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学现实,考察文学现状,并就纷繁异常的文学现象进行文化解析与学理评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关心与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2007年上半年中国文学国情论坛”,于7月20日在京举行。来自院内外和当代文学界的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在“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的总议题下,结合近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现实,就有关现象与问题进行了精到的解读和深入的论析。在论坛的进行过程中,如何在宏观层面上估评文学的基本走势,怎样看待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相对集中的两个主要话题。
总体状况“喜中有忧”
张炯就以“好中有忧”来概括他对当下的文学的基本感受。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在“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发扬现实主义传统”,“在向历史的纵深开掘”,“在图像时代的挤压下艰难突围”,“文学新人和新的作家群茁壮成长”等方面,表现出了“好”的倾向;而在“以性描写代替丰富的儿女之情”,“脱离历史常识和时代认识高度的胡编乱造”和“一些作者为满足市场的娱乐需求去急功近利”这一些方面来看,还有许多让人忧虑的地方。
何西来以近年的报告文学的创作为例,着重论说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和谐主题”。他认为,自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深入一线,潜心写作,很快在报告文学中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他从建设和谐新农村、描写英雄模范人物、反映干群关系新变、民族关系融恰、人与自然和谐、道德伦理建设等题材与主题的分类综述中,评点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晓明从有关“文学死了”、“垃圾文学”之类的责难入手,认为当代文学处在各种图像和声音的超级文化符号的挤压之中,“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盛大和华丽;另一方面又比任何时候都疑难重重”,但是文学不会在这些事件中死去,这些事件也构不成文学去死的现场。所谓的“文学将死”,不是旧有的制度、秩序即将崩溃,而是文学骨子里的创造性的枯竭,这是文学在每一场变革时期都面临的问题,只是今天显得尤其紧迫而已。他以王朔《我的千岁寒》等文本为例,探讨文学面向未来的态度应该是“在不可能性的不可能中去思考文学在今天的创新”。
张颐武以《文学的焦虑》为题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发生的异常深刻的变化,认为当下的文学超越了已往的模式,表现出“两元并立”的新的景象:传统的出版机制与市场化的出版运作并行;体制内作家的稳定性与体制外作家的民间化并行;“80后”等青春写手依托市场和网络与传统和主流文学平行发展。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和运作机制都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所以引发诸多的焦虑是并不奇怪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做出新的阐释和理解。
需要直面现状研究问题
杨义以《提倡有风骨的批评,克服文化不适症》为题,提出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应该继承“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以理服人、富有历史感和艺术眼光”的批评传统,纠正批评界那种“跟风而无骨”的状态,提倡有批评的风骨、进行有风骨的批评,以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参与当代文学的辉煌。
王正着重从现实的需要和学者的责任的角度,指出了面对现状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学者要了解现状,学术要服务现实;目前,文学与文坛出现了与前不同的种种变化,这就需要我们的学者直面现状,认真把脉,分析问题,提出建言,这样的工作不只对当代文学很有意义,对于整个文学研究和社科研究也很有意义。
白烨提出,当下的文学与文坛在观念、体制和批评三个方面表现出了“不相适应”。他认为,文坛的变化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这使得整体性的考察与宏观性的扫描愈加困难,因“不同的板块需要共生和互动”与“不同的观念需要并存和互竞”这两点,不显得更为必要也更有意义。
文学变化的表征与内因
程光炜认为文学之变、小说之变的背后,是社会之变。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来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景观:“重要作家”“向回看”,把个人记忆和历史的重新想象作为写作的重心;而“年轻作家”则仍关注当下感受,走向“小人文学”。他认为从文学的意义上来看,“重要作家”一直处于文学的中心,而“年轻作家”反而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他还指出,我们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还不具备写“史诗”的能力,它的“境界”、“气度”、“手法”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全民族不仅对那些历史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历史共识”,反而由于某种复杂原因出现了愈加分裂化、崩溃化和无限多元化的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极其严峻的社会文化命运。
张志忠指出,一批“阅读者——思想者”系列形象的凸现,应该是新近的文学新变种中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出现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肖克凡的《机器》等作品中的“阅读者——思想者”的形象,都是“文革”时期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在经历过狂热的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之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亢龙有悔”的反拨。他们的阅读和思考,生发出一条改变中国现状的实践的路径,同时还生发出对某些重大的形而上的命题进行不懈追问的推动力。可以说,这样的一些形象,给有关什么是中国经验、什么是中国思想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胡平结合鲁迅文学院近期关于“80后”的调研,发表了他对青春文学与“80后”写作的看法。他认为,“80后”与青春文学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写作的市场化和文体的泛化有关”;他们填补了青春阅读的空白,也创造出了新的风格样式,评论界若能够在文学性上对他们的创作给予具体的评价,包括批评和定位,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媒体时代带来了什么
白烨认为,平面媒体的巨大变化与网络媒体的长足发展,使当下的文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时代,如7月18日徐静蕾的博客点击量达到一个亿,更是显现了新兴媒体变“神话”为现实的威力,在这个时候谈论媒体与文学的话题很适逢其时。
贺绍俊在《媒体时代的文学和中国社会的媒体》的发言中指出,在中国,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时尚化批评”,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影响大众的文学兴趣,“实质性批评”触及文学的实质,揭示文学的走向。两种批评模式都需要,但性质与分量明显不同,应予区别对待,至少要在文学自己的空间内清除一些不必要的杂音,让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更加洪亮。
解玺璋在回顾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基础上,认为媒体的性质与任务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传统批评与历史背景的纠结,新的媒体形式与新的传播方式的联手,也使得批评本身随着媒体的变化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里表现出来的矛盾,其实是媒体资源的权利再分配。而对于媒体批评,他则认为存在着“脱离作品妄发议论”,“圈子化乃至党同伐异”和“趋赶时尚”诸多问题。而真正具有生机的批评生态环境,应该多层次多形态的充分发展,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然而,这种情形的形成,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和积极创造条件。
彭亚非着重谈论了有关网络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正是今天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兴盛和话语优势。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传媒、媒介或技术工具,而是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也是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消费型社会,网络文学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显然也比传统文学要更符合文学受众的消费性需要。而面临着全新的网络文学生存样态的冲击与胁迫时,传统文学的浮躁和焦虑在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网络写作所有的问题也是这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带来的,更根本的软肋则在于缺乏具有高文学水准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尤其是这样的读者群。
文学批评的处境与出路
张柠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介入当代现实,不应该远离当代生活现场,不但要对文学作品的质量进行评价,更要对当代语言和想象的生态平衡进行监控,以文学批评特有的方式,对集中体现当代中国表达方式的文学话语进行批评。文学批评首先要强调的是“批评”,也就是积极介入当代话语批判运动,其次要借鉴媒体批评那种活泼文风和介入视野。缺少批判的“文学批评”只能是文学“玩票”。缺少“文学性”的“文学批评”最终会变成标语口号。
李建军认为现在两者所以有问题,是媒体批评不仅在方法上缺乏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而且还从精神上消解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韩寒在“新浪网上”的狂骂,就典型地表现了“媒体”与“批评”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应该给“媒体”提出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僭越“文学”这个边界,不要用娱乐价值替代文学价值。而他认为批评界当下面临的问题,是与媒体的关系过热,与作家的关系过热。倘若我们时代的批评家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严格、冷静和清醒,那么,“文学批评”就不会被异化为广告性的“媒体批评”,就可以始终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杨早认为,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现在的问题,一是文学批评界必须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不必奢望在所有领域都与媒体意志一争短长;二是媒体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完善与族群的分化,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而文学批评缺少相应的针对性;三是媒体批评应该走向多元化与规范化,并破除“权威崇拜”、“市场崇拜”、“青年崇拜”;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借以对抗作者的自恋、媒体的强势与广告的暴力。他呼吁应出现更多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媒体批评,从而推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全面进步。
包明德指出,不管时代如何演进,社会如何变化,人们需要文学的滋养不会有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时代和人们的需要,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我们文学学者在这一方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