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伟的《小偷》，中产阶级的家庭，五个成员，五个部分，在一天或直接或间接地和“小偷”发生关系，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风骚的爷爷邝石，早上跳舞时，中了小偷精心设置的圈套，满足了虚荣心却丢了结婚戒指；孙女小珊，七点坐公交车上学时，和认识两个多月，因她而“改邪归正”的小偷如期邂逅，在对方传递的纸条上浮想联翩；下午，儿子邝奕在构思剧本《小偷和少女》时，如常观察对面公寓的女人，居然发生了一段有风无险的插曲；同样，下午三点，媳妇宜静录制完节目，满肚子沮丧在心理医生面前发泄一顿后，回家路上，遇到早上偷戒指的小偷被打，上前关切了两句；傍晚，一家人陆续回来，还差孙女小珊，沉默的等待中，奶奶杨小娟发现邝石的金戒指被偷了。
异常平常的一个生活的横截面。在中产阶级中，一个戒指的被偷与否，或者戒指所代表的象征价值丧失与否，或者谁的心，谁的感情，谁的热情，谁的交流，谁的性生活，谁的生活激情，谁的温暖，谁的关爱被偷了，都完全有一种闭合的能力愈合自身，所以，在最后，一切都会波澜不惊。在无数的关于中产阶级生活枯燥、无聊、麻木、冰冷的废话中，在无数关于现代人的隔绝、异化、陌生、孤独、分裂和破碎的老掉牙话语中，在无数关于现代、后现代制度、理性、非理性、不稳定性、缺乏安全感、不确定性等等的批判中，这个故事只是小小的脚注，没有太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更有甚者，因为作者过于在乎技巧，过于急于表现，过于信赖从典型中彰显价值和意义，让小说始终被笼罩在一个严格而死板的框架里面，使得小说在逻辑和意义的压迫下面失去了自主的空间。
这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冰冷、隔绝而疏离的空间中，每个人在价值的层面上似乎都被偷了。在这个角度看，很可能，作者想告诉我们，被偷的并不是单纯是戒指和物质，而是某种人性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作者想告诉我们，在被偷的伦理责任上，任何人都没有一种明晰的可知性，那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地，而并不是谁的过错，或者说，在貌似平静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谁都是受害者。只是，作者没有把这种被偷的东西继续渲染下去，依旧用一种传统的文人的眼光去打量这种生存意义的丧失，所以在最后，设置一家人在团聚中的离心，以及杨小娟平静地发现失去的戒指，已经是读者可以预料的事情。
如果一个家庭果真被偷了，如果这些真是一个的中产阶级的家庭成员，其实不会有这些多余的顾虑。或者说，这些顾虑只是作者本身的顾虑。我们看到，一家人生活在一种时空错乱症当中。这种现代的不适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不适，而是作者制造的不适。在虚构的痕迹中，作者的想象显然力不从心。
邝石风流尽管风流，但却没有风流到底，在傍晚一家人等饭的时候，还“偶尔抬起头来，偷偷地看杨小娟的脸色”。正常的情况下，风流的不应该是做爷爷的他，而是他的儿子。一个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生活在一个还相当传统的国度和社区，和一些传统的老太婆鬼混，多多少少超越了国情。如果他果真是一个情场的老手，为什么还需要惧怕老婆的审查呢，毕竟这些年他们都这样生活过去了。这不存在任何的喜剧色彩。作者为了设置一个生活富足空闲大把的老头，将两种东西拼凑在一起，一种是貌似不羁的喜剧细节，一种是小市民的虚荣。因此，贵族式的偷情和世俗化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不相容的。但因为情节需要，他依旧带着结婚的戒指。戒指被丢的时刻也是作者意图暴露的时刻。
颇为相反，儿子却显得极为保守，一个规规矩矩的书呆子。长期缺乏性生活让他有点饥不择食。作家笔下出现作家的主角是很平常的，作家最了解的生活是作家自身。同样，偷窥也是表现城市人陌生和孤独的极好桥段，保守而浪漫。这显然是一个不甚适应后现代生活的人。仓促而惊险的邂逅显得贴上去一般松动。保险而传统的男女相遇的情节，所以邝奕幻想救人后得到爱的回报同样也是保守的现代人的想法。性生活在他和妻子之间一直不和谐。女人为什么要选择这天自杀呢？因为这天恰好邝石的戒指被偷了；同样，邝奕为什么写一篇《小偷和少女》呢？完全为了点题，也为了呼应下文宜静的提问。女人大概是被包的女人，或者如同她所说的很贱，职业应该是傍大款的。异常物质和容易满足的女人，会为感情自杀吗？她如果站在窗台上勾引邝奕，不是更恰当吗？可惜，邝奕没有其父的风流。他只会“遏制不住躲在窗帘后偷看”。他肯定也不是一个好作家，尽管他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但他的生活作风和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成反比。对于一个沉醉于虚构世界的人物，为什么只有在如此有惊无险的“艳遇”中才能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名言，发现原来他们都是剧中人，这个世界只是存在于一种浮动性的表演中呢？无根、缺失、漂泊和表演，本来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之一，难道一个成功的作家意味着书呆子一样缺乏书中情节的刺激和丰富？他事业上的成功和他的生命体验似乎成为反比。这是谁的过失？小说的作者还是邝奕？
宜静显得更加的保守。一个电视台工作的女人，居然为导演拍了一下屁股而愤怒，却迷恋着一些不知是否电讯公司的商业短信。她似乎不懂得现代社会的生存规则，巴结导演是所有电视台女人的本能，被拍屁股更是荣幸，哪里还敢生气？然后，一个冷冰冰的女人忽然对女儿的日记感兴趣，让人觉得异常惊奇。母亲偷看孩子的日记，一个万能的桥段，太多源于对母亲的不了解和庸俗的想象。难道家庭之间的冲突，母女的冲突，家庭之间的冷漠，永远围绕着“代沟”、“孤独”这些话题进行吗？难道一个貌似热闹的家庭下面不是隐藏着更多的危机和不安。因为这种离心还以一种礼貌而客气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为什么所有母亲和女儿冲突的时候都必须用到“更年期”这样的病症呢？她去看心理医生，并不是有心理病，只是作者为了表现城市人不安感和生存紊乱需要才得了心理病。
对于小珊，她也是有病的，得了“青春期综合症”。这个病症并不是她得了，整个家庭成员都得了“青春期综合症”。每个人都得了病，所有负面的词语都用了，实际上也是对青春期综合症这种症状的重复。那么，青春期综合症主要的症候有哪些呢？据百度百科记载，它包括“１. 记忆力、思维力、回忆再现力下降，注意力涣散，上课听不进，思维迟钝，意识模糊，学习成绩下降。２. 白天精神萎靡，上课易瞌睡，打哈欠，大脑昏沉。３. 夜晚大脑兴奋，浮想联翩，难以入眠，乱梦纷纭，醒后大脑特别疲困，提不起精神。４. 头昏头痛，眼窝黯黑，视力疲劳，心悸气短，腰酸腿困，疲乏无力，无精打采，消化不良，体力下降。５. 心慌、胸闷、呼吸不畅、抵抗力下降、眼花、手足发凉、多汗、便秘、消瘦、脸色燥红或苍白。６. 心理状态欠佳，自卑自责，忧虑抑郁，烦躁消极，敏感多疑，缺乏学习兴趣，生活冷漠，好动肝火。７. 忧伤、恐惧、自暴自弃、厌学、逃学，甚至自虐、轻生。”她似乎没有任何的同学，所以恋爱的对象居然集中在一个小偷的身上。在青春期，为什么一个女孩应有的关于性感的想象全部消失呢？难道这些单单打打的语言就可以征服一个青春期的少女？难道她仅仅因为满足于自己实施了拯救，满足了女性喜欢拯救的心理而坠入的想象吗？
像任何一种心理病的症状都可能套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一样，也像表现任何一种生存不适和焦虑都必须使用到“心慌”、“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胸闷”、“抑郁”、“头痛”等俗套的话语一样，杨小娟扮演了一个奶奶应有的母性泛滥的角色。女人喜欢拯救，这是男权话语中女人的经典形象，杨小娟当然不能免俗，在她的世界中，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她的孩子，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可爱的，任何一个男人的心思都是坏的。在大多情况下，这并不是女人的悲剧，而是男人想象女人的悲剧。男人希望女人作为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总会得到女人的宽恕。女人的期盼、欲望、怨恨和报复很容易在平淡中被取消。在最后，她发出平静的抗议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小说没有在这绵薄的质疑中达到嘎然而止的结果。
二
一切的虚构都被某些意外和淫秽的丑闻阻挠着，在没有到达重点的时候已经短路。这不是谁应该承担这种过错的问题。问题是，这种不可能和失败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根源的缺失，这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根源的缺失中需要幻想以及奇特的东西伴随和填补。因为，从主体到客体，并不是一个透明而直接的过程，它中间所隔着的一层东西就是幻想。幻想作为一个幻像支持着主体对客体的质询。无疑，这种幻想所构建的距离和空间是相当需要的。一方面，客体知识范围内的幻想是支撑欲望和客体的最好的精神分析的手段，另外一方面，这种距离保留了客体的纯洁性以及一个不可能的核心。在最终的层面上，这个幻想保持着客体的不可能；或者说，这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崇高的客体就是被这些幻想支持和建构着，它中间是空的，它是一个假设的客体。就像一幅油画只能在远距离端详。一旦靠近，它只剩下一些凌乱的颜料。或者说，当一个人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和他之前想象的一模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境之中，现实反而显得不真实。又或者，在宗教信仰中，并不是拥有上帝的知识才会有信仰，恰恰相反，在信仰中，因为信仰，才拥有上帝的知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客体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客体是正确的，而是因为相信客体，所以客体才是正确的。
幻想的瘟疫，是借自齐泽克一本中文的同名书。齐泽克提醒我们，由于生活的日益抽象化，碎片式的隔离使得幻想作为一种主体补助的方式，像瘟疫一样横行于世。然而，这种后现代的精神分析一样的生活状态我们拥有吗？只是，作为一个构建主体的模式之一，幻想确实躲藏在任何一个角落。躲藏在对未知、恐惧和未来的快感中，躲藏在恋爱中人和人之间距离中，躲藏在对意识形态的想象共同体的虚拟上，最后，躲藏在作家对一个时代的普遍性和同质性的想象上。
如果存在一种东西让小说中的五个人物各自离心，那么，它无疑是一场幻想而致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因为家庭已经无法作为稳定的想象的和情感维系的共同体，而必须依赖一种关于激情和爱情的幻想来维持。换另外的说法，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彼此之间进行沟通，除了利益，那就是激情和快感。
幻想的瘟疫各自支持着五个卑微的灵魂的卑微的精神世界。或者说，这些幻想实际支持着每一个在高压生存下的卑微的生灵。如果不是这重幻像透出某些乐观的关于未来的想象，那个存在于国民中的剩余精力就无法榨取。
对于旷石，公园老太婆的赞美和赏识，已经构成了他自信和满足的源泉。“音乐结束，掌声响起。那一刻，邝石觉得自己好像重返舞台。他停下来，但他的头脑却还在旋转，好像那唱片装进了他的脑子里。”然而，这可以说明什么呢？欲望总一个滑动的所指，欲望的满足从一个能指滑动另外的所指。欲望的流动性使得欲望永远来不到一个稳定的时刻。对于自控能力不足，或者“很花心”的邝石来说，戒指的丢失，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戒指确实是象征着一段婚姻的话，这段婚姻已经在几十年中形同虚设了。这天的到来并不是一个临界点的到来，相反，它只是一段枯燥无味的插曲。戒指的意义很早就已经丢失了。如果夫妇再在这个细节中争执，那只是用吵架来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对于小珊，她的幻想开始于对爱情的完美和纯洁的想象。这些想象使得她自以为她的纯洁拯救了小偷，其实并没有这样。媚俗的递纸条的方式，给予她和他一个想象的空间和距离。而家庭的冷酷纯属是一种杜撰？对于她，被偷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她因为这种对纯洁爱情的幻想而被偷走了心，这与家庭的冷漠毫无关系，只是青春期冲动的表现而已。如果没有丰厚的物质冲动，她能否得到这种带着MP3然后在媚俗的英文词句中浮想联翩的享受呢？这些和惯常的桥段和肥皂剧有什么区别？
发生在邝奕身上的幻想同样是对婚外刺激生活的想象。然而，对于一个作家，如此的幻想很早已经得到预测。婚内性生活的消失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缺乏欢愉和外向以及性享受的心理沉淀的过错。它并不是平淡无奇婚姻的后果，相反，是这种性冷淡导致了他们婚姻的失败。在晚饭前，“他的想象比现实走得更远。他的脑子里出来了这样一幕：她从医院里出来后，来找他，向他表示感谢。她是悲哀的，这悲哀能激发了他，让他涌出一种温暖的怜惜。她告诉他，她恨那个男孩，那个男孩同一个烂货一只“鸡”跑了。她恨他，她为他做了三次整容，她身上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她让他抚摸她的乳房，她说，你感觉到了吗，这是假的。但他感到温暖，他把头深埋在她的怀抱……”。这种幻想是弥补自身失败的标志。并不是现实缺乏交流，根源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狭窄，而是他个人性格导致的闭塞。一个写《小偷和少女》的作家，往往是一个经受不起对望调情的作家。
同样，宜静的想象寄望在一条常来的短信中，这兴许是一条电讯公司的招徕客户的短信，然而，这成为了她满足寂寞的唯一寄托。“她明白，她这几天的焦虑与没有收到这个短信不无关系。她已经有好多天没收到这人的短信了。她还有点奇怪呢，甚至在心里做了种种假设，比如那人是不是生病或出什么事了。实际上她有些依赖它了。短信让她感到一种广大、温和的注视。”。这种幻想和对丈夫的幻想相互相承：“自从邝奕搞了一个工作室，她开始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象，她总是遏制不住地想象邝奕在工作室里的情形，想象邝奕电脑里的女人来到那屋子里，想象有一个性感的大胸脯大屁股女人占据了她的位置，躺到了邝奕的床上。她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只不过是她的想象，但是，这种自虐的焦虑一旦出现，她很难消除。”同样，除了性生活的不和谐，这种焦虑能放到什么地方呢？如果同样如同“五四”作家一样，把疾病和隐喻联系在一起，从而把疾病和时代联合起来，这未免过于本质主义了吧。如果，这不是她本身对性的冷淡，那么问题应该归结到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现代性或者城市化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威胁的话，那么它所提供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给家庭的解构和变异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小说并没有形成一种极端的张力。尽管作者试图在家庭的封闭和家庭外的幻想中塑造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中，爷爷不符合国情地出轨，奶奶肥皂剧一样贤惠，儿子和媳妇不符合现实地保守，孙女理性化地叛逆。然而，所有这些东西，如此混乱和缺乏说服力，并不可能在他们之间找到一个作者所追随的根源。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家庭在生理上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巧合从而造成的笑话。但实际上，这篇小说并不可笑，甚至异常的枯燥。这些固定的框架，应该让人物回复到他本身的生活逻辑和感情逻辑中，如果小说的艺术逻辑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美学图式。作者正想这样做，但他失败了。为什么作者不让爷爷保守地跳舞，奶奶毫无个性地做家务，儿子在外放荡，媳妇同样放荡，女儿叛逆或者懂事，然后，在晚饭的时候，一切又归于平常与和睦。所有早上的不羁，并没有来到和家人对立的状态。相反，在家外的放荡对于大多人的感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润滑剂。它和家人同样重要。但是，作者非常暴力地将家庭和家庭外的幻想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在晚餐前，他们是冷冰冰的，这多少有些失真。又或者，为什么作者不将这五部分处于一种无序而混乱的状态，即使内在的逻辑也隐藏了，这不是在一个“迂回”的意义上“进入”了吗？
三
所有的失败，指向了一种经验和想象的贫乏，这种贫乏只能依靠关于不可能的客体的幻想而得到。或者说，因为经验和想象的贫乏，所以概念性的人物和主题往往成为一种辅助幻想的不可能到达的终点而成为小说的形式。
坦白说，作者在批判。作者用一种理性的批判的语言在写小说，而不是感情的小说的语言。没有过多的描述，肥皂剧的平庸的剧情，暴露了作者在想象和经验面前的失败。它的失败同时导致了五个人物的失败。作为批评条理的幻想性补充，中产阶级的枯燥和无聊于是作为作者的想象而出现。性的维度始终没有打开。现实社会果真如同家庭一样压抑并且影响到个体的私人生活吗？完全没有，如果有，这是作者为了表意和批判所捏造的事实。
这个奇特的家庭，杂糅了这么多东西。每个人拥有后现代的工作却没有拥有后现代的灵魂。但这个缺乏后现代的灵魂也是在挣扎之中的。为什么在餐桌上不会儒家一点让气氛轻松起来呢？如果他们拥有后现代的直率，为什么不放开家庭的伦理负担去快活起来呢？如果他们是儒家的家庭型的内敛，那么，现实中会否有更多的问题比这些与“小偷”相关的问题更加重要呢？为什么一家人的灵魂如此脆弱地不约而同地在晚餐前为这些无聊的事情分神呢？难道结婚的夫妇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一个更为头痛的问题？难道工作人事的问题不是更为重要吗？
又或者，如果他们处于一种转型期的“之间”的不安状态，这种不安状态实质不是这样的。如同中产阶级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一样，对于富裕的人，双手多多少少沾满了一些不光彩的东西。物质作为他们的动力也是目标在一种儒家入世的自私中进行。反省和无聊是一些超级希罕的时刻，又怎会时时萦绕在一个家庭的上空呢？更况且，对于生活超级世俗化的中国人，这些奢侈的空虚和无聊，无疑虚构多于现实。另外一方面，作者为什么不批判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制度而批判这种腐败滋生的毫无代表性的生存状态呢？
很显然，关于一个时代的表征的行为总要受到某种大他者话语的干扰。在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中，知识作为一种权力的产物，其产生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我们怎样去说。是话语在说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说话语。或者用齐泽克黑格尔化的拉康的话来说，任何一个整体，它本身已经包含了其对立的成分，或者说，这些对立的成分使得这个整体成为可能。不难看出，关于社会的整体想象已经笼罩着作者的幻想的空间。这些幻想就是对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来临的幻想。提前的幻想同样造就了对现代人，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现代不适的设计。作者为他们虚构了好多逃逸的线路，然而，这些逃逸的幻想的线路，在多大程度上不正是作者本身的逃逸的线路呢？这种幻想在某种程度起到的只是知识不健全状况下的减压作用。这种知识依靠虚假的想象的共同体造就了对社会整体一劳永逸的了解。因此，作者在安心地将一些老套的故事和情节编织成一个文本的时候，也用大他者生产的知识缓解了自己的焦虑。
这，就是幻想的瘟疫。它不是谁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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