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文波
怎样看待自己的同行永远是一个问题。就像怎样看待读者是一个问题一样。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语境中写作，为什么在面对诸多问题时，我们的认识却如此不同，有时候甚至是绝对的对立呢？知识结构、个人经历、性格喜好、生活区域、气候差异，是不是这些起着作用？如果是，说明了什么，不是，又说明了什么？对于我，这些就是基本问题，而非简单地理解的那样，是流派问题。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看到存在着的同一性。我更喜欢谈论的是这种同一性，正是它构成了写作的一种场域，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互证，检查自身写作的有效性。当然，同一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的存在，同一性是方向，一种大体上对于写作的认识。我正是在这样的同一性原则下看待我的同行的写作的。
也恰恰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写作的丰富是怎样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我喜欢有的人的变化，在词语面前表现出的机敏；我也喜欢有的人自审，总是在诘问自身与存在的关系；那么承担呢？以一种责任感看待自己的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不断地想到在写作中体现出某种义务、责任，和追寻一种权利呢？我同样对此保持着足够的尊敬；但我不会去模仿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许正是我的短处，而我的长处也可能是他们的短处。不过另一方面，我并不以原谅的态度对待那些我不赞同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赞同那种把写作看作绝对的事物的人呢？难道我能够像他们一样认为写作中存在着写作的原教旨主义的可能性吗？甚至我对于把创造力看作绝对的观点也不能举手投同意的一票。一个写作者在面对语言时的控制能力，所谓写作的魔方效应，它们能够生成什么？或者它们仅仅能够做到什么？这些我并不相信，它们也不是我有兴趣去关心的问题
我关心的是：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切，究竟离“真实”有多远。我从不小看写作中“真实”一词的份量，在我的眼里，“真实”包括了写作中民族特性——思维方式、语言特征、时代症候——的构成，同时也包括了一种态度——将自身置于文化的总体发展框架中，而不是将其孤立地看待。正是这样，同行在我的眼里便不是一种写作者的总体称谓，不是每一个人我都将之看作自己的同行，我所看待的同行实际上指的是：体现了我对写作的理解的那些人。这是一种趣味性的认识吗？也许是的，但肯定不仅仅是。怎么可能仅仅是呢？当我看到，譬如说写作中存在着的过分的夸饰，把技术的含量强调到某种极端之境，或者说将词语的所谓的音乐性当作诗歌成立的唯一要素，以及直接地强调反价值判断、追求无意义，对于我来说，这就不能仅仅用趣味性来做出判断了。对于我来说，这里面还存在着道德的要求。
道德判断是我的判断的前置尺度吗？为什么不。在人类生活中，什么样的领域里不存在道德要求呢？诗歌写作尽管有着人们称之为的“语言炼金术”的特殊性，但为什么要炼这样的金，这样的金炼出来有什么用，难道我们可以不问吗？在我的理解中，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的选择首先是一种道德的选择。标准、尺度，正是如此诸类的基本平台的建立，才构成了一种交流的可能性，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认识，对诗歌做出评判，并感到它带给了我们心灵的慰藉与满足。而同行是什么？当然是交流，是在对写作的共同点的确定中寻找到某种基本的秩序，从而使写作呈现出一定的向度，并由此获得写作的被彼此认可的质量。连基本的秩序都没有，其他的还有什么是可以谈论的？正是因为此，那种认为在支配语言的过程中，只存在能力，或者说语言没有道德内涵的看法，对于我来说是必须摈弃的。诗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应该是商业消费品那样的东西，仅仅供人们茶余饭后打发时间。
关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我们已经听到太多的说法，正是因为此才产生了接受美学这样的理论，试图探讨人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对文本做出评判的。最普通的情况是读者要求作品满足他们的理解力（这很正当？）；而作者呢，亦希望读者能够按照他们想象的要求来阅读作品。这里面不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吗？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时候两方面的意见不一致。甚至我们看到作者与读者的冲突亦经常发生。谁更有理由呢？归根结蒂这应该是理解问题。站在写作者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读者呢？如果我说读者是一个概念，他从来就不是具体的，我们并不能够知道谁会阅读我们的作品。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乔伊斯曾经表达过他从来不为读者写作的意思；艾略特也因为《荒原》的晦涩受到过读者的指责；就像金斯伯格这样的诗人也冒犯过读者的趣味。在中国，当北岛、舒婷、芒克、江河、多多、杨炼、顾城最初的作品面世时，不也发生过他们与读者的争论吗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作品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对我们的认同的攀升的过程。这样，我便同意布罗茨基所言他的心中只有一两个理想读者的说法——他说他在写作时经常考虑的只是奥登会怎么看自己的作品。事实上这也是作为写作者的阅读期待。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对他的写作成果的赞许，应该并不包括简单地同意或反对，而是应该从他的写作中看到某些理由；为什么如此写。也就是说，写作者总是要求获得那种能够称之为“专家”的阅读，即阅读是在一种与写作的表达意图可能吻合的情况下展开的，它包括了对写作的“历史有效性”和“现实有效性”两方面的考察。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在人类的理解力明显地存在差异、深浅、粗细的情况下，要求“专家”似的阅读实际上是希望最高级的理解力。同时也包含了对作品怎样被阅读的预设。
另外的问题也会被提出，凭什么写作者就有权利要求最高级的理解力呢？读者有什么义务提供如写作者希望的那样的理解力？难道阅读不是一种享受行为吗？这样的问题的提出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人们有权利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同意前面所谈到的一两个理想读者与“专家”阅读，是因为在我看来，实际上它还包含了一种对尺度的设立：写作的过程中的自我检察程序的建立，和对发现作品的隐密内涵的能力的要求。从实践中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写作者对作品要达到的效果进行自我检验。我觉得当这样的尺度已经确立后，写作甚至会出现“讨好”的趋向：向某种标准的靠拢。当然它不是那种普泛意义上的对一般趣味的讨好，而是自觉地在写作中回避一些东西。我一直把写作看作是对一般趣味的反对。
这是不是显得有些极端？也许的确是。但这种极端在下列情况中是必要的：当我们看到有些读者试图对一个写作者进行批评时，他说出的言辞除了是粗暴的下定论外，根本没有触及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甚至连他批评的对象的作品最起码的特征都没有搞清楚，或者干脆说出的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而即使是有人想要说出一些赞扬的语言，也显得很离谱，把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张冠李戴一通而已。这样的阅读谁需要呢？仅仅从写作是一项必须付出艰苦劳动的工作这一事实出发，如此的结果也是可以质疑的。从这个意义上再进一步地讲，理想读者，阅读期待，包括阅读方法的建立，这些都是一种对自身写作权利的尊重。我们甚至可以说：阅读也是一项劳动。而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有些读者我十分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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