争取的诗歌写作真实。这时他会离开本来的诗歌领地与诗歌读者，去要到属于他所要的那份诗歌面目，哪怕为了这目的他会失去原有的诗歌荣誉与原有的诗歌阅读群体。艺术价值告诉他，这样做是完全值得的。诗歌并不是一般人所认定的那份简约，那份宽朗的神意及辨析上的明白无误，它还有多重性的打开，还有更为宽阔复杂的言说自由度，并因自由而成为一门精致纷繁的艺术。

进入文本追求的诗人，他会在诗歌表达手段上辨认到，哪一些更是值得珍惜的，也是自己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的，诗歌在他手上成了一种新的可能，他会发现自己原先对诗歌还有许多误解，他曾经留在文字里的有许多是芜杂与幼稚的，他清醒过来，感到诗歌方法论又可以令自己给出可能的新诗歌文本，并可能做得比别人更特殊更新鲜些。他的这一切计较，必然要让他在审美的一块空地上显露出来，形成一个新的高度，以促使自己配得上所认定的那种诗歌的难度要求。这些努力的结果必然使诗歌脱离了自己原有的模式而趋近了自己所要的写作真实。他觉得，惟有这样才“够得着”自己的写作标准，同时，在客观上也要求阅读者在积攒了相对的诗歌修养后，也随之“够得着”自己诗歌作品的审美层次。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在循环的悖论现象，一边是诗人的一路狂奔，一边是在文本中留下了阅读的坡度，以至造成这个诗人在公众审视中的迷失或者失望。他的作品可能在别人的阅读中不断被偏移或遭到嫌弃，也可能一时间受到孤立而作品永世不得翻身，但作为艺术价值评判的这一头，只要他的文本追求是正确的与递进关系的，他的作品在时间中可能最终又会得到承认的。对于诗歌价值的认可，诗人与公众两头的审美结果应该由谁来说话才算数呢？从受众学及专业学的角度也应该是两种答案。而对于一个诗人，对于一个一生忠诚于自己艺术手艺的诗人而言，他可能无法去顾及那么多，他难道只有抛弃了自己的艺术准则及顾及被阅读的得失来降低写作标准才是道德的吗？自然，这是一个具有写作良心的诗人所不允许的，从社会层面角度来看也是不公道的。

作为一个严肃的诗人，他心目中是如何对待作品与被阅读的关系呢？我曾在《答燕窝十问》中说到这样一段话：“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自己的读者对象，或多或少，或一个层面或一个圈子的人，或一个也没有只是对空而言，但即使是对空而言那也是作者心中模拟的一个没有名字的谁。写作者总是依据自己心中设定的这些人而表达着自己的文字，这个对象其实就是他为自己的写作自我设定的美学高度。他所设定的这种对象与其他对象没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个或这些人写着自己的文字，他这样写的同时，心中已经相信了他或他们与自己有着相通的写作美学原则，甚至还高过自己；这当中的他或他们才是他写作命运的救命恩人或全部依靠。而相对于这个对象以外的其他读者，他觉得有与无都是一样的，他宁愿不敢得罪于那个对象而放弃其他一千个读者，他的价值观告诉他这是值得的，并且在那个虚拟的对象的期待中继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一个值得信赖的读者往往要比他自己的作品更为重要；这种读者与现实社会的形态没有关系，与世态的凉热取舍也没有关系。我认为写作的得失盈亏只是价值的得失盈亏，与读者的多与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为读者的流失问题而着急了。有时候拥有太多读者的作品其文学品格反而值得怀疑。”

基此而言，一个严肃的诗人他的写作期待值从来是带有悲怆色彩的，他一生可能都无法平衡好自己的艺术追求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这当中确实带有“知吾者谓吾心忧，不知吾者谓吾何求”的一份无奈。现代诗歌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对诗歌的传统教育真正意义基本上是近一二十年来才初步开始的，这是我们的诗歌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中，现前的诗歌写作与诗歌阅读首尾不相及的现象再自然不过，而更为难办的是，在文本追求上，诗人本能与超拔的诗歌追求，在与时代同步的阅读现象中也不会因为要光顾左右而照顾什么，性情的诗人与理智的阅读者总不想相互间作挤眉弄眼状，这也势必造成写作与阅读总是相脱节的现象。所以说，真正的诗歌要在世俗中获得普遍的掌声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对自己诗歌写作的怀疑与修正，对自己诗歌态度的补位与认定，命中注定了他是一个独行者。当谅解一时间得不到，又粗暴地要求诗人离开认定的诗歌原则去迎合什么时，无疑是等于摧残他的创作活力。

诗歌被阅读的难处在眼下的国内诗歌几乎是全方位的，一般的诗歌阅读者对于诗歌阅读的偏移从某种角度还可以理解，可就是作为专业的评论团体与专业的诗歌刊物，许多真正的诗歌在他们手上也同样要遭遇“有目无珠”啊，在当前的评论氛围及写作体制下，又有多少真正的诗歌作品能进入并得到公正的阅读上的认同待遇呢？记得前几年在《人民文学》主办的一次论坛上我与张执浩都说过当前诗歌评论界对于诗歌是一种全面缺席的话题，(当然，我还是认为目前最好的诗歌评论几乎都出自真正的诗人之手，还有什么比真正拥有手艺的人更懂得自己的手艺呢？)许多评论家一直站在诗歌写作的外围，对诗歌前沿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具有探索意义的前沿诗歌的写作难度知之甚少，势必致使这些优秀诗歌作品被误读或者根本无法赏识。再加上一些非诗歌因素的干扰，所造成的诗歌阅读上的无效性及扭曲性，真是太多太多，这种现象类似于足球场上的黑哨。而这种集体性众口缄默又视若无睹的阅读黑暗，又好像谁都心安理得，与己无关。此外，再看看目前被一些媒体评出来的一些牛B的诗人名单吧，他们到底都在做一些什么呢？林林总总的现象，应该使人知道，我们的诗歌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状况与认知状况。

残酷的事实是，在时间中，一些人不但丧失了诗人或评论家的身份，后来，连读者的身份也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