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长沙梅溪书院举办了“诗的”系列纪念活动，纪念诗人张枣。这天，诗人好友北岛、宋琳、陈东东、敬文东等皆来长沙凭吊。而他们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身份：中国诗人。
记得在生前，每当自我介绍时，张枣都会有一句开场白：“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精炼而掷地，似融涵着他的生命。他总说，要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
诚然，他做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携着一壶烈酒、顶着席卷神州的诗歌风暴行走湘川大地，写下了诸如《镜中》《何人斯》等深深烙有张枣风格的作品：优雅、纯粹，惹人深思。四十八载春秋，一半献给了祖国，一半闯入德意志。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东西诗歌文化语言的共通性。一个时代会孕含许多它的作者，而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却是他们在一个个处处要依附群体和圈子的社会中，能敢于天马行空、于世不从。
诗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在“诗言志”和“纯诗”之间摇摆。可是诗歌，在被视为“神圣智慧”的另一面却也经常被充当工具，一种总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的60年代末，小说逃亡了，散文隐匿了，戏剧变成了样板戏，唯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只剩诗歌。诗歌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本身，它不再是审美的特殊形式。与小说的命运不同，在70年代，个人的诗歌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化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无声反抗，更不用说诗人们都写了什么。当年青年诗人食指于70年代的作品，以今天看之，那只是青春与唯美，在当时却和反动口号无异。
所以，当食指批评余秀华时，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食指的动因。因为他只是一个诗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它既不是歌功颂德的逆臣，不是无关痛痒的叙刻者，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反抗者，他只是掌握了语言巫术的智者。他不是战士、匕首、号角，也不是敌人、内奸、叛徒，全然他只是一个诗人。中国诗人要承担诗歌的社会体制造成的被埋藏于“地下”的命运，又要重建和实现所谓“纯诗”的理想，从冯至到北岛，到食指，到海子，再到文革坍圮的废墟中坚守理想主义的张枣，其诗情燃烧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11日上午，北岛等人一起来张枣墓前献花，给他点了烟，但忘了带酒。那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雨。雨如丝，像是春写下的信。一个随行的朋友说，雨，应是给张枣喝的酒。
这个不愿下船的当下李白，再一次梦回了酒的温暖。李白走矣，诗歌的灯火伏伏起起。30年前的那场诗歌风暴已远去，曾经的见证者也慢慢衰老。在时代的下一个路口，当望着窗外，若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还能再见梅花落满的南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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