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波：《午夜的断刀》后记

  　　飞翔的黑土豆
　　——《午夜的断刀》后记

　　梁雪波

　　因为某种机缘，2011年底我出版了个人诗集《午夜的断刀》，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些文字呈现了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与时间搏斗的痕迹。现在将这些诗歌辑录在一起，我首先感到惭愧的是，自己写的如此之少。它们远未成熟，甚至还残留着搏斗之后的创痛与破碎。然而对我来说，其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见证。这些诗歌是一个生命个体精神成长的见证，尖锐、激越、沉痛、悲悯、孤绝、乃至分裂，都来自于长期在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是的，对我来说，诗歌并非一种孤悬的语言织物，它与生命个体在时代中的命运息息相关。

　　从199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这几年来的一种介入式的写作，其间有着二十年的跨度。而在这中间，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沉默。因为生活所迫，我一度搁笔，辗转在各地工作谋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其中的甘苦冷暖难以向外人道。而这些平凡又动荡的经历如今业已成为生命的财富，它让我再度提笔写作时，不再局限于一己的浅唱低吟，而更多地将诗歌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深入到那些繁华表象之下的沉默与幽暗，那些被遗忘和失语的部分，并试图在与时代的深刻摩擦中呈现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精神境况。

　　因此，我感到自己站立的位置正是一个巨大的裂缝。在今天，诗歌作为一种权力最微弱的言说方式正饱受来自社会话语的指责。人们对当下诗歌的批评和冷漠，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繁盛的记忆有关，也与当下诗歌品质的普遍下滑脱不了干系，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们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相互冲撞的一种现实反应。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认为，真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为了在这个瞬间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人们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向时间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昧发起攻击。那么，诗人如何去把握这永恒变化着的历史与现实，同时又能坚持美学的高标，进而呈现文学的全部复杂性？我觉得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清理自己阶段性思考的目的，2006年我写下了批判性文论《“后启蒙”时代的奥德修斯》，而当时的写作动力，则部分来自于周伦佑等诗人提出的“体制外写作”的触动。那个时期，我对诗坛几乎完全隔膜，平时关注更多的是鲜活而生猛的社会现实，以及启蒙与革命、自由与民主、极权与反抗等问题。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和周伦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当时我已很久不写诗了，正准备往思想随笔方面发展，因为我认为随笔更能清晰地表达思想，也更利于呈现具有现实批判力的文字。但周先生在看到我电邮给他的诗作之后，却一再地鼓励我说，“雪波，你不写诗真的太可惜了！”——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那年冬天，在清凉山上的一座古书院，我写下了诗歌《怀念阳光》、《反动的诗》、《国庆节》、《雨之书》等。再后来，个人的生存处境又发生变动，但更激发起我写诗的热情，写作坚持了下来，并意外地得到了更多朋友的认可和鼓励。

　　如今回头来看，我的第一首诗是在14岁那年写下的。由于父亲的病逝，我从一个懵懂贪玩的孩子变为敏感内向、努力奋进的少年。而真正开始比较自觉的写作，是在1991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开始，“它像是突然中止的八十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有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语）我的写作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苏北淮阴，在洒满粉煤灰的小路，在寒寂冬夜的烛光下，在淮河边的采石场，我用诗歌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

　　而对于时间、生命渊深、自我与他者的最初的意识萌动，也许还要更早。最近读到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里写的一段话：“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就是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是的，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伫立于水中的小男孩的身影——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在苏北平原一条清澈的大河边，我和几个小伙伴戏水、摸鱼，从中午一直玩到黄昏，小光腚都泡得发白了，也不想上岸。而我却突然停止了玩水，凝望着开阔而深邃的河流和水面上粼粼的波光，内心涌起一股难言的滋味，家人、学校、课本，连同身后的小伙伴忽然变得异常遥远，仿佛都在匆匆流逝，我像是站在另一个时空里目睹着这一切，却无法告诉他们。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像幽深的河水在心中漾动，非常奇异，又令人怅然若失。

　　那个10岁的男孩一定不会想到，将来他会把文学当作自己的志业。他不会想到，在经历了人生的坎途与捷径之后，他仍然要倔强地把生命投掷到文学这条寂寞的道路上，这是愚痴，也是握笔者的笨拙。几年前，我曾多次做过一个类似的梦，在梦里，我突然会飞了。这超常的能力让我惊喜，我飞过人们的头顶，向上攀升，然后又俯冲下来，在河流上方疾速地飞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身后是人们惊讶仰望的面孔，我感到刺激而又得意。可是那飞翔的方式说来却非常奇怪，不是张开翅膀，而是像瑜伽大师一样盘着双腿悬浮在空中。这种姿势，多少显得有点笨拙。

　　是的，笨拙，就像田野里那些灰头土脑的土豆。在我出生的遥远的北方，土豆是抵抗饥饿的必要的食物。那时每家每户都挖有地窖，漫长的冬季，父母从地窖里背出一些土豆，放在土炕的灶膛里烤熟，这时他们会为我取出一颗搁在一个小铁盒子里，用绳子系住，我就拖着这个“小货车”满屋跑，这是我童年最好的玩具。一颗土豆凝聚了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家庭所有的艰辛与幸福。现在，给我烤土豆的人，一位已经离世，一位也已衰老地模糊了记忆。所以，我用笨拙的文字把他们保存到诗歌里，为了抵抗时间的遗忘。

　　不应忘却的还有意识形态里的土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们甚至不能将土豆放飞到天上去。”紧密而硬实的土豆当然不会飞，也无法放飞。飞上天的后来是卫星、粮食产量、口号标语和逃亡的接班人。而在极权时代，任何土豆都是可疑的。生前热烈颂扬斯大林的高尔基，在他死后，他的房子被秘密警察搜查。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甚至连他家中的土豆也要一个个切开，以寻找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这个细节令人震惊。在一个连土豆都不能安然做土豆的时代，那些被抹黑或自我抹黑、被规训或自我规训的人们，都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像一颗颗沉默不语的土豆。

　　只有在梦里，土豆才能飞起来，哪怕用一种笨拙的姿势。只要有梦，诗歌就不会泯灭，而诗歌正是迎向刀锋的呼啸的土豆。也许它不能让权力卷刃，甚至有被切削的危险，但是每一颗土豆都有飞翔的权利，这飞翔的意志与智慧，正是诗歌对体制话语、权威话语的抵抗与矫正。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时代，质朴的、沾着泥土的土豆已被富起来的人们鄙弃，似乎只有经过膨化处理的薯条才符合大众的胃口。真实的土豆重新退回到现实的泥坑，这未必不是件好事。诗歌重新拥有了孤独的力量。但这不代表消极与沉默，它们在阳光雨露中粗粝地生长，带着与生俱来的质感与力度，它们围观世界，以平和的方式与环境搏斗，拒绝以各种名义交出美和自由。诗歌的黑土豆仍要在消费主义的天空飞翔，并在集体遗忘中发出自由而响亮的声音，因为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诗人，但是确实对精神的高洁与超迈怀有追慕之心。“红太阳”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我随家人离开了北方，迁居江苏，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去过。有时候我想，诗歌是否是另一种遥远的召唤？写诗犹如滚雪球，从一个词出发，在新雪不断地粘裹下，雪球越滚越大，混沌蓬茸，直到被一双手抟起，搓圆，直搓到掌心发烫，搓到雪球内部发出幽蓝的光，搓到一个秘密的节日开始奏响……而那些没有被雪照亮的人，注定在语词中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