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间，张承志无疑是中国大陆文坛值得重视的作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堪称文坛的一个“特例”。从70年代末至今，可以说，他一直立于文学创作的潮头笔耕不辍，引人瞩目，其创作实绩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但同时，他又游离于几乎所有的文学派别之外，独标孤高，自成一体，难以类比。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他桀骜不驯的行文风格注定使他很难融入同时代流行的文学潮流之中，而他对此不仅不屑一顾且一直有意识地保持着自觉的警惕。作为一名学者型的作家，他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并有长期进行学术研究的经历，这种经历所培养出来的学术理性促使他不得不对现存的文学规范进行仔细深入的思辩和考量。
可以说，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与专业探究一直是在两条并行不悖的轨道上交叉并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大量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文学创作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专业考究的烙印。他自己也毫不讳言，此生认定的三块安身立命的大陆即是：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这自然与他的民族身份，牧民生活和长期治史的独特经历一脉相承，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铸造了他深厚的民本主义情感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从而使他永远以一个“特异”作家的姿态不断抵御着庸俗化、市场化的侵袭，执著而坚定地朝着内心理想的圣地一步步艰难迈进。这种在众生浮躁喧哗中难得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自始至终地伴随着他，也从而使他大大地区别于同时代的“畅销写手”们而独放异彩。
写作伊始，他就笃定了“以笔为旗”、“为人民”的写作原则，这一民本立场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均清晰可见。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是立足于穷苦牧民、边远山区的伊斯兰教民、少数民族的底层人民等弱势群体，描写他们的爱恨情仇，生死歌哭，对理想不倦无悔的追寻，人性的温暖和光亮。张承志的笔在这些被忽略的“小人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身上游走，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一面被一种神秘、博大的力量所震撼，一面又忍不住一往情深地为他们呼吁，为那些曾经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承担、信仰的坚守，为被侮辱被损害者苦难的历史，为被遮蔽者的敞亮、彰显而不断地呐喊。这一切，都可以从他曾经行走过的历程中探究到其命脉之源。
张承志，回族人，祖籍山东济南，1948年生于北京。1967年于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当过4年的牧民。4年时间的耳濡目染、切身体验，使他对草原上勤劳隐忍的牧民、苍凉激昂的民歌、一望无际的白色羊群、湛蓝深远的天空等这些自然质朴的东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于一个饱含热情的文学青年来讲，这一切势必激起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并成为了他日后创作中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歌颂草原母亲的作品，就来源于他此时的生活。张承志早期的作品中的草原生活、人物形象正是以那段时间的经历为原型的。1972年，张承志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大学，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师从我国元蒙史巨擘翁独健先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要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新疆的民族与历史调查。还是在读硕士期间，张承志就独自进行了王延德北庭高昌径路、成吉思汗挽马宫车的行进路线——从蒙古高原通往中亚细亚的咽喉要道的考察与考证。九十年代起，张承志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支持并翻译出版了该派秘史性文献《热什哈尔》，同时写下了大量以西北伊斯兰教学者、阿訇和信众为题材、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小说、少数民族系列散文和学术思想随笔。在此期间，张承志还在日本爱知大学等国外高校进行学术研究与访问，出版了用日语写作的系列论著。目前，张承志的身份是一名自由作家。
张承志开始文学创作比较早，在1976年前后就曾经用笔名“爱周”编辑过“天安门诗抄”。他正式发表的作品是1978年蒙文诗歌《人民之子》，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后者使他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此后他的作品获奖频繁，曾先后获得过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截止到2004年5月，张承志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主要作品集有：《老桥》（1984）；《心灵史》（1991）；《神示的诗篇》（1991）；《绿风土》（1992）；小说集《张承志集》（1993）；《清洁的精神》（1994）；文集《张承志作品集》（1995）；《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2004）。
纵观张承志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发现，这是一条从吟咏着苍凉遒劲的草原之歌的歌手到在荆棘丛中狼奔豕突执著于精神救赎的思者的行旅。在这条不平常的朝圣之路上，是伴随着血泪和战争的对人类、宇宙、众生、信仰的终极思考与发问。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分而述之。
张承志的“歌者”系列作品主要集中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来临，文坛也随即出现“解冻”现象，作为一个经历了10年浩劫的民族，一个个喑哑的喉咙有太多述说的需求，这些饱经忧患的言说者们迫不及待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便是“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流行的时期。而在如此众多的言说当中，张承志一出道便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新鲜感。他天马行空的秉性注定没有也从来不会汇入千人一面的众声大合唱，而是独辟蹊径，另起炉灶。他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大旗，目光锁定于广袤的草原，把金色牧场作为他开辟的精神家园的处女地。这期间，他写下了一系列歌颂草原、大地、母亲、牧民和探索者的作品。他的小说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讴歌了蒙古族母亲无私奉献的品质和为了爱的无悔牺牲；
《北方的河》以开阔的意境、充沛的激情、壮美的风格描绘了北方的5条河流，并赋予每一条河流以人生品格的象征意味，如黄河是传统的象征，湟水中的彩陶碎片是缺憾的象征，额尔齐斯河是青春力量的象征，永定河是坚忍的象征，黑龙江是理想的象征。在这种壮美的背景下塑造了一个为了报考研究生而考察北方河流的有志青年形象，这是他热烈歌颂的理想的化身，也是他苦心刻画的闪耀着人性光辉，为了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的“硬汉子”和探索者的形象，他们孤独，沉默，坚韧，执著，浸透着无边的苦难，却时时体现出一种面对苦难永不退缩、勇于承担、敢于牺牲的精神。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深幽的，难以为外人道的，是拒绝窥探的，但又是闪烁着异彩的，是引人入胜的，是非诚挚质朴的心而不可解读的；
《金牧场》以壮阔宏伟的气势歌颂了回族义民、蒙古族额吉、藏族朝圣者、老红军、老红卫兵、日本歌手、美国黑人追求理想的心路历程，讴歌了“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的伟大精神。
《黑骏马》讲述了蒙古老奶奶额吉和蒙古少女索米娅朴素善良的天性和无私隐忍的生活态度以及“我”永远无以弥补的抱憾。此外如《老桥》中的蒙古老人，《凝固火焰》中的里铁甫，《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大坂》中的青年学者等，无一例外都是以牧民生活为题材的。从中可以看出融会贯通于这些作品中明显的“为人民”的价值立场和理想主义的创作风格。对牧民、草原等自然质朴事物的偏爱使得他在下笔伊始就遏止不住对他们的深情讴歌和永恒热爱，与其说宏阔的草原是张承志用笔开垦的第一块处女地，毋宁说正是这种最原初最本真的事物牵动了他心灵中隐秘的情感，既而成了他创作道路上理性的导引。
对那片土地魂牵梦绕的挚爱和眷恋，有如小树之于森林，草木之于雨露，万物之于太阳，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地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饱满的激情歌吟着那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骑手对骏马的感情，这是一个赤子对母亲的感情，这更是一个行走的歌者对脚下的土地的感情。当吟唱着“伯勒根”的白音宝力格在那埋葬额吉白骨的地方深深的跪拜，当有着黑眸子的索米娅抛却了当年的羞涩成长为一个坚强泼辣的农妇，当瘦小无辜的其其格若无其事地承受着与生俱来的命运……这些活生生的现实无一不在拷打着“我”的灵魂。
白音宝力格无疑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探索者形象，他正直善良、魁梧强悍、勤劳好学。他身上凝聚着草原男子汉的一切美好品德，他为了改变草原人民的贫困每天钻研畜牧业机械和兽医技术，但当机会来临时为了与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他毅然放弃了外出深造的机会。他像热爱草原和额吉老奶奶一样默默地爱着两小无猜的姑娘索米娅，这种爱热烈而深沉，隽永而平和，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爱却同时给索米娅带来了厄运。
他们因为日渐成熟而迸发出的爱的萌动与羞涩，既想靠近又刻意保持距离的矛盾心理纠结成一团解不开的迷雾，而这种刻意的回避却给了草原上的恶棍黄毛希拉以可乘之机，他在索米娅去拉水的路上奸污了她并使她怀孕。白音宝力格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失踪了。索米娅默默地埋葬了额吉老奶奶，带着私生子其其格远嫁他乡。
《黑骏马》在展示草原牧民原生态生活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生存的悖论：想亲近而亲近不得，不想离开时却不得不离开；自以为掌握了生活的真谛，到头来发现除了歉疚两手空空；负着改造生活的使命奔波流离，回望时发现需要改造的原来正是自己，而那些忍辱负重的人们，却始终是那么心安理得，怡然自乐，隐忍一切，宽恕一切，不声不响地顺应着命运的无常。因此，当白音宝力格再次回到昔日的草原时，内心复杂的情感是难以言表的。这其中，不仅是对这些苦难而隐忍的人的敬仰和热爱，更多的是对曾经的逃避和无力承担苦难的歉疚。
这种“理想”与“牺牲”的交融，构成了张承志作品悲凉沉郁而又激昂雄健的风格，但同时又使人隐隐抱憾的是，他笔下白音宝力格最终没有跳出周朴园、章永璘们的窠臼，依然在女性的救赎——逃离——回望的模式中徘徊不前，或许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期待。
与赞美草原母亲的情感不同的是，张承志对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有着天然的排斥和警觉。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起，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对于'智识阶级’的警惕，'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着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卢西恩·派伊在《亚洲权力与政治》中说：“中国人在政治上是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者。不管他们刚经历过何种灾难，他们始终准备宣告他们正在跨入一个新的时代，它必然带来民族成就的奇迹。其抱怨虐待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相当强——当他们想到国家的未来时便突然消失了。……没有其它政治文化如此严肃地依赖于中止怀疑的心理快乐。”这种说法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而张承志一定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胜利者的姿态对于创作永远是危险的。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永不止息地寻找突破的作家，如果没有超越性的信念支撑，那就必然会被现实俗世生活所困，从而停步不前甚至沉沦堕落。因此他后期转向沉思的创作风格似乎正是为了挽救如卢西恩·派伊所言的“抱怨虐待的能力”的“消失”。他要让这种“刚经历过的灾难”尽可能地以历史的原貌记录在册。
这便是《心灵史》的诞生，可视为他的心理转向的初衷印证。他后来毅然辞去宗教研究所和海军政治部的公职，弃已有的文学成就如敝屣，急匆匆离开都市，钻进穷乡僻壤，奔波于茫茫草原，历数年心血，在民间山野中打捞出一部浸染着伊斯兰圣徒血泪悲歌的真实历史，这更鉴出他的立场之坚定，用心之良苦。他是“举意”要使那些目不识丁的“沉默的大多数”成为真实历史的言说者。他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而是彻底的沉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没有浮光掠影地道听途说，而后再将拣来的一鳞半爪大肆渲染来换得几个酒肉钱，而是以一个信徒的虔诚之心聆听那沉默、简约、朴素中隐藏的神秘力量，让它发出光亮，点燃人心的冰冷。他要让世人知道：多斯达尼，就是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哲合忍耶，就是为了内心的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他用一颗“举了意”的诚心和所有努力致力于卷帙浩繁的史料钩沉，但他更信赖的是民间活生生的现实和口口相传的历史。尽管几乎所有的“钦定”都抹上了厚厚的脂粉，但脂粉终究掩不住血的渗透。
张承志在一缕缕血光与一堆堆白骨中看到了历史的“真”，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的“恶”。且不说成就如何，单就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是真正的写作者而非玩文字游戏者的“后”们的态度，他让每一个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字都沾满了自己的心血、信念、汗水、虔诚和敬畏。因此，《心灵史》成为伊斯兰教徒们争相阅读的“圣经”绝非偶然，就像他在行文中多次提到的“前定”。这不是迷信和神秘，这只是佐证了努力应有的回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一个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功利主义篡改得面目全非。
在90年代文学渐趋多元的态势中，当一个个严肃作家在俗世的浮躁与喧嚣中纷纷滚鞍落马，“集体缴械”，在物欲横流的商业大潮中争先恐后地放弃了价值、立场、理想、道德的底线，操戈大行“市场”、“炒作”、“卖身”之道时，张承志，又一次以“异端”的姿态倔强地向更远更深的内心圣地挺进，执著甚至是执拗地捍卫着理想主义的大旗，行进在精神救赎的孤军奋战之旅。如果说，“歌者”系列是一个年轻的儿子对养育自己的大地母亲的深情吟唱；那么，张承志90年前后写出的《黄泥小屋》、《辉煌的波马》、《西省暗杀考》、《心灵史》则是一个成熟的男子对血脉传承的梳理和回望。而这种回望的意义不仅仅是对真实历史的甄别和漫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民族，在这个价值失落，一切都显得如此轻飘的时代中，彰显一种声音，一种力量，一种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理想人格与完美道德的维护。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心灵史》是“大气魄，大手笔，大虔诚，张承志以文学见证信仰，以信仰充实文学——当代华文文学第一人。”
切·格瓦拉在一首诗中如是说：“其实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人间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这是宗教的力量，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在这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一切概念都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当人们说起一个词的时候，因为它本质的含混往往使它的指涉功能变得暧昧甚而引起误解，需要重新甄别的已经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同样在发生着不断的重组、分裂、变异和转化，尽管前所未有的“文凭热”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但它有时距离“知识分子”是那么的遥远。或许正因为如此，张承志才不屑于与众多辉煌的头衔为伍，他情愿穿越万里千山，跑到贫瘠的沙沟以目不识丁的伊斯兰兄弟为师。他这样描述他们的仪式：“粗野散漫的生活，一迈进清真寺的门槛就骤然一变，呈现出严肃虔敬的神色。男人们庄严地洗净每一寸肉体，女人们如泣如诉地唤主，孩子们夹着一本厚书，稚气十足成群结队地上学——只是他们的小学是经学教育，不是要念会几句文化而是为着念来一点灵魂。”
他不能不质疑所谓的文化，难道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钦定”的历史涂上厚厚的脂粉？就是为了从苦难者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苦难的遗忘者进而去嘲笑苦难？就是为了跻身于所谓的“公家人”、“白领”而沾沾自喜？鲁迅在一篇谈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曾说：“他们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身心方面总是痛苦的。”权且把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简单或者是片面的定义吧。至少他们的作用之一应该是永远像牛虻一样，不断地叮咬着诸种体制下不合理、不人道、不民主的一切脓疮、毒瘤和阴暗的角落，只要有一块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他们的声音就不会止息。
如此，才形成了《心灵史》特殊的体例。它不是四平八稳的历史教科书，更不是供人消遣的小说，不是行文优美的散文，也不是学贯中西，潇洒恣肆的思想随笔。他曾在文中做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它背叛了小说也背叛了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抄本，它同时离开了传统的厚重与神秘。”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他所做的惟有背叛，背叛以往一以贯之的所有“学问”，以全新的姿态面对它，面对真实，他知道自己需要的仅仅是一颗诚心，剩下的便是聆听和记录，如此而已。他知道，只有社会底层的民众才是真正的知情者，作为当事人他们最具发言权，塞万提斯说：“一个傻瓜比一个聪明人对自己家里的底细要清楚的多。”但他们知而不言，他们习惯沉默，习惯在心底守护住一个永久的秘密直到老死。但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真实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当初带给张承志的震撼一样，他所能做的，便是把这种力量带给更多不了解它的人。让他们明白，一个种族、一群戴着六角白帽的穷人，为了心灵有所皈依，为了一角安妥灵魂的去处，为了心中至上的真主是如何的艰苦卓绝、不依不绕、无怨无悔。在这种精神至上的圣战面前，任何人都只有沉默。
“任何人心目中都需要一个上帝，因为有的人除了上帝什么都有了；而有的人除了上帝什么都没有。”这句西谚所指的“上帝”自然是信仰的代称，就像它所刻画的现实一样具有普遍的意义。顺着这条血脉，不难看出，事实上，张承志追寻的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及每个人所渴求的现世幸福的终极指向。这无疑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然，《心灵史》不一定是最好的答卷，只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故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的，这是一份最最诚挚的，最最朴素的，忠于内心的答案。与小说的虚构无关，它无关乎技巧，只关乎灵魂。或者说，他只是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吁求，诚如结句所言：“我只是想说——读者们，我从未想用这些文字强求你们接受哲合忍耶；我只是希望你们相信我的话：在中国，为着一颗心能够有信仰的自由，哲合忍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你们曾经相信过我独自一人时的文字，请再相信我站在几十万人中间时，创造的这种文字吧。”福斯特说：“踪迹不是一个允诺而是一个吁求，他永远延搁意义。”这句简明扼要的话无疑是对《心灵史》的最好概括，这也正是张承志的意义所在。他遍踏每一寸洒满鲜血的土地，以一颗虔敬之心完成了他的“前定”，至于意义，则等待更多的人去解读。就像他曾经满怀自信地作答：读者无须争取，他们中肯定有一部分与我相遇。
张承志的散文集主要《以笔为旗》、《绿风土》、《一册山河》、《文明的入门》以及其他散见于报刊杂志未入文集的单篇。代表作有《荒芜英雄路》、《静夜功课》、《清洁的精神》、《一册山河》等。他在散文中主要倡导一种“清洁的精神”。他以思者的考索，探究存在与精神、历史与文明、知者与智慧等。当作家优游穿行于多元文化的历史境遇，脚踏伊斯兰教的黄土高原、天山南北两麓、内蒙古草原和温润清冽的南国，目睹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时，他的拒绝与拥抱就清晰的呈现出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种对于失败英雄的崇尚，对现实的某种超时间的思考，埋藏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宇宙。“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入了我单薄的身体。从陷入乌泥的脚踵，到视野迷茫的内心。”“我处次体味了对学问的热爱，以及求学心切的感觉。只不过日渐一日，教室早已更换场所为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的阵营也挤满了农民牧民。”他认为：大地就如同矿藏，贴近它的人获得乌金，远离他的人获得草芥。
《静夜功课》是张承志散文的佳作，也是代表他思者意识的重要作品。在夜深人静的“清冷四合”中，亲人在安睡，作家却张开思想的翅膀，思考、遐想。高渐离在目盲的黑暗中看到了什么？鲁迅《的野草》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夜色里，沉吟抒发，直面黑暗。高渐离的筑和鲁迅的笔都曾是作为利器存在的，而如今“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见离毁筑，先生（鲁迅）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在张承志的眼里，“古之士子走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他崇尚古代的英雄豪气，同时尊崇鲁迅的“直面黑暗，为的是”弥补正气，充溢豪情。因为张承志具有丰厚的历史学识，长久都在阅读《史记·刺客列传》与鲁迅的著作，深入骨髓的是黑夜中古雅与刚烈共存的美感，在黑夜中寻找共鸣的默契。在一个偶然的、墨色浸透身躯的静夜里重新回味，感动与感悟就顿时涌来，感觉也就“神清目明，四体休憩。”在这启示般的黑暗里，独自神游，静夜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它同向了精神的高处，通向未来的渺远。
张承志散文文化视野宽广，叙事方式的内敛，想象与思辩结合，语言流畅优美。他从北方大陆感受到了平民的高贵和坚韧，底层的尊严和纯洁，又震撼于南方土地厚重的历史和一个个铮铮傲骨。在散文中他的心境平和、宽容，他如同奔流而下，一泻千里的长江水，夺夔门而出后而变得开阔、深沉而内敛，愈显博大、深邃。在经过了以笔为旗的决绝和孤独的呐喊之后，他开始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往草原上与28载心灵相契的额吉道别时，同时也是在同自己过去最珍贵的岁月道别，同一种生命范式的告别。如果这种沉潜、平和被上帝宽恕一切的悲悯笼罩，他的散文当更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大地就如同矿藏。我们凝神等待着，对于文明的合格发言。让文明的发言和文明的创造，成为一个声音。从张承志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期待希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