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近影
可以说，我和刘春尽管现在仍没有一面之缘，但对于刘春的诗，我一直有意或无意在报刊的阅读中感受着这位南方诗人的世界。刘春同黄礼孩一样对中国当代新诗的建设尤其是对70后诗歌的大力鼓吹和所做的大量的切实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刘春的新诗史的情结是相当强烈的，而刘春对同代人的诗歌写作的整体体认是自觉而理智的，没有一些当事者的自我玩味、自我抹粉和自我沉迷。刘春是清醒的，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生存的个体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对于70后诗歌命名的合理性和其新诗史意义，刘春的评价和总结是客观而准确的：
“命名”所指的不一定是流派，它比流派更宽松和广泛，一些论者鄙视和拒绝命名，无疑是犯了把命名当作流派来界定的误会。消弭了这一误解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无论是从时代发展、诗人本身的需求还是从诗歌的创作规律来分析，以出生年龄来定位“70后”（以及后来的“80后”）都有可能成立，至少在目前，我们无法断言这个命名的荒谬。由此，这些诗人对命名的主动和迫切，以及希望被诗坛接受的心情，也就无可厚非了。它在10年前的横空出世，至少表达了年轻一代诗人努力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声音的愿望。当然，尽管诗人们迫切希望命名成立，作为“评委”的时间却并不在意这个，因为无论哪一种命名，即便成立了，最终展现的仍然是个人的风采。就像用铁锅做菜，命名只不过是铁锅的盖子，在大多数时候是可有可无的，最受关注的是锅里的食物。诗歌写作本身也是如此，概念的争论只是表象，其本质仍然是词语的组合、技巧的运用和思想的深度。“70后”最终能否深入人心，“主动出击”虽可以壮大声威，“广告宣传”虽可以吸引眼球，但说到底仍然要依靠他们本身具有的实力。如果有文本，被世人接受甚至最终被文学史接受将是水到渠成（而到了那个时候，什么“后”、“代”之类的命名反而不再重要了），没有文本，一切都是空谈。1
而刘春无疑以自己多年的诗歌写作证实了70后诗歌不仅不是“空山”一座而是一座隐现的森林，这座森林的面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目，而这座森林之下是无尽的丰富的又个性十足的矿藏。刘春的诗集《幸福像花儿开放》收入了诗人从1994—2004十年间的六十余首诗作，这基本上能使阅读者在整体上看出其写作的风貌和文本特征。作为同是70年代出生的人，我一直对所谓的“70后诗人”和“70后写作”持一种冷静而谨慎的态度。对于同代人的阅读，我承认我是一个不无挑剔的阅读者。刘春的诗，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在生存现场与记忆的时间的河流中，以想象和文字的灯盏在其上颠簸和坚持寻找的精神之旅。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刘春是以个人化极强的姿态出现的，而这种姿态越是带有个人色彩就越具有一种被阅读和承认的“公共性”。一个重要的诗人，他所创设和带有发现性的原生性的想象世界，不仅是一种面对存在勇气的证明，更是一种面对自我或记忆的一种姿态。
刘春的诗歌写作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都是从阅读前辈的诗歌开始的，在少数几个大师的身上刘春找到了一种精神和诗歌的双重滋养，正如马尔罗所说的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上都有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一千位已故的艺术家的名字，但其中的正式户口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魂灵。这种影响的焦虑较为显豁地体现在刘春身上。在1991年，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一本破旧不堪的《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译）坚定了刘春的诗歌道路。此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的阅读使得刘春“学徒期”的诗歌写作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资源。“我时常回想起当年那段黄金般闪亮的日子，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沾满尘灰的《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翻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分为上、下册），当一首首优异之作出现在我面前时，狭窄的图书馆变成了宽阔的广场；道路在展开，无边无际”2。在70后的诗人中，刘春的诗歌写作是相当早的，从1987年开始刘春即找到了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应该说，艾略特对刘春的影响很大，正如他自己所说，“但我仍然忍不住内心的沮丧——要是再早几年读到艾略特，我的诗歌学徒期将会减少好几年”3。大量的中外诗歌阅读陪伴着刘春在四川乃至之后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必要而有效的阅读体验使刘春对诗歌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刘春很多早期的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和一些自己心仪的诗人的对话。如果在容留和视界融合的角度来说，优秀的诗人应该具有一种对话和倾听的能力，而显然刘春不乏此种能力。《灯心草——献给顾准（1915—1974）》、《坚持——致柏桦》、《一个人的一生——献给穆旦（1918—1977）》、《玫瑰说话——献给海子（1964—1989）》、《卡夫卡》、《T·S艾略特》、《艾兹拉·庞德》、《镜子里的幽灵》、《玻璃与鼓——献给君特·格拉斯》等，这些以诗论诗，以诗谈人的文本更具有一种互文的性质，具有一种双向打开的质素。而这些献诗，不只是在阅读的层面发生，而更关涉一种灵魂对话的深入与展开。例如在刘春的《一个俗人的早晨》中可以约略看到罗伯特·潘·沃伦的影子，但是刘春已经在诗歌阅读和起步阶段之后逐渐创设出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一个俗人无权在这个纯洁的早晨说话/像山里的孩子看到狐仙/发不出一丝音响。/有时候，我也会学着树木的模样/静静站立，想成为自己/而大地看出了破绽——/只需一点时间，我的腰身就会不由自主地弯曲/只需一点饥饿，我的体内就会伸出无数只手指”。
当然，这种“对话”型构的文本也会存在一定的危险，这就是诗人有可能被与之对话者的精神视阈所限制住，而这种限制往往使诗人的想象和命名能力不能充分得以舒展，反而是在强大对话者所形成的巨大漩涡中难以自拔。而刘春的这些“献诗”则试图弥补这种缺陷。而在诗人的创设层面和对世界与自我的双重命名或发现的意义上，我更喜欢和倾心于诗人的那些带有“本源”性质的诗作。
这是一代人的精神肖像或个人史，就像是一辆满载着干草的马车，卑微而倔强，迟缓前行。
如果，对世界和诗歌做一个拙劣的隐喻的话，生活是无限展开的暗夜，其间裹挟着四季的风雨，而诗歌更像是质地坚硬背景粗砺的阔大生存景像中自天空飘坠和翻卷的白雪。这使诗人在伏身劳作的同时，秉有了一种可贵的向上仰望的精神维度。这种仰望既扎根向下又向上伸展，这是一种双向拉开的力量。这使诗人刘春的文本具有一种不谐和因素，或者被无数人所说的具有一种张力关系，“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白日梦的迷恋者。我的左右脑时常会对同一个事物发出截然相反的指令，它们之间的反驳与顺从、对峙与妥协常常令我无所适从又乐此不疲。没有冲突，就没有诗歌风格的变化和文字的张力”（《幸福像花儿开放·自序》）。
这些诗，在记忆与现场、存在与命名、经验与想象、凝缩与延展中，显示了一种综合的书写能力，而这些带有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创造显然来自于诗人写作的起点，我更愿意寻找诗人写作的这个不无重要的起点。而对于不同的诗人，这个起点或基点是有区别的，而对于刘春而言，这个起点就是他的“故乡”。这个故乡，不只是指他的老家“歧路村”，更应该指涉精神世界和文本虚构意义上的“故乡”。
我不再熟悉昆虫的鸣唱和牛羊的沉默
童年攀爬过的树干
比时间更早枯萎。而它们身下
一棵小草正在抬头
多少年了，我无法写出一首
过去之诗、回忆之诗
就像面对母亲
所有的游子都不会露出膝下的伤疤
——《回忆之诗》
这种面对时间和母体——故乡、自然、生命、亲情、漂泊——的“回忆”之诗，使诗人面对的不只是文字和想象的世界，不只是纸上的虚构的河流与建筑，而更多是一种生命个体难以放弃的独特个人体验，一种个人的精神史。“今天，我站在街角，看到一个酷似二姐的女人/坐着别人的运草车从中山路一闪而过”（《坡上的草垛》），在时间的错位和场景的重叠中，浸染着难以释怀的忧伤、失落和落寞的牵挂。曾经的艰砺往昔成为发黄的模糊的胶片，“无端受控的人也有无边的想象：/大风收拾黄叶，凌乱的书卷/自动归位，老照片闪烁温馨的色泽/一桩半个世纪前中断的约会/在两篷飘扬的银发中间继续进行”（《生活》）。诗人患上了深深的时间焦虑症，往事的记忆成为病痛，犹如体内的桃花短暂的饱满、红润过后是长久的荒芜、迷乱与哀愁，加之城市作为一种商业和工业文明的强大阴影的遮蔽，诗人不能不在尴尬中排拒这种焦虑和遮蔽，“时间在尖叫！这城市无可阻拒地沦陷、坍塌/一夜的雨水又怎能挽救濒临破败的花园？/你伤心、哭泣、手足无措，三十年的坚忍/被泪水掀开”（《那人在你体内安放桃花》）。众多的70后的诗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关于城市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显然不为70后这一代人所全然接受，甚至在诗学的意义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黑色象征，城市，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符号 。这让我想起当年的波德莱尔和他诗歌中的城市、街区——
穿过古老的郊区，那儿有波斯瞎子/悬吊在倾颓的房屋的窗上，隐瞒着/鬼鬼祟祟的快乐，当残酷的太阳用光线/抽打着城市和草地，屋顶和玉米地时/我独自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追寻着每个角落里意外的节奏/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
诗歌渐已成为诗人的呼吸方式，无论是阳光还是风暴都能使它茂盛的生长，在迷乱的时代，诗人在诗歌中获得了少有的安宁，这种安宁既来自于对时间和存在伟大奥义的敬畏也有诗人内心的一个烛照黑暗的灯盏，“整整一个冬天，我没有迈出门槛一步/在抵抗已经成为一种姿势的年代/我手捧诗集端坐火炉旁/念念有词，一动不动”（《二十四节气：大雪》）。在一个抗拒成为时髦的时代诗人追求的是宁静和平缓音乐的“低音区”，“有一种事物在楼顶盘旋，回环、跳跃/像装修工人用指头敲响新鲜的玻璃/但更优美、连贯，要与世界和解而不是对抗/体内的泪水，要成为上升的空气”，但是严酷而憋闷的生存场景中大而无形的麻木、死寂、冰冷和压抑不能不再次唤醒诗人内心的泪水和冷峻，“我清醒过来，透过被防盗网割裂的天空/观察其他户主的反应。乐音越来越响亮了/笼罩在整个居民区，为什么没有人出面抗议/甚至所有的民工都停下了手中的钉锤”（《低音区》）。理想和平静的一线亮光最终转瞬即逝，代之以无边的黑暗和意味深长的彻骨悲凉和长久低郁的嗓音。
这些衣衫单薄的女子，一袭的黄
在田间站立、迎风歌唱，互相招呼姐姐或者妹妹
她们黄着、灿烂着，像被反复期待的爱情
她们说：炊烟；她们说：云；
她们说：潮湿的泥土。田埂上，一个外地人
干涸的眼睛开始湿润
……
这是慢、是自然，是从地面往上生长的天空
伸手可及，却无法一眼望穿
——《草坪乡的油菜花》
这些与我们朝夕面对的自然万有之物成为一种令“异乡人”感怀的背光中晦暗的场景，无家的潮水日夜涌来，一个异乡人的声音在潮湿中低语和延宕。这是一种停留，或是精神上的栖居和延宕。这是一种慢，它无时不在却又让敏锐和发掘的人心存感激和无言的敬畏，而《葵花，或者生活》让人更多窥见了葵花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葵花，这随着万物旋转的卑微植物；生活，日复一日的单向度重复，二者在此意义上获得互相生发的意义和彼此观照的性质。“我认识这事物，它的绿色躯干/它在风中摇摆的青青叶片/（那是它一生中最美的琴音）”，“我认识它的黑色外套，或许里面/包裹着某些秘密/但我已提不起兴致。”这种强大的悖逆和反差会使人颤栗，一种细小而又让人难以避免的宿命。葵花（生活的对称或象喻之物）的青青美好，葵花子的庸常的“黑色外套”，这种强烈的反差诚如我们对生活，最初都是美好的憧憬而天长日久的生活的磨砺，过多的剩下无奈和“提不起兴致”的麻木与乏味。刘春大量的诗歌阅读使得他在诗歌技艺上纯熟、自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刘春对历史和现场的关注和介入，他诗歌中的事物都是卑微的、痛苦的象征，这正揭示了生存迷雾下的本相和黑暗以及疼痛、扭曲。
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青草，黄花，在黑夜里飞起的纸片/冬天的最后一滴雪……/我写下它们，表情平静，心中却无限感伤/那一年，我写下“青草”/邻家的少女远嫁到了广东/我写下“黄花”/秋风送来楼上老妇人咳嗽的声音/而有人看到我笔下的纸片，就哭了/或许他想起了失散已久的亲人/或许他的命运比纸片更惯于漂泊/在这座小小的城市/我这个新闻单位卑微的小职员/干着最普通的工作/却见过太多注定要被忽略的事/比如今天，一个长得像我父亲的老人/冲进我的办公室/起初他茫然四顾，然后开始哭泣/后来自然而然地跪了下去/他穿得太少了，同事赶紧去调空调的温度/在那一瞬，我的眼睛被热风击中/冬天最后的那一滴雪/就从眼角流淌出来
——《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
在青草、黄花、纸片、最后的一滴雪中我们窥见的是青春生命的远行、命运的沉重、命比纸薄的漂泊和老人的无助的哭泣，而这些“卑微”的事物是注定要被忽略的，反讽，愤怒和寒冬中的泪水无情拉开了社会多彩幕后的黑与痛。但是生存的律令又往往使人束手无策，“真理面对夜猫子如此无力。正如/穿衣洗漱令人厌倦不可或缺/这是生活的律令，必须得到尊重”（《榕湖北路一号》）。但是这种生活的律令却不为一些人所遵守，这生活教育的老师不是来自面目僵硬的成年人，而是来自于钟情于萤火虫、小蚂蚁，精通于“爱情”和卡通动画的“刘浪”，当然在我看来“刘浪”应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确切的说这是诗人理想化中的自我。“刘浪”的天真呈现出世俗面具的“小”来——“当然有很'酷’的时候，比如/遇见我的上司他从来都不打招呼/他讨厌那个胖子，'因为他认得很多阿姨’/（那个月我的奖金无缘无故被降了一档）/从某个角度说，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关于男孩刘浪》）。
这个时代和个人都染上了“外遇”的痼疾，喜新厌旧，声色犬马，而沉重的、神圣的事物正在消失，“生菜，七成甚至六成熟的牛扒，生葱汤/新的风俗，正在被习惯。其中一段时间/他从一个女人的肩膀上多次抬头/窗外，进口推土机在忙着推倒旧建筑，更西边/欧式教堂的尖顶乌云缭绕”（《外遇》）。优异的诗歌写作者，他的写作就是个人精神的成长史和社会履历的直言不讳的见证者，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盘诘与辩难，些复杂而坚硬的质地使敏锐的人更多窥见了秘密和一种或显或隐的草丛中的足迹。
春天，等一等。我要打扫庭院里的积雪
在松动的土地上，散播一千种花籽
再从时间的仓库借来一季的阳光
覆盖在苍白的屋顶上
——《春天，等一等》
我们都不可逃避这世间的风雪和寒冷，然而，诗人和我们都怀有一种对春天和花朵的憧憬，一种美好的情愫每每在困厄中生长。但是，这种尘世的幸福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种幻象，幸福“像”花，这个“像”就呈现出尴尬和悖论，诗人也不能不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喷发郁积的病痛，在这个意义上，抒情诗也成了民族的寓言——
这是命，时代的肺结核/感染上面目模糊的祖国。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了，结果早已被商定/广场上，乡村医生对人群举起了针筒//我曾用十年的光阴构造一个国度/它的肮脏与黑暗、它的光明与向往/它许诺过自由，而现在它在咳嗽
——《卡夫卡》
在刘春的诗歌世界中，我不仅看到现实和想象的纠缠，我更看到一个三十岁男人的内心，它是晦暗和明亮的容留体，沉重、迟疑、尴尬、愤怒成为一个个堡垒，老式的毛瑟枪的激情时而还在，在十二月的冰雪中我还能依稀看到闪现的温暖和激情，当然也有苍凉。当这些复杂的意绪在想象、梦境和语言中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生存的粗砺背景上一个“异乡人”漂泊的灵魂仍然在无尽的途中寻找和想象朝圣的归宿。在黑色的风暴携带巨大的沉痛和茫然的时候不停叩问，他在寒冷中堆积干草和柴禾，他要以火焰，这伟大的精神食粮来对抗黑暗与虚无，“她的心/比八千里外的西藏还有远整整一个冬天//而他留下的村庄如此平和/风还在吹，雪仍在堆积/十二月的道路被覆盖又被掀开，六岁的少年/用奢华的年纪采摘多年以后的苹果/将梦中的情节升高、再升高//这个时候，呆在家里的人是有福的/堆到屋顶的柴禾，是一生最充足的粮食/在炉火边打盹的少年是有福的/风霜还远，被苹果的余香一次又一次推迟//其实不存在什么风雪、少年、苹果，以及/这个看似真实而沉痛的叙述，一切/仅仅源于一场无聊的想象，今夜/在拉萨，我无所事事/看一张张灵纸被风卷起，然后消逝”（《吹过》）。
1 《结束与开始》，《70后诗歌档案》的自序，参见《诗歌现场》，2006年第一辑。
2 刘春：《人群中浮现的脸庞……》，《中西诗歌》，2007年第二辑。
3 刘春：《人群中浮现的脸庞……》，《中西诗歌》，2007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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