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雅好书©总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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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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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鲁迅高不可攀，而是穆旦与鲁迅关系不大。在1988年以来对穆旦层层加码的种种高得离谱的评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肤浅的、不着调的诗歌学术、巨大的学术权力、可笑又可怕的1940年代的诗歌趣味、落伍的、井蛙般的文学评价尺度、狭窄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本该只能出现在酒桌上的不负责任的大嘴。穆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并不比他的老师W.H.奥登和W.燕卜荪（在文论方面）更杰出，否则世界诗歌版图早就改写了。如果说话丧失了分寸感，我们就是可笑的一群人。
很显然，穆旦不具备一套成熟的上帝观念。他的上帝观念是普通人的、左右摇摆的、实用的上帝观念，缺乏深思熟虑。 这是中国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诗人的通病。作为一个诗人，对上帝，要么不说，要说就得经过深思熟虑。王佐良说穆旦“创造了一个上帝”，委婉了点儿，也行。
读穆旦的诗歌自译文是一件有趣的事，一些他在中文中遮掩起来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英译文中暴露无遗。读他的自译英文诗，我们恍如读着某位不那么出色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这应该是阅读穆旦的方法之一。
除了“心”，穆旦常用的词汇还有:拥抱、永远、燃烧、梦、痛苦、绝望、幻灭、胜 利、旷野、荒野等等。他肯定是觉得这些词充满了“诗意”。观察穆旦的词汇表，应该是阅读穆旦的方法之二。
如果这些文学上正面的、未经处理的大词散布在一部2000页的大书中，或许尚可理解（依然不可理解），但穆旦把这些大词密集地、反复地安排在 三百七十来页的篇幅中。这就是穆旦的“小宇宙”了。如果我们接受 维特根施坦的说法: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生存的边界，那么穆旦的边界在这里就十分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读附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穆旦诗文集》第2卷的《穆旦（查良铮）年谱》，对于穆旦一生的坎坷遭际，特别是1957年9月其诗歌始遭批判，进而在1958年12月被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以后的经历，心中难过:这不仅是穆旦一个人的经历，我隐约觉得，穆旦既承当了他那个时代的苦难，也预先承当了或许应该由后辈诗人承当的东西。由于他的承当，后辈诗人们脚下的土地和头上的天空才更开阔些。我不由得感到我们这些后辈诗人必须感恩于他，所以我不知该怎样写这篇文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穆旦够分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回想这20年来中国的诗歌读者和学术界对穆旦的诗歌成就越来越心领神会，穆旦在另一个世界应该能够感到一丝安慰了。而我自己，从穆旦由诗歌后台转到诗歌前台的一开始，便参与了对他作为一位优秀诗人的解读。1988年5月，由北京欧美同学会发起举办了“穆旦（查良铮）学术讨论会”。这是重新评价穆旦诗歌成就的第一次研讨会。由于杜运燮先生的推荐，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在会上作过一个名为“穆旦与文学自觉性”的发言。我当时大概是暗暗地就把自己归入了这个由穆旦和他的朋友们构成的、发端于1940年代的、现代派的、知识分子的诗歌阵营。
我在会上的发言后来发表于《中国文化报》。虽然我无缘得识穆旦先生，但穆旦似乎离我并不远:1996年9月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作为“20世纪桂冠诗丛”的一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这套丛书的编委;2006年4月天津南开大学组织召开“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我在这次研讨会上主持过一场小组讨论，并且作过一个发言，谈的是穆旦的自译英文诗。
穆旦在中国现当代诗歌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1994年海口出版社出版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把穆旦推上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头一把交椅。此事因不合当时人们对现代诗人成就的排序习惯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时隔13年，2007年12月21日《南都周刊》的“生活”版，公布了由三十多位诗人（主要是青年诗人）投票选出的“新诗90年十大诗人”的名单，穆旦又被推为第一名。对比穆旦从1957年因为《九十九家争鸣记》一诗而遭到数十年的不公正待遇，他在今日可谓获得了报复性的声名。
谢冕先生在《一颗星亮在天边》一文中说:“但穆旦更大的辉煌却表现在他的艺术精神上。他整个创作在趋向于整齐一律的格式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而为闪烁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它使疲软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精神与极其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粹'的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 在现当代中国诗歌研究领域，这算是对穆旦诗歌的标准评价。
陈伯良著《穆旦传》在结束的时候引录了另一些人对穆旦的更加情绪性的赞美:“余世存先生曾经说:'对于龚自珍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段历史时期而言，再没有比穆旦更值得纪念的诗人了。’……孙志鸣先生则称穆旦'真正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境界，称得上是中国的脊梁’。”在这本传记的最后，陈伯良引用蓝棣之先生的话来作结语:“可以预见，随着民族 文化水平的提高，穆旦将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注意，他和他的诗就会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然而，这还不是最高的评价，更有论者已经把穆旦抬高到与鲁迅不相上下的位置，“鲁迅与穆旦”俨然变成了一种“精神谱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对穆旦的评价有了脱缰的苗头。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部分原因。不是鲁迅高不可攀，而是穆旦与鲁迅关系不大。在1988年以来对穆旦层层加码的种种高得离谱的评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肤浅的、不着调的诗歌学术、巨大的学术权力、可笑又可怕的1940年代的诗歌趣味、落伍的、井蛙般的文学评价尺度、狭窄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本该只能出现在酒桌上的不负责任的大嘴。穆旦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并不比他的老师W.H.奥登和W.燕卜荪（在文论方面）更杰出，否则世界诗歌版图早就改写了。如果说话丧失了分寸感，我们就是可笑的一群人。
在对穆旦的异口同声的欢呼中，并非没有人发出过异声。诗人黄灿然在《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一文中指出过穆旦后期诗歌的瑕疵，认为他不应该写下收在《穆旦诗全集》后面一小部分的诗（1950年以后的诗），认为那些诗与其他诗人写于那时的诗歌一样，“教条、俗套免疫力消失，想象力崩溃”，有损于一位对诗歌具有独特体悟的诗人的身份，“杰出 的穆旦仍然是40年代的穆旦，青年的穆旦。50年代以后的穆旦已不是 穆旦，……” ② 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缺乏历史同情心的求全责备（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诗就写得好）。看看波兰诗人申博尔斯卡在1950年代写下的诗歌，我们不能要求穆旦或申博尔斯卡否定他们对于时代性光明的渴望。换了我们今天的诗人，生活在当时，不知会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到目前为止，对于那种一窝蜂地赞美穆旦的行为提出了货真价实的质疑的只有江弱水。在2002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上，江弱水发表了《伪奥登风 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穆旦诗中充斥着“众多的对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尤其是奥登的文学青年式的模仿之作”，穆旦诗歌的两大主题“现实世界的灾难与罪恶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个人成长”，以及穆旦诗歌的构词法（词汇）、修辞法，多出自奥登等诗人;江弱水的最终结论为:穆旦“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过于依赖外来的资源”， “未能借助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构筑起自身的主体”。
反观穆旦的同辈友人们，在谈论穆旦时，他们大多力求稳妥，扎实，少有大话，个别评价言辞虽有回护之嫌，但大体显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养。他们意在道出穆旦诗歌的创作原委，影响的渊源，和穆旦其人的道德高度，不曾像后来人一样对穆旦无限拔高。在他们言说有据的富于分寸感的文章里，时常可见发人深省的洞见，例如王佐良先生的名言:“穆旦 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通观穆旦全部的诗歌与散文，此言不虚。在后辈学人中，我读到的唯一一位说话严谨、中肯、有分寸感的人是南开大学从事中外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王宏印先生。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宏印先生的《穆旦诗英译与解析》（英文题目 Mudan's Poems: A Chinese-English Version with Chinese Commentary）。他另写有论文《被遗忘的诗论家，谈诗论艺的人》，读来颇受启发，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王宏印先生是真心热爱穆旦并且懂得穆旦的人。
穆旦诗歌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他有哪些缺点，恐怕不仅关涉我们对于穆旦的妥帖的评价，也关涉中国当代诗歌的诸多问题。穆旦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为四类:
①中国表述诗歌，②青春—苦闷—爱情表述诗歌（又可称为“精神表述诗歌”），③现实纪事诗歌，④祈神诗歌（又可称为“基督教情感表述诗歌”）。
我将从四个方面辨析一下穆旦诗歌的独特性与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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