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整体上“僵化、腐朽、抱残守阙、平庸低俗、雕虫小技”，以及由此而必然地画地为牢，停滞不前，游离、隔拒于诗歌、小说、戏剧等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创新的变革大潮之外，尤其缺少文本的探索创新，早已、仍是昨日黄花、西风夕照，这才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也是挑战和突破口；而绝不是“先秦散文”、“古文即古代散文”、“广义散文”等概念或命题，此类类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酸腐考辨。
问：我们的谈话还是采取你惯常的风格和方式：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你如何看待、评价“在场主义散文”的提出及其理论表述？
答：刚开始在《文艺报》、《作家文汇》报上看到“在场主义散文”的出场，在一次文学活动与“在场主义散文”的首倡者周闻道先生第一次接触，并接过他赠送的《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 从天空打开缺口》，还没有来得及看周伦佑兄为之作理论建构的雄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也就是说，在我还没有完全看清“在场主义散文”的来龙去脉之前，我的亢奋和赞赏有些苍促和盲目。应该承认，对僵化、腐朽、抱残守阙、平庸低俗、雕虫小技的自幻自恋的不满和厌恶，对创造、变革的创造性尤其是原创性冲动的焦虑和渴望，有时会不适时、不适度地引发我未必理性的亢奋和赞赏。不幸的是，当下中国的散文整体上正在以我上述词语的形容词性，喧哗或所谓繁荣地大面积泛滥成灾。因此，我以我的专业敏感切肤之痛地感到：“在场主义散文”的出场，是时候了！
问：后来呢？
答：坦率说，在看了学友周伦佑先生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后，我疑窦丛生；对周闻道先生的约稿我也犹豫不决。如要作出回应，我也必须是诚实、理性、冷静、负责、实事求是的，而绝不能义气或意气用事，不负责任地廉价吹捧。而这样，他们有此胸襟和气量吗？他们能接受吗？仅管我已告之周闻道，要从善如流，善于倾听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尖锐的意见；仅管他也向我作出如此的承诺；但考虑到他们中特异的、举足重轻的个体因素，我还是心中没底。
如何应对我们这个谈话，是检测他们的胸襟和气量的试金石。
问：既然已经开谈，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是直奔主题吧——你如何看待周伦佑先生的“双推倒”，也即是“推倒'先秦散文’说”，“推倒'广义散文’说”？
答：要推倒，就必须有可推、该推之物。如果根本就没有可推、该推之物，或者虚设一个子虚乌有的可推、该推之物，去作壮怀激烈、轰轰烈烈的推倒状，这只能让人想到严阵以待、无的放矢的地对空导弹，和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现代文论确认的散文——也即文学体载的、狭义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语体、文体，也即广义的散文，到文学门类的、文学体裁的，也即狭义的散文的演化、发展过程。在16世纪蒙田的《散文集》（也译为《试笔集》）问世之前，只有广义的散文认知，没有狭义的散文界定；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文章，人们只能、也只会约定俗成地以广义散文的认知，对其作出语体、文体的散文一类归类。人家是对在语体、文体上区别于韵、骈作品的语体、文体归类，而不是文学门类、文学体裁的划分，这压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人家的归类何错之有？
在此，恰恰是周伦佑先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偷换概念，虚设论敌的错误。
问题很清楚。第一，“先秦散文”或“广义散文”，只是一种语体、文体的归类，而不是文学门类、文学体裁的划分。第二，周伦佑那些多少有点让人感到炫耀和厌烦的繁琐考证，也在在证明“先秦散文”或“广义散文”，只是一种有别于韵、骈作品的语体、文体的归类，而绝不是文学门类、文学体裁的划分。第三，周伦佑先生明知彼归类与此划分，压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却一方面连他自己也论证了“先秦散文”与“广义散文”只是一种有别于韵、骈作品的语体、文体归类，而不是文学门类、文学体裁的划分和确认；另一方面却偷换范畴和概念，虚设论敌，给人所共知的非现代文论所指的、非狭义散文的“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强制粗暴、主观武断、潜在地贴上现代文论所指的，狭义散文的标签，这在法律上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一场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大战，也就由此开始。如果是这样，就庄严悲壮得近乎搞笑、滑稽；如果不是这样，你生什么气？发什么火？开什么炮？“推”什么“倒”？
顺便指出，文体，既可以指文章的风格——例如钟嵘在《诗品》卷中说“（陶潜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又说：“观休文（沈约）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也可以指语体，但绝不可将文体误认为是文学体裁的缩写或别名。但在周伦佑先生“……误当成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和写作文体的散文”的表述中，显然张冠李戴，误将“文体”看作文学体裁的缩写或别名了。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问：周伦佑来了个气吞山河、雄心勃勃的“双推倒”，你又对他来了个“双推倒”……
答：我无意推倒谁，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抱负。我只是想理性客观、冷静适度地对问题作点小小的梳理和澄清，如此而已。
其实更多时候，我们往往首先需要推倒或战胜我们自己，有自知之明地、建设性地重塑或重建我们自己。魔鬼，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每个人心中。
问：对搞古代文学、文论研究的学者而言，周伦佑那些气势凌人的考证，可能不过是常识性的小儿科罢了。与此有关的某教授闻之，只是笑而不答。你说呢？
答：无可奉告。对学理之外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对动辄将学理、学术问题，搞成无聊的人际紧张和纠纷的作风和做派，非常反感。
问：那我们还是审慎地回到学理、学术吧。周伦佑先生说：“郁达夫在他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不仅以'与韵文对立的、没有韵的文章’来界定他认知的散文，而且明确提出了'广义散文’这个概念。这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的大错。”我的问题是，郁达夫真的没有意识到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区别吗？
答：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在那篇导言中，郁达夫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他说：“美国有一位名尼姊Nitchine的文艺理论家，在她编的一册文艺批评论里说：'在各种形式的散文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Essay是种类变化最多最复杂的一种’。”郁达夫引文中所说的“各种形式的散文”，显然指的是广义散文；Essay在英文中指的是文学意义上的随笔、小品文、漫笔和论文，已经非常接近狭义散文的称谓了，或者说，狭义散文不过是对Essay的严格化。而且，郁达夫在那篇导言的其他地方，明白无误地确认“散文……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也即是作为文体、语体的广义散文，而不是作为文学门类、文学体裁的狭义散文。由此可见，怎么能说郁达夫没有意识到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区别呢？意识到了这种区别，并在他的引文中，事实上强化、强调了这种区别，在此前提下，就算郁达夫“明确提出了'广义散文’这个概念”，我看不出“他的大错”在哪里。
问：周伦佑的文章断言“'广义散文’标准的混乱”。你怎么看？
答：在已经清楚了什么是“广义散文”以后，你的问题就不辨自明，答案也在其中。周伦佑一会儿说：“'广义散文’标准的混乱”——这就是说有标准，只是标准混乱，不是无标准——一会儿又说“无标准”，自打耳光。“广义散文”有标准，那标准就是非韵非骈。我们只能说那标准太简单，太大而划之，而不能说无标准。由此可见，周伦佑的断言，说轻一点，是在让人眼花缭乱的繁言琐论中耍花枪，在不乱中人为地搅浑水，制造了混乱；说重一点，他的断言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周伦佑还说，即使现代白话的“广义散文”，在沿袭传统的非韵、非骈认知的同时，虽然其范围收缩到了文学认知的层面上，但仍是五花八门而远不只是狭义散文，仍是基本上无标准。我们凭什么要用狭义散文的标准——这是此处，也是周伦佑“双推倒”等多处的潜参照、潜标准——去要求广义散文呢？
到于周伦佑以没有“广义的人”与“狭义的人”，“广义诗歌”与“狭义诗歌”等等区分，来排除、声讨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区分，简直就是硬要把不是问题搞成问题的无稽之谈。我们可以用与周伦佑类似的逻辑发问，为什么可以有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等等区分，就不能有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区分呢？何况，广义散文的认知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它在历史中出现了，存在了。而历史，没有如果……应该……，只有过程和结果。我们所能、所要做的，是对那些过程、结果的反思、研究和表述，而不是对历史本身的删除，或在给历史涂抹的修正液上，改写或加写自己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继续发问，为什么周伦佑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认可“精神”内涵的历史演变和区分，却偏偏要与“散文”内涵的历史演变和区分过不去呢？
问：这一切的一切，有点像清醒白醒的装神弄鬼，更像是老谋深算的机谋和炒作。你说呢？
答：无可奉告。我必须再次提醒，你最好别再提此类非学理、非学术问题。要问，你问周伦佑去。
不过，哪怕再温和、再客气，我也不得不说，至少，为语出惊人，周伦佑先生确实有些小题大作，耸人听闻，有点主观化、情绪化。“我历来认为中国学界无人”。“我是被召唤来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的”，该“立论和立法”，“不仅将彻底改写中国散文史，也将彻底改写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和文化史！”周先生比比皆是的此类惊人之语，就不仅仅是小题大作，耸人听闻，而是太虚张声势，太自吹自擂了。
问：周伦佑先生说，2000多年来，散文的本质性特征和暧昧不明的身份，是“一个理论难点”，“一直悬而未决”；散文甚至都不知道“靠什么来界定自己和确认自己”。是这样吗？
答：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了。还用不着查更多的资料，仅仅查看一下《辞海》“散文”一条的定义全文，问题就清清楚楚。其中既梳理、勾勒了散文概念、范畴的历史演变，也基本上揭示了现代散文的本质特征。那个词典定义，不是对散文身份的界说和定义，又是什么呢？你可以部份或全部否定那个词条对散文的界说和定义，但你不能否定那个词条的存在。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那个词条在给、是给散文作界定，下定义。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评价周伦佑对“散文性”的确认呢？
答：评价，谈不上。看待？试试看吧。
相对而言，在他的整篇长文中，他的散文“四性”说，可能是最发人思考，最能引人兴趣之处，但问题也更多。
先看看他的“非主题性（非立意）——随意”性。
对此，我的看法是：①散文既可以是随意的，也可以是深思熟虑的。谁也无权为此立法和强加，两者都可以在散文写作中找到大量的例证和范本。②毫无新意。传统文论有关散文的“神韵”、“性灵”说，能说其中没有容留随意，没有随意流动吗？如果没有，就谈不上“神”，谈不上“灵”。其实，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比散文更非主题，更随意。
再看看他的“非完整性（片断经验）——散漫”性。
依我看，此说更是毫无新意。仅是《辞海》的“散文”词条，早已有关于“片断”的表述了。再者，片断未必一定就散漫；而且，散漫与随意，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何况，谁敢说诗歌不比散文“片断”？
三看他的“非结构性（非构思）——发散”性。
这里问题就多一点了：①周先生显然将结构等同于构思了。其实，结构与构思，既有交叉与重叠，又各有侧重和区别。交叉、重叠是都在“构”，都有思维活动；区别是结构侧重于“构”、架构，构思侧重于“思”，思维活动。②任何深入、细心的观察和研究都会发现，究其实，任何艺术作品（散文也不例外）都是有结构的（被周先生吹为散文极品的《桃花源记》，恰恰是有精心结构的。），只不过有浅层、显在与深度、潜在的区别罢了。③想像与联想是艺术作品的起码条件，有什么想像或联想不是发散的呢？其次，任何艺术作品（包括散文）作为意义整体，都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封闭的，其意味、意义总是n次性的、发散的。尤其是诗歌，更是发散的。这是常识。如果在特定的层面上可以、一定要说有不发散的艺术品，那也一定是失败的艺术，甚至是伪艺术。④如果一定要去“非（其实只能淡化、深化，从根本上“非”不了——引者注）结构”或不非结构，都是散文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自由，任何人无权为此立法。
最后看看周先生的“非体制性——自由表达”性。
如何看待周先生这最后一个特性说？借用周先生抨击别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最简便，最合适。那就是——“废话”！无论何种门类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有那种不是“非体制性”，不是“自由表达”的吗？非体制性、自由表达，既是任何真正艺术家的良知、道义诉求，也是任何真正艺术相当程度的专业指认和体征。周先生硬要把它仅作为散文性的一个特性来盖棺论定，这块棺恐怕不好盖，这个论恐怕也不好定吧？当然，周伦佑说了，它在散文那里表现“最彻底”。但是，难道有谁可以有把握、负责地说，它在诗歌等等文学门类那里的表现，一定就不“最彻底”吗？事实是，非体制性、自由表达，至少在诗歌那里比散文那里，表现更彻底。
经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周伦佑先生声称可以“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他的散文四性说，连作为散文独具的特征也难以确立，更遑论此举“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新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周先生前文中语）看起来，周先生把玩笑开大了。周先生如果明智，就应该明白：时过境迁，彼“非非”的风景，恐怕也再难在此“在场”的场景中重现了。
问：那，你认为散文所独具，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是什么呢？
答：实事求是地说，周伦佑列出的四性，虽非散文所独有，也构不成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完整区别，但确实又都是为散文所分享的。那么，散文所独具，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呢？你看，我又把这个问题球踢给了你。我可以肯定地预言，如有兴趣，这个球还会在文学界中踢来踢去。这个问题我早就感觉到了，思考过了。我的意思是说，这问题太值得深究、寻思，也太难深究、寻思了。我甚至沮丧地怀疑：真的有散文所独具，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吗？没有，当然不可思议；如果有，它在哪里？它又是什么？
顺便说说，在文体、甚至文学体裁相互渗透，界线日益模糊、暧昧的当代文学景观中，执意奢谈文学体裁各自的特征，不仅让人感到捉襟见肘的难堪，而且也有些隔靴搔痒的别扭，听起来，到更像是一声无奈的隔世叹息。
问：听你如此道来，真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万端！周伦佑们扬言，他们的“在场主义散文”，要“从天空打开缺口”。如果乐意的话，你可否谈谈，你认为散文应该从哪里打开缺口？
答：“天空”也好，“大地”也罢，比喻而已，不必认真；如果是方向，那就要认真。
我认为，我前面所说的整体上“僵化、腐朽、抱残守阙、平庸低俗、雕虫小技”，以及由此而必然地画地为牢，停滞不前，游离、隔拒于诗歌、小说、戏剧等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创新的变革大潮之外，尤其缺少文本的探索创新，早已、仍是昨日黄花、西风夕照，这才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也是挑战和突破口；而绝不是“先秦散文”、“古文即古代散文”、“广义散文”等概念或命题，此类类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酸腐考辨。钟鸣、张锐锋、蒋蓝等等我点到和没有点到的作家，正是他们，在突破口无声地亮出了他们的刀剑。应该承认，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横空出世，都是中国当代散文整体沉闷、板结头上的一声炸雷，一次全方位松动的试探。他们的冲击既是震撼，也是召唤。就此而论，他们是有功绩的，文学史也可能会关注他们。这就够了，再欲何求？
问：最后一个问题。周伦佑先生在谈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赞美之辞几乎无以复加。他问道：“中国（包括世界）几千年来，哪一篇散文能以如此小的篇幅而概括如此丰富、深邃的内涵？”进而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的作品”。你怎么看周先生对陶文几乎是登峰造极的评价？
答：我也很欣赏《桃花源记》，很抱歉，却从未给过陶文像周伦佑那么高的评价。周伦佑还说，《桃花源记》的“'乌托邦’主题开启了世界乌托邦文学的先声”。但有资料表明，开启了世界乌托邦文学先声的，是公元前八世纪中期的提哥亚的牧人、无花果树的整修人阿莫斯，比陶渊明几乎整整早了11个世纪！对《桃花源记》作周先生那么高的、空前绝后的评价，不说穷尽吧，如果没有对古今中外散文浩如烟海的阅读，可能没几个人敢有周伦佑那样的自信和勇气。
有中国先贤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外国先哲说：我一生最大的知，就是知道我的无知。从“在场主义散文”出发，以先贤先哲告终，也许能够引发我们更为辽阔、深邃的想象和思考。
事先声明：此后任何有关此文的回应或反击，我都将高挂消音器和免战牌，我甚至连观战的兴趣和时间都没有。
2008年10月8日深夜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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