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来说，小说无疑更能展示他的艺术力量。但亦有一些作家由虚构转向散文的丰富，譬如张承志。他几乎放弃了小说的书写，认为“中国仍是散文的国度”。《绿风土》是张承志的第一本散文集，在编后小记里，张承志如是说：“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我希望我这一回又一次勾勒了我立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
虚构叙事的内敛与间接，让张承志觉得散文更加直接有力。“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呐喊，让俗世里的人为之醒目。由此产生的“抵抗文学”在商业大潮的巨大身影下格外瞩目。
在《以笔为旗》里他再度宣称：“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作为一名回族之子，张承志的散文中不断地提及大西北、西海固、蒙古草原、新疆、中亚、蒙语、哈语、陇东河西、兰州的尔麦里、乌珠穆沁、额吉、哲合忍耶，从这些带着回族色彩的字词，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心中浓厚的民族情结。
张承志渴望自己的民族被世人认识、记住，总是充满热情的将读者引入他的民族之林。如其所言：“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和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灵史》）。事实上在张承志的内心中，一直隐藏着一种对失败的英雄祟尚，隐藏着对现实的某种超时间的思考。在他的散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感，这种人道感来自对历史的一种痛苦的抽象，它在告诉读者，在每一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
他对印地安民族陨落的悲叹，对中国回民艰难的生存历史的感怀，无一不散发着对这些弱小民族的理解与礼赞。“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鲜花的废墟”、“匈奴的谶歌”，字里行间透散出作者孤绝的行走。他不需要朋友，只需要他的同族。“我只是永远地怀念阿勒泰大山。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张承志如是说。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
“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一方面我们为张承志敢言的刚烈所打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警惕道德理想的危害。或许重温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更为适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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