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死亡诗派举办过几次规模不等的活动，这是很多人的共同印象。新死亡诗派举办的研讨会，有别于一些流于形式的诗歌活动，有收获，这也是很多人的另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在道辉的努力下，新死亡诗派举办的诗歌活动远不是“几次”之多。在2010年创办了天读民居书院后，道辉更是经常以此为基地举办活动，虽然规模都不是很大，但绝不是一般的雅聚，而是有真正碰撞意义的诗歌研讨。
2000年，道辉举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新死亡诗派诗写会议，此前，道辉也举办过一次著名诗人云集的南方诗会，这些无疑都是具有真正学术价值和建设性动议的研讨会，所造成的反响都是可圈可点，有据可查。同样是在2000年，陈仲义在《作家》发表了一篇关于新死亡诗派的评论文章《词语的欢宴》。几个事件都对新死亡诗派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道辉甚少动过举办大型活动的念头。他很自然地选择沉静下来。作为一个致力于语言未知领域探索的诗写者，适时让自己远离喧嚣，是有助于精神上的沉淀的。新死亡诗派走到了20年，道辉说：“到了该透透气的时候了……”我记得，道辉的奶奶说过一句颇令他时时感怀的话：钟要悬挂起来才能敲得响。我想，一次有意义的研讨会，就是一件把诗歌这口大钟悬挂起来，再把它敲响的事情了。
2012年9月29日至10月2日，新死亡诗派成立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新死亡诗派20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在天读民居书院召开。时间正好是中秋国庆双佳节，那么多人，舍下和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为了诗歌！当他们有人向会务组表示感谢之意时，我不禁汗颜，我们几天的辛苦比起诗人们不远千里的到来，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为了诗歌，诗人们互相体谅，彼此关爱，这是一种堪比亲人相聚的温暖！我们如此真实地触摸到诗歌的温度，看到它闪烁人性情怀的光芒。这次研讨会留给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得多的回味与反思。此时，我无须再一个人、一件事地赘述，我更愿意把这些珍藏到记忆里。
两天的研讨时间，对于热爱诗歌的与会者们是短暂的。谈论时而有序进行，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幽默畅怀，我默默地听，在心里祈愿，但愿大家都能说说自己想说的，都能有所收获，毕竟来自八方，相聚不易。直到第二天上午快结束之时，大家还在围绕新死亡诗派的语言问题谈个没完。我开始心急：还有其它诗歌流派的众多代表在这里，大家为什么不抓紧谈谈自己呢，时间仅仅剩下半天而已。此时，主持人恰好点名要我发言。我参加过不少诗会，向来是打死不发言，但是这一次我毫不推托地站了起来。我原本想说的只有一句话：请大家暂时放下新死亡诗派，谈谈其它的。然而，就在一瞬间，一股强烈的百感交集快速袭击了我，我开始无法指挥自己的思路，我竟然一句接着一句讲开了，我愿意说下去，而且谈的都是有关新死亡诗派的……言罢，诗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对我表示鼓励，我却感到难言的沉重。为什么本来内敛的我会在自己没有预想的情况下那么激动地说，说一些关于新死亡诗派的呢？也许是因为当时听了大家对新死亡诗派的诸多言论，我被感动了，抑或是被触动了。无论是对新死亡诗派独具一格的语言实践赞赏有加，还是对其晦涩费解的文本存在诸多疑虑，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对诗歌最诚挚的热情，值得我们珍惜。这让我想起20年来，新死亡诗派的每一步，就像道辉说的：“20年只是几个字，但带给我享受和创伤。”
我想，道辉创办新死亡诗派，最本质的愿望是想给自己的诗写探索找一个理论依据的处所。在上世纪80年代，道辉就开始了诗歌写作，他的处女作《火柴夜》发表于当时颇有影响的《诗歌报》。当初《诗歌报》是大开报纸，现在，它就是我们看到的《诗歌月刊》。《诗歌报》已和很多诗歌老事件一样成了中国诗人怀念的经典。而我想说的是这首诗歌的题目“火柴夜”，这个语词预示了道辉从那时就已经开始的独特的语言实验。在几年的摸索、积累后，他于1992年提出新死亡诗派最初的诗写主张，除了个体经验外，应该还和当时的整个诗歌大语境有关，这是个必然的结果。至于新死亡诗派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怎么走，却是无法过多地去做出预想。之后多年，当新死亡诗派自然而然存在于我和道辉的生活中，我觉得它类似我们的孩子，我们把爱灌输给它，养育它，对它抱以理想。当然，我还觉得新死亡诗派是个神秘的匣子，我们把一些精神因素保存其中，时而打开来，翻一翻，看一看，取出不需要的，再把一些更珍贵的放进去，这是我们诗歌梦想的根源。我也知道，还有人对新死亡诗派存在着不满或不解。这只能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一个沉静在闽南一隅的诗歌流派，甚少参与诗歌江湖，这些因何而来呢？某些从新死亡诗派走出去的人，在“说三道四”之后颇矫情地加个备注：“……属于我个人观点。”着实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摆脱不了被人问及道辉和新死亡诗派的尴尬，只好为此下下策了。众所周知，一个诗歌流派的发展史，必有成员的离开或者回归，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是对新死亡诗派的语言实验做出评价，那么就是建立在诗写问题的技术性或方法论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对新死亡诗派的厚爱，另当别论。时间是最好的淘洗，只会客观地留下该留下的。新死亡诗派就是这样走到了今天。
新死亡诗派的语言，尤其是道辉的诗歌语言，似乎已经是某些场合，诗人、诗评家再也绕不开的事实。此次研讨会，依然有很多人讨论道辉的语言。是的，道辉的语言如此倔强地存在着，需要谈论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好与不好等问题了。我阅读了道辉的全部作品，在我看来，一个内心干净的诗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一阵风，路边一块石头，天上一片白云，在他看来都有生命，因而也都会有死亡。道辉惯于“把思想诉诸于技巧”，他的诗歌不仅仅表面文字值得注意，流淌于庞大的语言体系中的类似音乐的节奏感，对生存背景的人文情怀、甚至是乡土依恋，对时空特殊的感悟能力，随心所欲的幻觉覆盖、四两拨千斤的化大为小变重为轻的诗意，乃至丝丝入扣的叙事嫁接……如此种种，的确让读者的感官无法调适无法总动员，所以，理解赞美是对的，批评劝告也是对的。然而，事实是，这么多年了，道辉的诗写从来不曾陷入困境，他从不感到迷惑，从来不曾出现写不下去的情况，尽管也曾出现写得很艰苦的时候，但那仅仅是因为手中的笔远远跟不上他思维的速度；还有，谁也无法否认，众多从道辉身边走出去的人，其诗歌写作无不或多或少受到道辉的影响。一条人们以为孤独的路，道辉走得很坦然，他是语言的饕餮，吃进去，再吐出来，是经过自身特殊的消化系统的。当一首诗歌的语言都不如某部小说中的一段，不如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更能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那么，作为诗人的我们就该意识到诗歌语言的确存在亟待重视与解决的问题了。道辉的语言探索最终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场域需要像他这样独树一帜的垦荒者。
在中国先锋诗歌创作领域，民间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一直发挥着深远、积极的意义。10月1日下午，诗人们早早聚集到会议室，后非非诗歌、《北回归线》诗群、地域写作群体、垃圾诗派、神性写作诗群、现代禅诗派、打工诗歌诗群、《活塞》诗群等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的生存现象、文本创作、探索价值系列问题成为谈论焦点。中国诗坛的很多先锋诗歌流派，尽管在诗学理念和美学实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并不妨碍与会的诗人、评论家从学术和批评两方面进行兼容并包的归纳和研究。各个流派的代表们，大多已经诗写成就显然，且其流派亦有一定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我想，任何一位具备担当意识的中国诗人，必定有过大致相同的认知：中国先锋诗歌写作，需要的不是十全十美，而是独特的、尖锐的先锋意识。选择先锋，就是选择孤绝的姿态，异端的价值正是体现在这里。无论何种形式的先锋，其内核就是先锋精神。我想说的是，诗歌的先锋精神应该体现在“语词”，同样道理，先锋诗歌流派的先锋精神则体现在一片相对开放的“语词”涉猎场。这两者本来就都不易达到，身处先锋诗歌流派的众多诗人们，不仅要让文本的价值得以体现和延伸，还要兼顾流派本身、写作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新死亡诗派是幸运的，拥有道辉和我，忠成、何如等人20年的坚守。生命中能有几个20年？当然，我们也可能拥有生命之后的20年，再20年，一个接一个的20年……这就是源自于生命中的、诗意的永不屈服！我相信那些已经做得不错的，甚至做得比新死亡诗派要好得多的流派群体，未来将会更有建树。诗歌是我们最深处的、最底层的，那些沉淀着的情结。上帝选中我们可以成为诗人，我们就好好写诗，努力成为一个好诗人。
一次好的诗会，能够把众多对诗歌的关怀之心聚集到现场；一场好的研讨，通过交流实现话语权的必要释放，消解我们在诗写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焦虑。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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