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打空城寂寞还

   朱朱

一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①在他的《布拉格精神》一文里谈道：“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这种失败持久地影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外，失败、丧失自由、被外国统治者征服便没有消失过。经常是在急促的成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失败和新的沦丧。但是，正是这个城市的神秘性，它甚至能够从如此不祥的命运中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

当我每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总是会将南京与布拉格作一番比较。其中最为不幸的在于，每当兵临布拉格城下时，这个城市总是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正是这种方式使得它好像德国纳粹来袭时的巴黎，保存自己的历代建设岁月——而在南京，每一次的占领几乎都是毁灭性的，我们可以借助一段文字来作出回顾：“……庾信的《哀江南赋》，作于约公元578年，哀悼这座城市——当时的梁都建康——在侯景之乱中遭到的劫掠……建康曾数度繁华也曾数度被征服过。如建业，三国时的吴都，在庾信之前的时代就被征服过。先是在晋的军队对中国的短暂统一之际为其所征服，后来，当晋丧失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时，这座城市又变成了这个王朝自己的都城；以建康为名，它继续作为首都而经历了整个南朝。唐代期间，这座城市通常以其县名金陵或以其邻县的名字秣陵而被提及。最后，在明朝，它变成了南方的首都，南京。庾信所哀伤的那次对南朝都城的劫掠发生在侯景破坏性的叛乱期间；数十年后，这座城市——当时的陈朝的都城——再次陷落，这次是陷于北方的隋朝军队的手中。唐朝期间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诗的废墟之城，但是唐崩溃以后，五代时它又成了所谓的南唐的都城，它的最后一位诗人皇帝，李煜，最终率这座城市向新起的宋朝建立者投降。至于南京，它是明朝的第一座同时也是最后一座都城，1645年被满洲人所获取。后来，1842年它成了屈辱的《南京条约》的签署地，由此给予了大不列颠以香港及其他让步。不久以后，它变成了太平天国的中心，1864年陷落于曾国藩的皇家军队时，遭到了完全的破坏和对居民的大屠杀。1937年被日本人粗暴地劫掠时，它是民国的首都。这是一个有着漫长而痛苦的历史的城市，每一次的光荣和每一次的恐惧，都存在于过去的光荣与过去的恐惧的阴影之中。”②

反复毁灭的城市——无数的宫殿、寺院、建筑和生命都在每一次的毁灭中消失。这座城市只在极少的历史时刻选择了投降，更多的采用玉石俱焚的态度，它缺少布拉格人的随机应变的性格，或者就像爱尔兰诗人希尼③对他童年时居住的乡村穆斯本农民的定义：“绝望和特有的聪明”。在南京的态度里，有一副在危急时刻会陡然伸直的脊椎，但这副脊椎在平时是瘫软的、细微的、隐形的，类似于一个镀金的佛陀、一块雕花木板、远郊供龛上的烛火，唯有在陷入重重包围、濒于绝境时分，它被召唤出来，成为明星，和众人和高跷。相对于布拉格式的妥协，这里有着一个属于南京的悖谬：它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优越的纵欲生活，节奏异常的舒缓，软弱，纸醉金迷，有着辉煌而忧郁的记忆；然而，面对占领时，它的姿态异常地暴烈，几乎渴望着献身。

这种悖谬似乎表明南京从不愿意丧失它的狂热主义那一面。只要有可能，它总想扮演古老的中心角色，释放出它平常难以去展示的嗜血性能量，以可怕的代价重新赢得注目。倘若一个偶然的皇帝或市长率领众人在此作这样的斗争，可能仅仅意味着他的自身性格的话，在漫长的历史中，这里所发生的无数次类似的斗争，无疑表现了这座城市的性格，这种悖谬。

然而在这种释放里，我们又可以察觉它的阴性，即它的能量的释放不是扩张的、向外的、一如男性生殖器的方式；南京的释放永远是在阵阵收缩之中的释放，被占领时的突然涨溢，以自身的火焰熔化对手，以奇特的方式——

“可也许不会屈服
她也许不会让你进入，也许会
夹住你，把你粉碎在那执拗的生殖器里，
最终同你结合在她那可怕的房子里
在白色的疯人院进行丑陋的婚礼……”④

文学上南京的悖谬远比布拉格式的卡夫卡-哈谢克⑤更令人惊讶。这一悖谬出自一个人的创造，刘禹锡。824年秋天，他完成了一首诗的写作，《西塞山怀古》，写作场所不是金陵，而是远离扬子江的西塞山，该地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要塞，用许多伸展在河上的铁链来守御通往建邺的道路。在《西塞山怀古》之后，刘禹锡陆续完成了《金陵五题》的写作，其中包括《乌衣巷》《石头城》等在我孩提时代就加以背诵的作品。悖谬的这一面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再没有人像刘禹锡这样充分确立了对南京进行“追忆”的诗歌范式，他的《金陵五题》成为后代诗人公认的、无法加以绕避的传统，确定了这种追忆的基础语调和形象，延续、超越、对立与反抗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而另一面，则在于写下这组诗的刘禹锡从未到过南京，从未目睹过他所描述的景象。“这纯粹是头脑中的幻象，应该是诗歌的金陵”。

我经常猜想他的诗歌是一次倾听的结果，在西塞山将他与遥远的金陵突然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正是拍打着的潮水之声。他想象力的核心、他头脑中的幻象的根源，正是来自这种声音，在《石头城》这首完美的作品里，也许他泄露了这个秘密。

出现在这首诗里的“空城”，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空城计——一次奇妙的巧遇。实际上，有关南京之“空”，即是说南京作为一座“空城”的这一定义，频繁地被不同时空里的诗歌描述到——不妨这么说，在刘禹锡之后的所有诗人们都可以说是同一位帕特罗涅⑥，怀有对缺席丈夫的思念，不停地将同一段织锦织了又拆，拆了又织。

史蒂芬·欧文在他的那篇文章《地：金陵怀古》里为我们作出详细的梳理——因而可以了解南京是如何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怀念象征的——其中被举出的诗人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包括庾信、唐尧臣、谢眺、李白、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王安石、范成大、萨都刺、周邦彦、诸可宝、吴伟业、孔尚任等。这些诗人最终做出了这样一个贡献，向这座世界贡献出一种伟大情感，南京情感。我们仍以欧文述及的一个例子来验证这方面的事：“当吴伟业在陷落之后回到南京，写下了他那一百六十行的诗《遇南厢圆叟感赋》。第一行，在他到达这座城市时，是'寒潮冲废垒’……这个意象显示了一种有着复杂联想的情绪；每一个读者都会立即认识到这种情景和情书是属于金陵而非中国其他城市的。”

二

前天的院子里，狗一起吠叫起来。我走到窗前，看见它们簇拥在门边。门，已经加高过，以防它们跳出去。离门十几米远，就在靠近小山丘的大栅栏这边，一只淡褐色的山鸡拖垂着尾梢，背对着窗口，往南方走去。它足有半人高，一张椅子那样的体积，看上去结实、饱满、沉重。我感到它眼角的余光向后扫视着，留意着我的院子，仅仅是余光而已。它在中午的阳光里显形，像一大团被流水冲下小山丘的黏土，要不是狗率先发现了它，我肯定没有这分细细瞻仰的运气呢。

几分钟以后，它就从大栅栏的一处豁口钻出去。先是脖子，然后是圆鼓鼓的背，最后，尾巴很不情愿地跟上了。

自初春时节起，雨就一直没有断过。往常，到了五月的时候，空气已经和炉火一样地烤炙人了，今年的这个时刻，我们还沉浸在雾与水汽的世界里，草地湿漉漉的，房屋的斜顶和山墙上增添了多少道渍痕，需知它们几乎都是全新的，不过弄旧些也好，好像我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很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此间的气息笼络了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春天降下这么多雨。往往十数日的雨，间以一两个晴朗的日子，腰酸，肩肘隐隐作痛，睡在枕头上很不踏实。从前我写诗，奇怪于自己很少做梦，能记起的梦都是一些对现实简单的填充，譬如，白天想吃一只苹果时发现忘记买了，于是苹果就出现在夜晚的梦中。近来事情起了变化，梦很多，很坏，并且醒来时还能清楚地记得。这本该死的书⑦，它像一只蓖麻梳子把我的大脑仔细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迷思的虱子全跑到文字外边来了，瞧，它们在枕边活动得多激烈。

最初的那一阵雨开始下的时候，就有一只鸟跟随着到来，它不分昼夜地啼叫着，大雨也淹没不住它的啼叫，如果雨减小或是停歇下来，啼叫就越发响亮、坚脆，在这块旷地上，再没有什么生命发出如此的强音。牛群的哞鸣、铁轨上的火车、马路上的汽车、池塘里的青蛙、蟋蟀和麻雀，以及挂在山庄枇杷树上的笼中鸟……都像我们在英语课本上所学的“辅音”，听命于这只鸟的编组。

我的困窘也在日渐地加剧，好像患有失语症，好像说一句完整的话已经很困难了，因为耳膜上总有这只鸟的啼叫，它经常参与到人的谈论里面来，打乱你的意念，迫使你中断了表达，转向，转而听它的叫声。这叫声却又什么意思也没有，只可以勾勒它的一些特征，譬如它是持续的强音，不疾不徐，有着一种节奏上的单调，而出现在每两次啼叫之间的那个间歇很充分，为的是让叫声一直扩展到每个角落为止，一点也不浪费，就在这个间歇里，整个湿漉漉的旷地全部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

比较起这种啼叫，蛙鸣显然是不息的炫技表演，青蛙就是一群坐在水之舞池里的乐手们；而麻雀就像一群打闹不停的孩子们，刻意要引人注目。而枭鸟呢？一个口里含着水的粗嗓子男人，发出的是滋——滋的低沉喘息。各种声音里，恐怕一个扳道工在铁轨上用锤子敲打出的锤击声最接近这只鸟的啼叫，在深夜，地势相当空旷而且月朗星稀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在对它的倾听里，不知不觉像一列火车驶上岔道，不再有肯定的目的地，头脑一片空荡，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份混沌空间里的探险感。

它还接近于从岩壑深处的某个洞穴里汩汩释放出来的水流声，洞穴在繁枝的掩盖下，非常的隐蔽。当倾听变得专注时就像你一个人迈步走到了洞穴的近旁，这水流的淌滴突然强劲起来，并且，由近而远地占满整个周边地带。

我们的脚下曾是古代的墓地，西边——和城区连缀的那个方向——恰好是传闻中南京最东端的外城墙的遗址，现在已经成了小山丘。我的房屋正好与之紧邻。

山庄里的房子和小山丘之间，大栅栏耸立着，一道明确的边界。可是，对于这只鸟的啼鸣，大栅栏就显得虚幻、乏术了。每根栅栏的枫叶状尖端、栅栏间弧形的涡饰，只能僵化在那里，听凭它的出入。大栅栏四个边角的监控镜头里，显示的是一派静寂的景象，啼鸣在这边，如同一道道海浪，如同窃取我们一件件财产的盗贼，如同蛮荒年代的巨兽，吞没了院子和窗口，但镜头里什么也不显示，正常，安全，盲目。

有一只黄鼠狼窜过池塘边的那片草地，颜色像被火烤炙过的树皮。还有过一只斑斓、发光的翠鸟，栖落在山庄里的桂树上，然后接着往远处飞去。台阶下的蚂蚁很大，小腹像念珠一样又圆又亮，它们成群地运送粮草，这情形和大路上巨型卡车的车队没什么区别。在这块人烟尚且稀少的地方，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这些。

沿着我那院子旁的草地，大栅栏一直往南方延伸。南方，那个在窗口与帷幔外边无穷延伸的南方——大到如同我们的记忆那样稀薄、我们的经历显得那样虚无，而我们的想象又像坠地的蜂巢，遍布洞孔和裂缝。这些日子有燕子飞来，站立在房檐上边，和我一起眺望着对面的天空，它们是从那之中穿越而来的，每一根被淋乱的羽毛都记载了无数细节，可惜它们不能向我述说旅程的情状，关于南方的秘密。它们，超脱于我们的困境之上，它们飞行着，本能地识别原始的气流、风向、气味和播撒的花粉，始终超越在城镇、工厂、军营或者核电站……那些瘴气般沉积的人的聚居地之上。

眼前，山庄所及的南方在离我的窗口一百米处就折向了，大栅栏在那个视点上形成一个直角，往东边去，接着就被我的房子前另外几排房子遮隔。再往南，在大栅栏的外边，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宽得足以让邻近的村镇在这里举办每年一度的集场。公路以南，是往低处延展的田野，小路与农舍，真正的乡村风光；远得一旦有雾就不能目击的更南一带，则是一座座低矮的山峰，如同漆成靛蓝色的、交错往复的多折屏风，摆放在一起。再过去就是安徽了。

南方，追溯性的。在我看来没有更好的关于它的定义了，南方，就是人对历史的无能，就是忧郁，忧郁本身，如同波德莱尔的诗句：“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长的忧郁”⑧；南方，就是被古老、悠远的时光与回声所监禁。

在南方生活，如同心底有一座深潭，一旦受到些微的触动，立刻会汹涌、骇人，将你沉没在里边。记忆随时都准备做这样的骚动，它激起悲恸，兴奋之中的悲恸，毕竟那种幸福已经失去了，时光不可挽回。我那握笔的手像一条鲑鱼渴望着逆流而行，但潮流挽带着更大的破坏力，使追溯的动作变得虚无、迟滞。我曾经陷入久长的焦虑之中，不停地询问着自己。

在这里，在这个多雨的第一个春天里，我宁愿将所有的记忆腾空，我宁愿躲避开每一只可能会触发记忆的按钮。就让我身处在不断扩展的失语症里，受辖于一只鸟的昼夜啼叫，而听着它的啼叫。我慢慢地、好像做到了这一点——把自己要表达的一切一滴一滴地灌注、隐埋、转移进了它的啼叫声里。我不再匆忙地书写什么。在这块从地图上望去几乎是一个乌有的地点，伸手攥住这一根飘荡在“宇宙赖以构成之沉寂”里的音摆，随着它开始晃动起自己沉闷的身躯。


注释：

①伊凡·克里玛（1931- ），捷克作家。
②引自史蒂芬·欧文《地：金陵怀古》。
③西默斯·希尼（1939- ），爱尔兰诗人。
④加拿大诗人葛文·麦克文的诗《恐怖和黑暗区域》，转引自玛格里特·阿特伍德文学批评集《生存》第194页。
⑤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提及，卡夫卡与哈谢克出生相隔几个星期，去世时间相距不到一年，两人在相间不到几条街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一位是犹太人但却用德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是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而另一位则是一个醉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美食家，是嘲笑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外向性格的人。两位杰出的作家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⑥帕特罗涅，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之妻。奥德修斯在外期间，她为了推拒求婚者，谎称要织完这件衣衫，她白天编，夜晚再拆开，以致永远不能织完。
⑦指作者正在写作的这本《空城记》。
⑧引自夏尔·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