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先锋诗歌创作，民间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一直发挥着深远、积极的意义。一贯以群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学界和中国诗人，不能忽视中国先锋诗歌流派所担负的历史使命。2012年金秋十月，新死亡诗派成立20年系列纪念活动——“新死亡诗派20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在福建省漳浦县紧邻台湾海峡的旧镇后埭村天读民居书院举行。著名诗评家、厦门城市大学教授陈仲义，著名文艺理论家、西南大学双聘教授周伦佑，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沈奇，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讲座教授霍俊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杨克，《诗江南》杂志社副主编梁晓明等近百人出席了研讨会。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的现象、文本创作、探索价值等问题成为研讨会的谈论焦点。
关于先锋和流派，周伦佑认定了“人类思想的多元化实现或文学观念的变构，总是体现为异端对正统的突围——而'异端’就是先锋。先锋即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没有流派便没有先锋。走向流派的中国先锋诗歌，正在以自己独立的姿态，构建起一种自由的体制外诗学。”的确，任何一位具备担当意识的中国诗人，必定有过大致相同的认知：中国先锋诗歌写作，需要的不是十全十美，而是独特的、尖锐的，甚至诸如“具有焦虑语义的失效性”（道辉）的先锋意识。
一、新死亡诗派的诗学命名
新死亡诗派于1992年初创立，道辉说：“'新’即创造、重生、复兴的意象取值。'死亡’是人类共同的主题，是人性探究资源的诗写价值。新死亡诗派的诗写，是在事实遭遇到忧虑和恐惧的情形中，获得一种近似禅意的痛觉。”20年间，新死亡诗派推出的刊物、个人专集近百种；创办“新死亡诗派年度奖暨中国诗人免费诗集奖”，免费为获奖诗人出版发行个人诗集；成功举办多次大规模的诗歌研讨会；流派创作和成员作品被《文艺报》、《十月》、《大家》、《诗歌月刊》、《文学报》等报刊杂志评介。
陈仲义：1992年命名的“新死亡”，是极为超前、深刻、先锋的。它使用与生命最贴身的“死亡”为整个诗派奠基，再以一个“新”字牵头，标示以语词为动力，刷新生命诗学的实验性行为。在当年，这是一次堪称思想输液、精神秩序改造的壮举，在诗歌的思想史上意义重大。生命诗学，因死亡的高度，成为深刻的诗学。死亡诗写维度的建立，则大大提高生命诗学的份量。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派别，这么鲜明地确立死亡诗写维度。在这一点上，道辉创立新死亡诗派是具有开拓性的，功不可没。
杨克：新死亡诗派是成功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每一本《诗》都很厚重，开本很大，有压迫感；第二，已经20年了，在中国，持续20年的流派不是很多，一个流派坚持久了，就有了历史性；第三，新死亡诗派跟中国各个流派确实不尽相同，很多流派到最后都消减下来，探索性比起当初来锋芒变钝，而新死亡诗派却更突出了现代特征文本的倾向性。这些都是跟最初的新死亡诗派状态一致，且不断地体现了新的特点。
霍俊明：1992年春天，旧镇上这所石房子的主人在一个海浪拍岸的夜晚发出了新死亡诗派的第一次声音：“活着就是死亡，存在是死亡的继续”。我想道辉最初的关于新死亡诗派的“宣言”并不一定和海德格尔等人有多么深的渊源，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中国诗人本土化的必然发声。“未知生，焉知死”。而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和1990年代以来极其吊诡的社会语境产生出新死亡诗派肯定是一种必然。90年代中国社会剧烈转捩点上的文化和社会生态的破碎和陌生化的转折都使得中国诗人遭受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动荡、茫然与分裂。这都使得诗人一次次迎受那黑夜般死亡的喘息和压抑。再有，在人类族群和个体身份上，诗人似乎是比任何个体都具有了更为直接、敏感地面向死亡的心境和直觉性。正是因为个体意义以及文化意义上的对死亡的面对和透析，诗人发出死亡诗学的感喟就成了必然。之所以在道辉等这些诗人身上现身而不是其他诗人，这也并不神秘。历史总会选择少数人来承担各自不可替代的角色。换言之，新死亡诗派如果放置在1986年的现代诗歌群体大展上可能其命运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乐观了。历史会筛落黄金，历史也会无情地收割稗草。这就是常识。新死亡诗派在1992年出现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诗歌观念的生长周期。
董辑：新死亡诗派接续了中国先锋诗歌的集体主义传统，以活动、群落的方式展开先锋意味明显的诗歌写作，这正是新死亡诗派创立的重大意义。新死亡诗派创立至今已经20年了，除了非非等诗歌流派外，目前中国诗歌现场活跃的诗歌流派或者群落，几乎都是其后来者。时间就是合理性的最佳证明。20年来，新死亡诗派成了中国诗歌中的一个特有名词，“新死亡”从诞生之日起，漳州就成了当下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码头之一，是中国东南的一个隐秘的诗歌中心。
连占斗：“新死亡”是指精神、意识层面。反视我们的创作历程，可看出我们自己处在“死亡”之中，旧的理念、手法、技巧不断死亡，向死而生。从广义上说，“新死亡”是对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诗歌最好的诠释。
林忠成：新死亡诗派的哲学核心是诗歌精神问题，是词语史，一个人的微观史，世界的局部史，语言分泌史，以及反形式，耗散结构，语言的须根转状态。用道辉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到诗歌精神的再生。”新死亡的“新”是让词语精神新生，让语言新生，既然有新生，必定有死亡。词语精神的新生，就是重写词语史。
道辉：写诗写到现在，快一辈子了，已经有一半嵌入到灵魂里去了，只剩下眼睛、耳朵、鼻子在这个世界上。诗歌是嵌入灵魂的运动。新死亡诗派至今整整20年，“20年”只是几个字，但带给我太多的享受和创伤。
二、新死亡诗派的语言实验
诗人们的研讨焦点很快集中到了新死亡诗派的语言实践上。南北认为：新死亡诗派的同仁们，在面对死亡的冷酷时，却始终对生命寄予热情和希望，正是诗人对于当下浮华世界应该保持的一种可取态度。诚然，20年历程中，新死亡诗派独具一格的语言实践收获了不少期待和赞美，同时，也因文本的晦涩难懂受到诸多质疑。但是，被批评或者被研究，足以证明新死亡诗派诗写的意义，我们为此感到珍惜，感到欣慰。
梁雪波：新死亡诗派是一个专注于语言实验的先锋诗歌流派，他们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最晦涩最令人费解的文本。其理论依据来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书写文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新死亡诗派的文本反对整体主义思维，反对同一性，意图在写作中呈现差异性和谬误性，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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