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也是为这个时刻写的，那时候威尔士和门奈海峡还沉睡在我的梦里呢。
回到中国，因为在威尔士地方激发的感动，我找到了R. S. 托马斯的诗，仅仅因为他是威尔士诗人。我在班戈听到过这个名字，威尔士太多托马斯了，我以为是迪伦．托马斯。我在一个下午阅读了R. S. 托马斯的诗，我立即明白，在班戈，我是来找牧师R. S. 托马斯的，这是一个冥冥中的约会。
“'最使他怒不可忍的是当今英国诗歌的虚弱无力。’'看看这情形吧，尽是些玩弄技巧，可怕的无神论，政治把戏。伯蒲，德莱顿肯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但丁会鞭笞这些人。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拉金，他会时不时的吟上两句无足轻重的诗行，比如'戴着眼镜冲着最新的接管咧嘴笑笑’”“'是的，当代英语诗坛已经没有精神依附。我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我就是一根先进的技术时代的年迈的搅棍，要看看你们是否还能有意义地使用像上帝、不朽、灵魂这类的词语。如果你得到别人的心、肺、肾，你在玩弄男人生孩子的想法，你还能写出关于上帝和永恒的有意义的诗篇吗？他将这个问题悬在威尔士的空气中，使人极为不安。’” （ 格雷姆·特纳《访R. S. 托马斯（译者不详）》
一个农民
R. S. 托马斯
程佳译
艾古·普里赫瑟，就叫他这个名字吧，
不过是威尔士荒山中的普通人，
在云隙中养了几只羊而已。
割掉甜菜的叶子，削去它绿色的皮，
露出黄色的骨，他就心满意足
咧嘴痴笑；或者把荒地方成
一片凝固的云海在风里闪烁——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太阳或许还会
每周一次碾碎天空阴沉的脸庞，
可他笑的唾沫横飞的次数更少。
夜晚只见他枯座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偶尔朝火堆里吐口痰。
他那空空的脑袋里有种东西令人恐惧。
他的衣服，散发着多年的汗臭
与牲口的骚味，冲击那文雅
却做作的感官，自然毫无遮掩。
然而这就是你的原型，他，一季又一季，
与雨的围攻抗衡，与风的消耗战对峙，
保卫他的种群，一座坚固的堡垒
即便在死亡的混乱中也牢不可破。
记住他吧，因为他也是战争的胜利者，
奇妙的星空下不朽如一棵树。
在这里看不见欧美诗歌里那种通常的聪明机智，像大地一样朴实、自然而深厚。深刻是自然涌出的，而不是做作。而如果阅读了他的全集，会发现他正是那种像树一样朝着宇宙天空坚固地喷涌而出的、完整的诗人。早年的诗向下，深入大地，密集而深邃的根系，抓牢了。晚年的诗是形而上的，宗教的，就像上帝在说一种口语，朝着星空。或者像一座建筑了８０年的教堂，结实坚固，从地基开始，直到星空下的十字架。二十世纪以来，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太少，诗人都是阶段性的，为时代裹挟，写诗的时间不多，投入革命、战争、经济活动、流亡，诗人们将责任推给时代，而很少检讨，作为个人，人们是否太现实了？R. S. 托马斯说：“那些教区的牧师大多数都很悲惨。他们不能体会乡村生活的乐趣，他们有点像政治家，总是期盼能得到提升。”期盼着提升、进步、跟上时代成为诗人放弃诗歌的种种借口。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在诗人们身上也难免。但世俗化在我们时代显得更为强烈。中国文化并非不能产生完整的诗人，比如杜甫、苏东坡都是。鲁迅、张爱玲也是，而且他们的生涯比R. S托马斯动荡艰辛得多，这并不影响他们心无旁骛地成为完整的诗人。这个时代功利主义太强大了，成功而不是写作的宗教式愉悦和使命吸引着诗人。
切尔腾纳姆市政厅外面搭了几排帐篷，文学节的各种活动都在里面举行。英国诗人Simon Armitage（西蒙· 阿米蒂奇）念的书是诗集：《Walking Home》（走路回家）他上来的时候拿着一本书和一瓶矿泉水。他说，他老家在英格兰的一个村子，旅游者来的不多。有时候有些年轻的旅游者到来，他也邀请他们去他家住，但只要女的，不要男的。（听众大笑）这本诗集是他沿着小路步行数月后写的。他说，出发前，他和母亲讨论着要不要带雨衣，他爹在一边一声不吭，他在看电视。出门了，他爹才说了一句，让他找个垃圾袋剪个洞套在头上当雨衣。他爹对他无所事事（写诗什么的）很不满。当他漫游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母亲正好从屋子里出来，拿着一袋垃圾去倒。（全场笑疯了）。阿米蒂奇念诗的时候，全场经常哄堂大笑。念到最后，阿米蒂奇咳嗽起来，并且大咳不止，喝了几口水，还是咳，他说，哑了。骤然结束了朗诵。这是自然的，还是设计过的？西方诗歌的特点是机智，有深刻的机智，也有好玩的机智。这与语言的本质有关，工具性的语言长于机智，汉语是存在性的，它的魅力不在这个方面。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翻译过去完全是废话，只是指示了存在的状况。
与我一同朗诵的诗人是法国出生的英国籍女诗人Pascale Petit，她的诗集曾经入围艾略特诗歌奖。我们的时间是45分钟，每人朗诵十五分钟，听众提问15分钟。Ed Cottrell建议我们扔硬币决定谁先念，他从钱包里取出一便士，抛向空中，掉在地板上，她先。念诗的时候也放映她的油画幻灯片，她画一种南美风格的作品，看上去很受弗里达·卡罗的影响。“这是怎么了/我开始画/ /时间拉长频谱和尖叫的刹车。”“你被疯狂的爱尔兰伤害而成为诗”。
屏幕上打出英文，我开始念：
便条集334
一场雨之后
我一边套毛衣
一边自言自语道
凉了 秋天要来了
哦 要来了
就像一个老妇人
在念叨失踪已久的狗
我接着念：
344
黑色钢琴盖
像一具装着大人物的棺木
暗藏着他的恶习和指甲壳
女儿的恐惧表现为表情呆板
手指总是长不长
她神经质地
在每次课程结束时
忽然微笑
50
九十个诗人会在同一时刻
在黑暗的意义上
想起同一只乌鸦
但九万只乌鸦组成一片移动的黑暗
飞越过一只乌鸦
也不能令这只乌鸦想起
乌鸦
听众非常安静，这种安静异乎寻常。他们似乎愣住了，这是来自中国的诗吗？怎么听上去像是伦敦一位刚刚打开雨伞要去小酒馆喝上一杯的某位庸人的作品。二十世纪渴望“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给西方读者的印象是（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给西方读者的影响都是苦大仇深、流亡、落后、愚昧、政治的、隐喻的、象征的、东方的奇风异俗、不可思议的玄学……走向世界，你得玩这种东西）那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就在朗诵之前，我旁听了一位刚刚加入英国籍的土耳其女作家的小说朗读会，她写的是土耳其女性世界的奇风异俗，非常畅销，听众提问时，更像是在对一位女权主义者提问，而不是一部小说，他们关心的是小说的意义和题材。798艺术在西方的成功也是如此，艺术家们向西方呈现了一种野怪黑乱、呆傻愚昧、恐怖暴戾的中国图像。是的，这确实是中国景观的一部分，但是在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镇压下面，依然存在着被遮蔽着的正常的生活世界，盐像世界各地的厨房一样，是咸的。这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孩、情人、婚姻、家具、花园……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能一次次在拆迁主义的废墟上重返生活的魅力。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暴戾，它总是不忘记那面用来戴花的小镜子，那只藏着首饰的红木盒子。中国生活世界其实一直被此时代的文学遮蔽着，这种遮蔽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文学主潮：革命、战争或者反革命、流亡……总之，生活在别处。
最后，我念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朗诵前我告诉听众，我有两种声音，昆明话和普通话，我其实是双语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说母语，昆明话。普通话主要用于交际。说普通话我永远有心理障碍。我其实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某日才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回家叫了一声ＭＡＭＡ！母亲愣住了，仿佛我已经背叛了母亲。仿佛我是一个陌生人，像尤利西斯那样外出多年突然归来。我感到恶心和羞愧。到了２５岁，我第一次离开云南去外省，我才再次在口语中讲普通话，用了很多年才克服了说普通话的羞耻感。我用了昆明话和普通话念我的诗，我不知道听众是否听出它们在语调上的差别？生硬、做作、准确与柔和、温馨、口齿不清。朗诵完后，有个听众问我诗歌与政治的问题，我的诗提到政治了吗？也许她觉得既然你来自中国，诗怎能不与政治发生关系？我说，没有政治的诗是不存在的，一套制服是政治，一张选票也是政治。政治是云，是风，是盐巴，是阳光……但诗不会为政治而写，就像它也不会为所谓纯粹而写。政治是语词的一部分，化学也是语词的一部分。政治是一种文明，没有政治也不会有人类。回避政治其实只是在政治面前一种撒娇方式，根源在恐惧。听众很多，接近满场，我注意到他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和老人，这是学历很高的人群，人们受了太多的教育，包括诗歌教育。诗歌受到尊重，就像他们尊重所有知识。与中国不同，在华夏那边，诗歌像中医一样，依然是某种可有可无或者令人担忧或信赖的巫术，对此我很庆幸。
会场外面，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过道上自发朗诵自己的诗，她念道“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女子／女子喜欢的一切我都不喜欢。”散会的人们停下来听了几句，一一离去
在回伦敦的车上，又遇到一位听众，老太太，一大早从伦敦赶来，喝了咖啡吃了甜品，听了两场朗诵。乘8点一刻的火车回家，她感谢我。
门奈海峡那边产盐，我买了一罐。这盐巴不是粉末状，而是颗粒，不太咸。我上次带回来的那罐盐是澜沧江边的盐井产的，也是颗粒，像来自天空的冰雹，有点发黑。盐井在大江落潮的时候才露出，其他时间波浪滚滚，看不见盐。
2012年11月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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