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出版人路金波公司策划、“80后”译者李继宏重译的两部经典名著《小王子》和《老人与海》因自称“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而惹来一场在“豆瓣读书”发起的名为“一星运动”的抵制行动。
这原本是出版界的一件小事,却引发了翻译界的一波热议。面对质疑,一向被认为谙熟炒作的路金波继续在微博“虔诚、掏心窝子推荐名著里最美最棒的译本”。而李继宏则表示,自己曾提出使用“最新译本”的说法,但腰封宣传语决定权属于出版方,与自己无关。不过他也自信表示,自己的译本肯定比三十年前的好。
究竟是否存在“最优秀译本”,如何评定翻译水平高低,为何经典不断被重印,中国翻译界存在哪些现实隐患?就以上问题,西川、楚尘、高兴等诗人、翻译家与出版人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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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没有十全十美
“一星运动”的发起人、九久读书人编辑兼法语译者何家炜称,该套“最优秀”丛书自诩“纠正了现存其他56种《小王子》译本的200多处硬伤和其他50种《老人与海》版本的1000多处错误”,完全无视了林秀清、周克希、马振骋、郑克鲁、黄荭等法语译者的译本。他于是也“反将军”,对照法文、英文和其他译本,挑出李继宏译本中的20余处错译和漏译,并举例证明“这书是从英译本转译而非从法文版译出”。
李继宏反驳,“最优秀译本”并不表示自己的译本就完全没有错误,只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老译本,从学术上讲都是过了保质期的东西。“很多人以为我狂妄,其实不是,如果把我放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什么都不是。”李继宏表示,时代的局限注定老一辈翻译家的译本会比今天的译本更多错误。
对此,翻译家高兴认为,“最优秀译本”的提法属于有些年少轻狂。“随着时代的发展,后译者的视野和才气有可能超过前辈,文学语言也有可能更加创新与合理,这属于理所当然,并不应该自夸。”高兴说,“况且重译经典本身就包含先行者的劳动在其中,万万不能忘了前辈探索寻路的艰辛。”
“没有一个文学翻译者敢说,他翻译的东西没有错误,或者说他的译本与原作完全吻合。”高兴说,文学翻译涉及母语、外语以及文学感悟力,是复杂而艰辛的劳动,“要在文学翻译中找所谓的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翻译本身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而所谓的完美,不过就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据了解,就在去年,92岁高龄的老翻译家徐知免还重新修订了自己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国现代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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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不应回避艰涩与担当
除“最优秀”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翻译还造就了另一个结果,也即让后译者可以轻松实现“翻译最快”。前不久,李继宏关于“翻译稿酬并不如同行讲得那么低”的说法也惹来争议:他以自己翻译的《追风筝的人》为例,称全书共19万余字翻译总共才用了10天,按此速度一个正常译者年收入可达十几万。
对此高兴表示,除非是出现天才,否则一般很难实现的。而也有网友指出,李继宏之所以翻译得快,是因为他选择翻译的《小王子》等作品难度都不大,且已有多个译本。“有人选择翻译劳动少、赚钱多的作品,这可以理解,但文学翻译不应该回避有价值却艰深的作品。”高兴说。
“比如李文俊先生翻译福克纳,一天才翻译500个字;他只翻译了几部,人就已经老了。这种翻译节奏是令人尊敬的,在他的劳动中满是对于文字的敬畏。”高兴告诉记者,很多翻译老前辈一辈子就在攻几部作品,他们看重的是文学价值,这当中包含着热爱和担当,“很可惜现在很多译者对于文学翻译越来越急功近利了。”出版人楚尘也告诉记者,他去年推出的《新陆诗丛·外国卷》早在12年前就已着手,“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都明白翻译是件异常艰难的事。”
翻译过不少外国诗歌的诗人西川也曾告诉记者,翻译不仅是翻一首诗或一本书那么简单,还涉及“翻译的政治”,也即选择翻译谁的作品;还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的手段,对原文进行删减增补;甚至在本雅明的认知里,翻译已进入了哲学领域。“如果一直停留在技术层面做翻译,我才不搞这个东西呢,它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不能让我觉得过瘾。”西川真正想翻的有庞德,“像他这么大一个诗人,在中国居然连一本传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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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在中国还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庞德说过,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然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外国翻译作品,尤其是诗歌大多来自80到100年前。迫于外国文学翻译的局限,楚尘在面对如今英文作品占主流的图书市场,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新陆文库》,并且首先选择翻译德语卷。“我希望可以打破中国读者阅读的单一性,给读者更多的选择。”楚尘说,外国文学是浩渺无垠的,出版人和翻译者要有胆量去做不同年代、不同语种和不同流派中被遗忘的经典。
“这么多年来,读者读到的好作品真的很少,普利策奖或布克奖得主在中国畅销的没有几个。尤其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已有108位得主,真正卖得好的也就只有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楚尘说。
关于外国翻译作品的单调与荒芜,高兴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翻译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首先,在学术评估体制中,文学翻译在大学和研究机关都不算成果,这是极为荒唐的;他们难道不记得,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外国翻译文学启发了莫言等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思潮?”对此,作家韩东也认为,翻译是在一种新文化的刺激下进行的改写,“这种刺激性太必要了,如果没有翻译,现代思维方式甚至都不可能成立。”
“其次,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学翻译奖——缺乏对于翻译者身份的认可,这也是荒唐的。”高兴说,“第三,中国各期刊给予翻译者的稿酬太低:文学翻译同文学创作一样,是项艰辛的创作劳动,物质层面的认可,也是对于翻译者最起码的尊重。” 记者 孟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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