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地选择了离开，以如此决绝的方式；余地选择了死亡，以诗的狰狞姿态。
他的死“犹如一个幼稚的童话，省略了过去和现在/剩下的只有未来，一切躲在一张面具的后面”（余地《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而现在，未来也归于静止。于我们而言，他的世界只剩下过去；于他而言，过去现在未来合而为一了，时间的帝王也奈何不了他。
他的死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死如静水流深。
他还那么年轻，文学遗产是那么的少。他若有若无地留下他的气息，他的品味和他并不协调的斗争背影。他在《纳博科夫牌打孔机》中开篇即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卡夫卡说，“堂·吉诃德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个比跟风车的斗争更重要的行动是：他的自杀。”显然，这句话已然成为可怕的谶语。他长久地与残酷的生存法则作斗争，因为同时他还要写作，他的行为就越发荒诞，他在不自觉之间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用运了各种手段，用尽了他的心智，可于他而言一切结果都是溃败。一个反道行驶者，一个抗拒大众规则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只能失败者。克尔凯戈尔绝望地指出：“我们全部在世的存在便是一种不适。”而这种“不适”在余地的身上已发展成“不可忍受”。这一切虚伪的人世生活，使他产生了极度地厌倦。他厌倦一切人间的无聊法则，包括那些写作的法则，甚至是诗歌的荣耀。他的离开不过是一次远足，一次无法满足社会规则所要求的游戏。他要寻找他自己，“又一次，他杀死了自己。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自己的虚伪——生活，并且努力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只有在最终的否定之中，他才能够完成自己。”（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自杀是他最后的一博。他未为自己“留有余地”。他必须否定他的人世存在，才得以完成自己。即便这一方式足够悲壮凄绝，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向他自己。与死神的最后博弈之后，余地获得他盼望已久的宁静和生命的尊严。
某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某些人，在若干年后知道自己是谁，于是开始走向自己。
有一个人，他生来就知道他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必须以最快的而毫不迟疑的步法走向自己并实现“完成自己”的意愿。他就是余地。是的，他在那一刻完成他自己。在那一刻，世界是和谐美妙的。那一刻，“一道明亮的光，穿透我的心脏。”（余地《活着》），在那里他开始一个崭新的早晨，他看到新的脸庞和新的太阳。从这一意义上说，余地窥探了上帝的幸福之谜，并通过践行扣开了这幸福之门。
可以说在很早以前，诗人就预言他的死亡。那些预言死亡的诗是诗歌的终极标耙，是诗歌最后的存在方式。他的《诗人》是这样的：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写诗的本质乃是写遗嘱，诗人的坦诚成就了他的死。人间是他搏斗的最后一站，因而他选择了诗意的方式为他的离去开道。他写下的诗歌化作朵朵白花，为他送葬。但他又迟疑地说，也许他还有一些剩余的声音，可以留给这个世界。他在《剩下的话》中自言自语：
剩下的话，我会在地狱里诉说，那里会有结果。
更多思考，写进一本历史，让人们咒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魔鬼也一样。
兄弟，你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啊，谁愿意聆听一个人从地狱里传出来的唠叨呢？兄弟，你该把它们都写出来，让人间的朋友们看看，但是你等不及了。你的脚步快于你的思考和你的写作速度。
余地写过小说，那几个小说在形式美学和思维上都同时达到了诗的高度。他写作了很多文论，也可以说是被大人先生们所不齿的书评。但这些书评留下了他的文学品味和他独特的文学气质。他在《一流的散文，二流的小说》中轻快简明地评述了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作红》，“奥尔罕·帕慕克在叙述中采用了一种忧伤的语调，这种语调和书中描写的伊斯坦布尔下雪天的场景相当一致，让人感动。写得很漂亮，文字很好，有纳博科夫的味道，的确是一流的散文。但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本二流的小说。”我最看不惯的当代文学场景之一就是：某大师一旦进入汉语圈，鼓掌声就此起彼伏，心怀鬼胎者不着边际地溜须拍马甚至抄袭模仿。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批评不需要恭维大师。因而，他的批评也是发现自己的途径之一。 连同诗歌，这些行为就归结为写作了，作为清醒的写作者，余地从一开始就明白写作的震颤效果和干涸的必然结局，就像卡夫卡对待写作的态度一样。他谈及写作，说：“写作不是做爱，它的愉悦，来自哪里？用手指敲打自己的每一根神经，让它们在空气中震颤。这些文字，像精液，会发黄、变干，不堪入目。”写作不再是愉悦人心，而只是展示世界的灰烬而已。
他从未为商业利益而写作，他不会为任何有利可图的结果而写作。他蔑视“文学商店的营业员”（马尔科姆·考利讽刺的那些为大众趣味为商业利益而写作的通俗作家），他的死亡正是他绝不背叛他的文学宗教的最好明证。
我们“新的一代”也如美国人卡罗琳·伯德所言，是“不再迷惘的一代”，他们是“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难道70后的诗人真的已注定衰老（如张柠先生言，70后，一出生就是衰老的一代）？不，他们是最后的年轻一代。余地正是这最后年轻一代的一员。余地的死已经成为这一代最为醒目的一件标本。一件具有清醒反叛色彩的标本，诗人为诗歌自杀的标本，诗人不苟同于人世的标本。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残酷啊！ 余地是我们最后的“迷惘的一代”中极其明显的标尺，他标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理想、文学宗教和生命价值观……他的死粉碎了张柠先生的断言……如果时间得以弯曲，从历史的背影中观察他的死，它将越发引人注目，让人陷入深思。
余地只有三十岁，而且他永远只有三十岁。他不会衰老，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打破了时间的禁忌，为我们这一代人竖立起年轻的塑像。他的决绝为这个贫乏时代涂抹上最后的一层诗意。
2007年10月8日于南京三汊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