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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事物三部曲之三(2)
           三

  春天来了。植物们疯狂生长。许多植物直接可以成为食物。除去家养的蚕豆、豌豆、大豆、赤豆、豇豆、四季豆等等,尚有野生的马兰头、茅草根等等。

  茅草根是孩子们的偏爱。茅草根十分白嫩,多汁而甜。我们上学须过运河,只有一条公家的船渡我们过河。中午放学回家吃过午饭,我们就在船里等艄公。最初,艄公是每家每天出人,最后逐渐变成职业,由政府发放工资,于是人员基本稳定下来。一般在毛狗阿爹和杨树湾的小狗阿爹之间轮换。这两位阿爹常常迟到,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十分漫长。所以,中午我们就在船舱里、船头或者岸上写作业、打泥仗、打牌、拍纸片(卡)、游泳、挖茅草根、摘豆子。嫩的蚕豆、豌豆可以生吃。比较起来,茅草根更好吃,更甜,而且不存在偷的嫌疑。有时候,我们去摘蚕豆苗的耳朵。豆类植物中,只有蚕豆会长出这种耳朵,一般隐藏在靠近顶端的叶子下面,细线一般的嫩枝上长着一只漏斗形的耳朵。并非每株蚕豆苗都会长耳朵,而且长得隐秘,所以在清香、鲜嫩、茂密的豆苗丛中搜寻起来是件趣事。等到蚕豆熟透的时候,我们会在水田里点燃稻草,然后将拔来蚕豆连带豆箕一并扔进去,豆荚就在里面噼啪乱蹦。等到火灭了,拨开灰烬,豆子已经煨熟,吃起来香脆可口。

  一些鬼主意多的大孩子,比如湾里的建锋、邱家浜的晓炎喜欢烧茅草。秋冬季节,茅草枯萎,一片橙黄色,此时一根火柴就能让绵延数十米的茅草毁于一旦。不过,有时候,燃烧的茅草会殃及附近的稻草垛。他们因此就会被大人痛骂。所以,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我在故乡的这些孩子中,是不太喜欢出轨的一个人。我从小就内向,没有养成村里几个年长男孩的野气。我更喜欢挖棉絮头或者剪马兰头这样秘密而温和的事情,就好像我现在喜欢独自阅读、写作,而不喜欢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马兰头不是一般所谓的马兰花。可是,马兰头的确会开花,一种花瓣淡紫、花心橘黄的花,形似向日葵,只有一元硬币大小。开花的马兰头茎杆比较长,有二三十厘米。但年幼的马兰头只有四五厘米,叶子鲜嫩,竹叶状,是一种可口的食用植物。一些餐馆能吃到一种叫作马兰头拌香干的土菜。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香油拌马兰头是常吃的菜,有时候几个人只围着这一道菜吃。甚至一盘马兰头要分成两顿吃。母亲把香油拌马兰头藏在碗橱里,我就搬一张凳子去偷吃。提着篮子,带着剪刀,去一些潮湿的角落剪马兰头是我儿时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兰头喜欢长在潮湿阴暗处。我家屋前的河滩、屋后的桑树地旁就生长着很多鲜嫩的马兰头。田埂这些地方的马兰头因为日晒较多,苍老瘦硬,吃起来很不香脆。

  村子东边的丽丽家门前的水沟旁长着一丛洋芋艿。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菊芋,方言一般叫洋芋艿,因为它像芋艿一样生长在水边的地里,又像芋艿一样在地底下结果。洋芋艿的地下根茎可以腌制后再吃,黑色的,很脆,是什锦菜中重要的一味。洋芋艿的茎杆大概有手指粗,高过人头,花橘黄色,茎杆内部是棉质的东西,小孩子常常把成熟的茎杆切成段,点上火,当作香烟抽。

  番瓜、番薯的茎吃起来是另一种味道。这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不过,南瓜茎、番薯茎的味道其实不差。去皮,凉拌,很香脆。母亲尤其喜欢吃番薯茎,方言叫作番薯杆子。她常常命令我去谁谁家弄些番薯茎来。我则提心吊胆地来到指定地点。我家已经多年不种番薯,所以只能偷。虽然偷的不是地下的番薯,但是摘掉茎杆,总会影响番薯的生长,主人总会介意。不过,村里人相互都很熟悉。见到我在偷番薯茎,只是说一下,只有一些小气的糊涂老头会破口大骂。番薯地经常在一些坟堆的旁边。旧时的坟总是砌成屋子模样,耸立于地面,正面留有十字形的小窗子,棺材依稀可见,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坟边上又总是种上些荆棘之类的植物,十分阴森。我放学回家,一般都是黄昏,日头低垂,天渐渐暗去。在此时被母亲派出去摘番薯茎,恐惧随之增加。

  清明节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蚕花节。蚕花节就在清明节这一天。新市古镇的蚕花节自古有之,只是中间被历史割断。小时候,清明节总要去游含山。含山是距我家几公里的含山镇上一座小山。它的蚕花节恢复得较新市镇要早。游含山这一风俗的流传大概就是古时蚕花庙会的蜕变。含山并不高。一百米左右。很小的山。只不过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座,所以稀奇。传说,洪水时代群山见大水来临,纷纷西逃,只有这座山最蠢,没有逃走。于是留下来成了这里唯一的山。我猜想,所谓含山其实是“呆山”的讹化。“呆”在方言里一直念做“ái”。普通话的普及将这个字生硬地统一为“dāi”,新华字典清清楚楚写着,这个字不能读“ái”。但我们的方言的确是这么发音的,不过方言在国家权力面前总是脆弱的。据说含山是马头娘娘亦即嫘祖的故乡,是桑蚕文化的起源地。一到清明节,附近的乡民或步行或骑车浩浩荡荡地往含山进发。在那里,我才知道蚕花的意思和模样。原来农民为祈求接下来的蚕茧的丰收,来向马头娘娘祈求赐福,作为好运的象征。后来新市镇也恢复了蚕花节。新市镇的蚕花节不像含山以神话为依托,而以历史事实为蓝本,是想象的结果。据说西施北上吴国,途径新市镇,遇十二位采桑女在她的轿前起舞,于是她将随身的鲜花散于采桑女,祝愿她们蚕茧丰收。后人为纪念西施散花,发明了蚕花庙会。如今,在西施故里——浙江诸暨就有西施殿,殿内西施长廊画有“德清赠花”,应是指家乡流传的西施传说。所以,新市镇的蚕花庙会与含山不同之处就是蚕花姑娘。含山的蚕花是祈福得来或者直接购买的。而新市镇的蚕花则由每年遴选出来的蚕花姑娘坐在花轿中撒放。是日新市镇万人空巷,附近村民纷纷云集,仙潭路、健康路水泄不通,蔚为壮观。蚕花节又是仙潭古时的情人节。蚕花庙会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轧蚕花,也就是挤蚕花的意思。那天,在胭脂弄、寺前弄一带,青年可以光明正大地摸女人的乳房。而女人们也以被摸为荣。这样可以让抢到的蚕花灵验,今年的蚕茧就会丰收。所以,胭脂弄的外号叫摸奶弄。当然,这一习俗在半个多世纪前因其有伤风化而被禁止了,近年重兴的蚕花庙会自然也没有这个节目,变得文明多了。“蚕花”其实是用纸或布做的假花。但对于农民来说,它是一种圣物,具有某种超验力量,能够左右我们人世间的事功。像这样具有超验力量的事物很多,比如,清明节,我们会在大门上别一束艾草。用来驱邪降幅。

  孩子们盼望的节日,清明过后就是立夏。立夏这天,家家户户要做立夏饭。立夏饭,也叫作野火饭,所以充满野趣。一般在野外用砖头搭灶。米、油、盐、味精、咸肉、菱角等物可从家中自取,而主要的原料之一豌豆则要从野外偷来。所谓偷就是不能从自家的地里摘。这一天,孩子们去别家偷豌豆是没有人责怪的。菱角可以是湖里捞来的——当然我长大后再也不能在湖里见到随处漂流的野生菱角了。最后一种必不可少的作料就是“薤”。每家的菜园里都会种植。细嫩的叶子是线形的,球茎白似珍珠,形如葱蒜,却具有葱蒜所不及的香味。立夏饭的原料主要是豌豆和糯米,但缺少这种薤,味道就会变样。孩子们的野外立夏饭所用的薤必须是野生的。这种野生的薤在东升以外的村子不太能见到。它长在村东桑树地里的两个大坟上。这两个大坟高达四五米,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上面的野生薤,比家养的长出数倍,味道更香,且遍布坟头,很神奇。我们竟然一直在吃古人的坟上长出来这种特殊的薤。这两个大坟据说是镇上的大户人家的。大概已经相当古老,我们从来没见过镇上什么人清明节来上坟。在我去西安上大学后两年,政府平整土地,将这两个大坟挖掉了。据说挖出无数珍宝。全被县博物馆没收。村里的人暗自去挖,仍然挖到不少破碎的玉器。一个客居我家在这里打工(挖泥,卖给砖瓦厂)的四川人就挖到一只玉蝉,据说卖了三千块。我没能目睹大坟内部的景象,真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些我充满想象的神秘事物最后轻而易举地就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烧立夏饭的灶要搭在野外,但最好在桃树下。如果找不到桃树,就在灶旁插一枝桃花。于是,这株桃花随之变得神秘。故乡的这些特定的习俗一直在引领我进入世界的神秘一面。
  
  四
  
  小时候,我一直好奇于家乡那些植物的归属。那些桑树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中间只有浅沟为界,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人家。在一块桑树地采桑叶,父母亲就会告诉我相邻的地是谁家的,他们的人品怎样,有过什么故事,他们的蚕养得如何,桑树何时喷过农药,何时才能让蚕食用。碰到邻居喷过农药,交界地方的桑树就要留出半株不采,以免蚕吃了打过农药的桑叶中毒。水稻、豆子、蔬菜也是有主人的。即使随便摘一朵小花,我心里也清楚这是摘了谁家地里的花。

  村庄房屋前后的树同样分属不同人家。父母亲经常会指着某棵树说,这是谁家的树。这些树都是父亲一代小时候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大十分硕大。每一棵树代表一种记忆。这些树来自于那个遥远而贫乏的年代。他们分布在村子各处,犹如时间一般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家门前那株枫杨自然是我家的,枫杨在方言里也叫元宝树,它的果子很像一只只绿色的小元宝,它如今可能是村上最庞大的树了,因为河埠边的榖树已经枯死;枫杨东边的枣树和榆树是法生大伯家的——法生大伯本来是我家西边的邻居,后来搬家到村子北边的桑树地里,所以被人叫作北海大伯;西边的杉树是剃头大伯家的;白榆是芳芳家的,她家前面的乱石堆上还有很多胡叶藤以及一盆种在铁质脸盆里的万年青——在村上大概是唯一的一盆。

  我家屋后有一株法国梧桐,枝叶茂密,一到春天它的球果就飘散出许多绒毛,几年前它在台风中倒掉了。梧桐树东边隔着一块菜地有一株棕榈,村子里唯一的棕榈树,这是建伟家的,夏天的时候我常常去剪它扇子形状的叶子,修剪成苍蝇拍。梧桐树往北的桑树地里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棵楝树,谁也不知道它的主人。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棵孤独的树。最喜欢它球形的近似葡萄一样的果实,我经常去打果子。它的果子最初是绿色的,很饱满,等到秋天变黄的时候,已经有些萎缩甚至腐烂了。芳芳家后面的桑树地里隐藏着一棵樟树,它是永妹家的。它和那棵楝树一样孤独,四周都是桑树。它的嫩绿果实与楝树的有点相似,只是更加细小些。小时候,以为樟树的果实能吃,然而,尝过之后才发现,它异常苦涩,而且那种苦涩挥之不去,在舌头上逗留了大半天,令我为自己的尝试后悔不已。炳荣伯伯家旁的弄堂里有一株野生的枇杷,它生长在他家倒废水处的瓦砾堆里,不过从没有结出果实。但是,这棵树理所当然地是他家的。炳荣伯伯屋后是祖父母的小屋,相当破旧,前面耸立着两株大榖树(又名楮树),这应该是祖父的树。村子西边的木槿是文松阿爹家的,他是丽丽的外祖父,他的儿子泉法与我父亲是结拜兄弟。木槿旁边有一大丛洋芋艿,是丽丽家的。木槿和洋芋艿在村前那条水沟的北岸,南岸是一片竹林,我们叫作竹叶墩。竹林南北狭长,分别属于文松阿爹家、我家、丽华家、剃头大伯家。竹林的东边就是丽华家,宝宝阿爹家和一些我记不清名字的人家——这些人家被我们称作“南海”,属于另外的桐乡县(后来改作市了)。这些房屋背后就是村前的那条水沟,水沟的南岸有许多树,其中有一棵麻栗树,它的果实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成熟的果实在中央插上一根火柴就变成了小陀螺。孩子们总是比拼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最长久。

  祖父的小屋边是一条淹没在桑树里的小径,它通往有德家和荣昌家,他们住在村子的北边,法生大伯本来是我家邻居,后来也搬到了这里。荣昌是丽萍的父亲,是芳芳的大伯,他们家原来在芳芳家和炳荣伯伯家之间,天井里生长着能结果的枇杷树,这是最令我们羡慕的。有德就是永妹的父亲,他家一直住在北边,他家后面是水渠和一望无际的水田。水渠边种植着一排圆柏。这大概属于公共财产,与村子北边机耕路上的水杉树一样。

  村西河埠右边的榖树在死去之前是村里最硕大的树木,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据说是曾祖父栽种的——大概是村子里最早人工栽种的树木。榖树的果子很像草莓,我和建伟尝过它的滋味,些微有点甜,但并不好吃,还不如桑树地土沟里的那些野草莓。建伟家就在河埠边,他家屋前也有一株榖树,长得很茂盛,但远远比不上河埠边的榖树。

  河埠,也叫河滩头,是村里洗菜、洗衣服、洗澡的地方,它的左边是一排梧桐,大概是丽丽家的,父亲把梧桐叫作青桐。它的花萼犹如一只勺子,果实很奇怪地均匀排列在勺子的边缘上,经常被孩子们用来当作手工枪的子弹。芳芳家的白榆旁也有一棵青桐。河埠往北是村子里的竹林,最大一块为丽丽和芳芳两家所有,小一点的是建伟家的,更小的三角形的才是我家的,这其实是西海阿爹留下的,没人打理,竹子越长越细小,几乎和野竹子差不多了。我家竹林对面的几棵榖树是西海阿爹的。他去城关镇为一家做钢材的乡镇企业当看门人之前,就在树下的一间小屋里住着。这是村子的最西边,所以他被叫作西海阿爹。去他家,要经过竹林和建伟家之间的狭长小路。屋后是一个野坟堆,野竹子中隐约能看到许多褐黄的骨殖甏。这是一处极静僻的所在,屋前是竹林以及一条小径,西边就是那排榖树,屋后是野坟堆,更外面是浩瀚的桑树地,桑树地里也有一个失去主人的野坟堆,上面长着一棵高大的树木,我至今叫不出名字。树身上残绕着许多藤蔓植物。

  故乡是水乡。水上多水草。这些水草是用来喂羊的。它们覆盖了整个东升浜(村旁湖泊的名字)。它们也同样属于不同的主人,看守着这片水域。水边是一丛一丛的芦苇和芦竹。芦苇细小些,颜色褐黄,而芦竹则是粗壮的,更高大,叶子和身躯都是翠绿色的。故乡的芦苇并不多,我家的竹林濒临东升浜的地方有一片,在村子的东北角荒芜地带的水泽里也长了许多。其他环湖和临河的地方一般只长芦竹。芦竹的归属权依据各家的田地。东升浜的东北角都是我家的水田和桑地,所以,东升浜与新开河交界处的一大片芦竹以及湾斗里的一长条芦竹都是我家的。这是我十分自豪的事情。因为,一到春天,我们砍下芦竹的花茎,可以做笛子。芦竹的花茎是一枝空管,而且不像竹子那样有节。所以,只须根部一端劈断,顶部本来就是长实的,不通气,纵向划开一条缝,就可以吹响。逋—逋的声音。顶端可以削短,留下一根花须,就是一只很漂亮的笛子。芦竹管子也可以做成武器,两头都削掉,成为一根畅通的管子,里面放上我家后面那棵楝树的果子,用力吹出去,就可以攻击别人。当然,这必须是大一点的芦竹管子,因为楝树的果子直径将近有一厘米。如果是细小的,就必须去摘邱家浜村口那株高大的冬青树的果子。这株冬青是国芳家的。国芳的母亲与我母亲都来自于和睦桥,就是我的外祖母所在的村子,她们俩小时候就是结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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