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我对中国的先锋作家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余华，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诸小说的叙述方式是与众不同的，读来让人有了快意，或流泪，或激动，或沉思，我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最有希望的作家之一，是与传统叙事彻底分裂的作家，很有自己的个性，成就当然不可估量。
但是，作了余华迷，我读了《兄弟》上下部之后，心就动摇了，余华已俗套了，余华的叙述方式成了一种退后，对于今天大场景的社会进行叙事是一种失败。
我把余华的失败分析如下。
原先，作为先锋作家，余华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苦难和死亡的展示；二是对暴力与罪恶的偏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余华都在努力“创造”出世界的狂妄和自大，展现出小人物在命运到来之时生命力的顽强和韧性，寄托了对小人物的伦理情感和生存哲学的思考与触摸，可以说，余华20多年来的叙事方式，对于表现这些主题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成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从暴露叙事向隐性叙事的转变；从冷漠叙事向温情叙事的转变；从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的转变。他成功地剔除了叙述上装饰性、技术性的形式因素，演变成叙述上日渐成熟的“无技巧的技巧”，即叙述人的真正虚化，淡化或者缩减了叙述人的小说叙事功能；表现了“对话叙事”的“简约功能”和“戏剧化的效果”；叙述上创造了“音乐般跳跃”的节奏效果。
但是，每一种叙述方式都有它自身的局限。余华的叙述方式也不例外。
余华早就知道这一点。他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则更接近于现实本身”。他又说“写来越来越实在，应该说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所以余华对于叙述的形式和技术是十分迷恋和执着的。他曾说“叙述上的训练有素，可以让作家水到渠成般地写作，然而同时也常常掩盖了一个致命的困境……所以说当作家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他也开始遭受来自叙述的欺压了”。
余华是心知肚明的，他的叙述方式惯于纵向叙事，表达欲望，不惯于横向叙事，所以他避长就短，一惯写小长篇。
余华的小长篇一般是十一至十八万字左右，且结构松散，故事简单，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悲剧演进中突显强烈。余华说“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他的小说就是从耶稣的话“你们要走窄门”的话悟着写的。悲喜在故事叙述中爆发，命运在时代的天翻地覆中起伏变化。叙述统治着写作，有悬念的叙述往往让读者欲罢不能，也让余华叙述欲停不能。所以说，余华的小长篇是以短小浓缩见长的，结构上是真正的“内敛外张”。
但是，余华写《兄弟》，其叙述方式的局限就显得十分突显了，并且让读者感受了他的失败。他在反其道而行之。
长篇小说《兄弟》，跨度太大了，跨过了四十年，或者说是欧洲人四百年的缩影。余华写上部，前二十年，故事是文革的事，写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写下部，后二十年，故事是现在的事，写了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兄弟》于是开始“叙述涨水”，字数由十万字左右“涨”到五十万字，余华说，是“叙述统治了写作”的结果。结果呢倒成了“外张而不内敛”的长度叙事了。
这一“外张而不内敛”的小说结构，其叙事，破坏了长篇小说的“难度”。长篇小说向来讲究宏阔、博大。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均可以在长篇小说里得到全方位的展示。“中短篇小说靠技巧，长篇靠生活”，余华是看不到这一条的。他对西方小说叙述的速度进行了研究和拓展，训练和更新，这是有别于传统叙事的。但这种高速度多夸张多讥讽的小说叙事，在“后二十年”的小说叙事中，“外张而不内敛”，让人感到余华叙述的空洞，认识极其苍白，思想是僵化的，或者说是他对“后二十年”的事知之甚少，所以说，他的叙述方式仍然滞在旧的框套当中，虽然他一直都在颠覆着反叛着叙事。
余华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就遭受到了来自叙述自由的欺压。
为了叙述自由余华不得不铺陈地写下去，使他“以小见大”的叙事功能，在《兄弟》（下）的“后二十年”的大叙事中遭到了失败，其长度越来越长，其失败也就更加彻底，总之，他的叙述方式不擅于大文化背景下的横向叙事。
一部《兄弟》的叙事，就显示了余华叙述方式的彻底失败。
我感到失望，感到不可理喻，感到十年搁笔不写小说的余华，仍然突不出其叙事方式的固有圆周率。
看完《兄弟》，我只想对余华说，不要固守在一种叙述方式上，因为叙述方式都是千变万化的，不要僵化在自己小说叙述的长处上，而应该各取所长。作先锋的，应该永远探索下去。
因为，叙述方式的成功和熟练，在另一种情况下叙述写作，其实质也是实验性的，其中捏不好分寸，效果往往相反，越是成功和熟练，越是导致了小说叙述方式的彻底失败。
所以说，余华的《兄弟》，其叙述方式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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