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曙光的诗，惊讶他对诗歌叙事的着迷。在“1965年”、“给女儿”、“回家”、“电影院”、“西游记”等一系列作品里，很明显地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正如卢小雅兄所说的那样：“80年代中期，当新生代的大部分诗人在忙于抢班夺权，制造诗歌的梦工厂时，他已经开始默默无闻地进行自己的诗歌叙事实验。他的诗歌语言非常自然，接近于日常生活，在句与句之间，他不象一些诗人那样设置太多的障碍，他只是平平淡淡地叙述，既不慷慨激昂，也不故作冷漠，他依靠叙事本身的力量来打动读者。”
事实上，诗歌写作由抒情转向叙事，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的调整，而是知识、人生境遇的调整。一个时代过去了，诗歌叙事的降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一年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雪。”正是这第一场雪，开启了张曙光对诗歌叙事的执着追求。在他的诗歌里，常常感受到一种难言的沉痛感与荒谬感——“我的一生也许是一场辉煌的失败/但胜者何胜，而败者何败”（《小丑的花格外衣》）”“哦，生活，多么美好的字眼，但/这些也不过是些垃圾而已（《垃圾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我只是个陌生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张曙光是典型的“中年写作”（欧阳江河语），他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渗入个人情感与生命经验。尽管他的诗里一再流露出浓重的虚无与颓唐的心境，他的所谓虚无是一场被苦难的泪水冲刷之后遗留下的阵痛。但并非否定一切，而是有着自己的坚持。“没有预言，日子不过是/一种单调可靠的重复，或许/想到这些你会感到安慰。 ”
读张曙光的诗，有时会觉得过分内敛、朴素。然而对于一个有着精湛思辨能力的诗人来说，质朴将是一种典范。或许“伟大的书，但里面只是一页页白纸。”张曙光是一位有着凝重的叙事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歌结构精巧、平稳，语言趋于沉重感。他的诗歌是历史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会找到那个时代的苦难、荒谬和毁灭——诗人黄礼孩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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