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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绿绿|我们保持距离,却又亲密无间

沼泽之地

由我讲述安徽诗人的生活,或许不是恰当的人选。他们中的许多人关爱我,当我是个孩子。所以谈论他们,必须要承认是带有一定失去判断的感情色彩的。毫不隐瞒,我是多么喜欢这群心里有沼泽的人啊。黄玲君说,绿绿你没有立场,在你眼里谁都是好的。可是我怎么能去站在那些从未给过我任何冷眼的人们的对立面呢。

在这个开头前我曾写下一篇枝叶繁杂的文字做本文的开篇,那里面详细交代了我是如何认识了诗人,又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开始诗歌写作。但当我今日重新续文时,却发现按那样琐碎的铺展开,穷尽我年余也不能做个恰当的收尾。我并不是个优秀的观察者与叙述者,可以把在安徽出现过的诗人一 一交代生动。因此,我愿意这样简略的谈谈几位熟悉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优秀的诗人。我尊敬他们、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出现的善良、睿智、豁达以及与现世相悖的超然,当然,诗歌是我们这些人相识相知的源头,尽管我们很少在饭桌上谈论它,但没有谁的心不对诗歌保持着难以估量的敬重之情。

说起来,从前我压根不爱诗歌,写诗之前并不看诗。我只喜欢读小说。可当夏季的某一天,我偶然开始写诗,进入语言的神秘之境,就再也无法全身而退。现在要谈论的自然不是诗歌,即使要谈,我也没什么太多的话,这就像刚认识生活在合肥的那些诗人时,我除了吃吃的笑与大口啖食,并无甚言语。诗歌直到今天还是我所不能把握的,而诗人们却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尽管,偶尔我也在与他们笑谈时生出压抑不住的怀疑与陌生。这些奇怪的人,这些内心复杂的人,我所认识的到底是不是我所看到的人呢?我不愿用世人的情态去与他们交往,他们所表现出的每一个状态,我都更愿意放置到诗人这个身份下来看待。因为他们写诗,缺点也有了可以藏身的地方。自然这一切,都有个底线,在我所设定的底线之内。关于底线的概念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但一定在某个范围内,比如真实,比如善。

我天生就有这个能力,不出两面便能感觉到某个人的本质。或许自己还不曾察觉,但是潜意识里会增多来往,或者回避。所以,我上面谈到的“他们”仅仅是我所熟悉的、认可的安徽诗人,那些我无幸了解的一些诗人,十分遗憾的希望将来能够更多的认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名字:陈先发、蓝角、刘康凯、余怒、章凯、罗亮、黄玲君、何冰凌、吴少东、寒阳、吕小青、丑石、阿翔、雪女、汪抒,还有曾客居合肥的廊坊人曹五木。他们教会我许多事,也曾不经意的让我看到人性的闪光点,或许他们自己都忘了,而我也忘了许多具体的事,但那刹那的感动铭记于心。就像某年冬天回合肥,去何冰凌家里吃饭,她端出一壶熬好的红枣桂圆茶,说是怕我上火,没有直接泡而是煮了出来。那种暖到心里的甜,不热不燥,安心不已。这么多年来,我在外省常住,想起安徽,除了挂心父母,惦记的只有他们。

第一次看到何冰凌好像是在我徒步30多公里又爬了座小山归来的晚上。满身的疲倦与火气,我窝在椅子上塌坐着,只见面前这个推杯换盏的女人恰到有礼的与其他人寒暄。我是一句话也懒的说,因为一贯滴酒不沾,也想不起来客气。当时在座的还有陈先发、蓝角、罗亮、章凯和余怒。这应该是冰凌正式走入合肥诗人圈。都说她长袖善舞,是交际场上一把好手,我后来也离开了合肥,与她并无多少交道,可每年回肥的几个月竟然也与她相熟起来。从那个冬天去她家吃饭出来,我便生生的喜欢上了她。不管在外是怎样的盔甲,在家里终归是放松自在的,冰凌在阳台上养满了各色的花,细心拾掇家务,把女儿和丈夫都养的俊美活泼。她这样爱家的人,偶尔也流露出点江湖豪气,像极大家族里的主妇,打点上下,呕心沥血。而冰凌又是极其负责的人,有次她去巢湖参加某个小说研讨会,带我一起去玩,十二点我睡了,她还坐在桌边看书。我劝她休息,她说,既然来了,就要对人家负责,这本书是无论如何要看一遍的。不知她是几点睡的,等我混混沌沌睁开眼,她已经又坐到桌边看起书了。

女人们之间的交往常带着些柔软和小脾性,相处久了却会忽略对方是个诗人的身份,更多的会谈到彼此的家庭、爱情与琐事。我们已经熟悉到了实际的生活中,而不局限在文字的高蹈。比如章凯的凛冽,黄玲君的敏锐,吕小青的锋芒毕露,雪女的隐而不发,到了我这儿,都是无数冷暖的细节,片刻不离我心。每当她们的名字、容貌浮上脑海,那往日的种种立刻贯穿全身,让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顿觉人生美好,友谊无价。05年秋,我离开合肥。那晚的告别宴,人数众多,气氛热烈,大家都说了许多也唱了许多,黄玲君唱起红河谷时,我不由热泪盈眶,只听她柔柔唱来,“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那一晚或许还发生了许多事,可那些隐秘的往事已埋进所有人的心。我记得陈先发有个口误:“今天喝的真高兴,因为绿绿要走了。”我还记得所有人高歌离去,我走在最后,不住的笑着,看他们三三俩俩的身影在夜色中模糊的远去。正如我曾胡言乱语的说过,合肥这个城市有金属世界的冰冷,又夹杂着魏晋的风流,我所见的似乎都不是真实,所说的也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心事。

我们正是这样,从未有过改变。那时我们几个人最好了,陈先发、蓝角、罗亮、章凯,还有我。每周都要聚在稻香楼湖边的土菜馆里,可惜这个店如今已拆了,我们也四散离去。偶尔的聚会,也再找不回往日“不可分离”的状态。多么美好,又“不可复制”。这句话是陈先发说的,他时常会突然说一些让人惊诧的话,有时完全是胡说八道毫无顾忌,有时颇具哲理与预言性。他似乎是活了几世,看透人心,却又还像个未行冠礼的少年,率真之意时时流露。那时我们偶尔会一群人去酒吧或咖啡馆,也不喝什么酒,只是坐在位子上傻看着周遭的活色生香,话也不说几句,都是各自沉默着,偶尔谁说两句似是而非的话到让人不知如何接话。有一回我们去到一处时,天早黑了下来。冬天可真冷啊,那酒吧门口有个烤红薯的老人,正笼着手在墙角下避风。有些酒意的陈先发突然从我们身边跨出去,走到那老人的身边,握住那双干瘦如柴的手,连声说着:“您老太辛苦了。”那老人居然害羞起来,腼腆的说:“还好,还好。”过了许久,陈先发才松开手,众人笑了他一会儿,他却浑然不觉有何不妥。那一刻,他定是真正为这个老人而苦。

他这样一个人,我尽量避开使用“悲悯”来形容,尽管他诗里可以印证这词所包含的意义。但我不想把他放到高处,更愿意认为他是切实生活在那些受到种种伤害的人们的中间。因为他自己,也无时无刻不被自己内心的疾苦所煎熬。他完全也是个不被别人所知的隐秘的人,偶尔的放肆也以消失结束。我只看过他一次失态,天鹅湖畔,其他人在湖边闲聊,他独自坐在远处的台阶上吐酒,又在我们不察觉时悄悄离去。

陈先发近期有诗《与吴少东杜绿绿在拉芳舍》,录其中一段:

吴少东在电话另一头低低吼着。

杜绿绿躺在云端的机舱,跟医生热烈讨论着

她的银质牙箍。

我们的孤立让彼此吃惊。惯于插浑打科或

神经质的大笑,

只为了证明

我们片刻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

我们从死过的地方又站了起来

是的,“我们片刻未曾离开过这个世界”。不论何时。多好的一首诗啊,将我们的孤立说的分明。以此,纪念我们所有交谈的时刻。吴少东看上去是最为入世的人,他擅长说笑话,还有个好性子,每次看到他都是满面的快乐。然而终于有一回,几个人挤在拉芳舍咖啡馆的小厢房里,他低着头,沉闷的说起生活中的琐事,落寞不已。我们有些低沉,三言两语的安慰他。他反而又微微笑起来,让我们不必介怀。他常如此,考虑到每个人的情绪,希望把每个朋友都安顿的开心快活,却把自己的心事给隐藏起来。

我们这些人中,却有一个人始终存在着不在场感。我曾为他写过一首诗,提到他是个住在山上的人。当时他立刻反对,担心让别人联想到查拉斯图拉这些隐逸的高人。但他何尝不是品质高华的高人呢。虽然这点他是不会承认的,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因为他十年未写诗了。怎么可以这样就轻易的与诗歌脱离关系,何况他虽不再写诗,仍在读诗做评论。我想他对安徽诗人的写作状况更是比我熟悉不知多少倍了。他仅是不善混江湖而已,好脾气的先生也有着清冷的骨骼。这个人,是巢湖的刘康凯。

如果让安徽的女诗人们来谈刘康凯,估计得专门辟开一个上午做恳谈会。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过康凯的耐心与热心帮助,大大小小的事,甚至找一个极难的资料,康凯也能给你找到。我们最受益的还是他擅长的中医。尽管他是个文学博士,却在中医上有较深的研究,对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身体上的病痛疑问,从无厌烦推诿之意,极其详细的问诊、开药、调整方子。有时我都为自己各种啰嗦的问题而羞愧,康凯却仍是说无妨,尽管问。我母亲夏天时不小心扭了药,吃了十来天康凯开的药,不光腰好了,胃也不怎么寒了。她现在还时常说:“你那个朋友很不错,我的胃还真的好了许多。”

如此看来,康凯与大伙儿的交往是很多的,他应该是个完全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啊。我为何会觉得他像是在山上,自己也想不明白,难道是因为他这样善心的人世间实在少见?还是因为他虽早过而立,却仍有一双毫无杂质的眼睛?

在合肥生活的诗人我打算写到这里就暂时停止了。不再继续是我还未想到恰当的语气和句子来叙述,也不得不回避一些还不适合记录的事件。当然了,更多是因我的懒惰与原则,我不想轻率的提到他们,更不想美化与装作了解。

下面我们来谈谈余怒。余怒生活在安庆,04、05年因公常来合肥,我见过他许多次,没说过几句话,却留下了“这个人真好”的印象。没见他之前,就有人不断地描述他,最多的都是赞他虽看上去冷淡,人却极为厚道。唉,写到这里有点卡,接下来不知怎么继续了,虽然前两个月在深圳看到余怒,我说起要写这篇文章,可能会写他,有没有什么顾忌。他立刻说,随便写,怎样都行。我却不能如此随意。 05年秋我告别合肥的那晚。一向内敛的余怒突然说道:“我要唱一首歌,送给圆圆。”他无比认真,专注的唱完了整首歌。我们静静的听完,并集体鼓掌。这次,我在深圳遇见余怒和圆圆,他们的孩子小鹿已经是个漂亮活泼的姑娘了。而余怒呢,借用某位诗人的说法,“十年前余怒满身戾气,现在像是成佛了。”

最后我要写的两个人,一个是如今客居在深圳的阿翔,一个是已回到河北的曹屠户五木。我印象里的阿翔总是醉的,他能轻易让自己喝醉,倒在任何一个能躺下去的地方。可他又是难得的细心,会在饭馆里帮不喝茶的我要来一杯白开水。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随身有笔和纸,与周围人做着交流。这个习惯已随着他和羊羊喜结连理而慢慢结束了,现在我总能看到他踌躇满志的做事,再也没见到他在关门的商铺外呼呼大睡。他也戴上了助听器,更能用言语和诗人们谈论了。这些真让我高兴啊,我和他私交不算深,却从没有在想到他时忘记那杯热腾腾的白开水。他们心中的善,时常提醒我,要用一颗带着暖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五木呢,他自然是也是这暖的一部分。从最初,他就是个豪迈的擅酒的大汉,不拘小节,却又对周围的人照顾细致。他总说,吕小青是他侄女,我是他妹子。我们笑他胡言乱语,却又点滴记住他的好,他是在大冷天领你去吃好吃的羊肉煲的人,他是在你遇到危险时拔刀相助的人,他是偶尔显露出脆弱的人。他这么个胖子,同时还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做过许多手链项链送给朋友们,我也得到过两串手链。说这些,都不能掩去他本质是个诗人,曾有一次,五木酒醉后上了辆出租车,和司机说到要去廊坊。司机问,廊坊在哪儿啊。五木答,一直开就到了。

我们又都在哪儿呀,我们相识多年,保持着距离,却又亲密无间。我们只不过都在写诗,却毫不相干。然而就单单因为这一个共同点而将余生连在一起。

关于作者

杜绿绿,原名杜凌云,1979年8月生于安徽合肥,2004年末开始写诗。著有诗集《近似》(2006)、《冒险岛》(2013)、《她没遇见棕色的马》(2014)、《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2015)。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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