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一部不需自己掏钱出的诗集,我感到很高兴也很安慰,感谢漳州市委宣传部、漳州市文联提供给我的这一机会。对于有过三次自费出版诗集和几次自费印刷民刊的我而言,这一份天上掉下的馅饼无疑是令人感动和欣喜的。
我于是很认真地思考要怎样整理这一部选本,最初我的设想是把以前出过的几个集子中的精彩部分收集起来,以作总结。其后又有些动摇,因为除了已汇集成书的那些诗作外,我手头尚积累相当数量的诗作,它们大都散见于各类刊物却至今未被读者和我认真对待过。这样一想我就决定用这难得的幸福午宴把它们摆上桌面。当我开始整理时,我发现我原来竟还冷藏着如此之多的前生今世。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写作秘密,它们来自于每一个诗歌地理和每一份诗神的眷顾。我的行踪安排了我的诗歌,我的不安催生了我的诗歌,相对于此前的诗集《任性》典型的超常发挥症状,这一部诗集所含有的现实成份更大些,亦即,它更像是我的能力所能企及的。它们在我的脑和手的控制之下,尽管我给这部诗集取了一个很狂妄的名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这同时也是一个伤感的名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理想和任性。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我想,至少在我35年的生命中,我的影子接近了杜拉斯的生活,接近了诗的生活。
就像现在,我在北京某个图书公司我的电脑桌前打下这篇后记,身旁的小音箱流出我喜爱的喜多郎的旋律,我有了一丝安静的满足。尽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北京一年,我真实地体会了海子说的:“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的情景。但不可否认我渴望这样的未知,它带给我的日日新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从谈起的。在北京一年,我极少与亲人朋友联系,变数太多,常常是今天一个事情刚说出,明天就已改变。所以还不如不说,说也说不清。而在北京一年的生活也证明,至少这座城市并未让我感到力不从心,感谢漳州,感谢漳州在我身上注入的血脉让我得以在北京有所依凭。
从小到大,我惟一呆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就是漳州和北京,我的全部的诗歌写作都发生在这两座城市,这一切究竟象征了什么我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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