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开愚：余旸《还乡》诗集序 | 诗与诗学

 　　余旸是这些年用力最猛说不定也是力量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选址明确，情感的根须一股一股茂盛得很，村镇上的亲故隔阂和城市里的生物标杆虽然给忿怨编排为社会批评的比较阵列，大致还是被文学的惯性搂抱住，油雕出在愤怒的烘烤中睁开眼睛的奔跑的肉体。余旸的诗作生机勃勃，郁气干云，字句和结体都十分讲究，如果汰尽学院里的归类荼毒，已经是本分而且高贵的诗歌。
　　我是余旸的诗歌的读者，能够理解他的雄心和困扰。他在诗里反复表白过，曾经立誓逃离农村的褴褛和自残，作为被城市隔离在城市边缘的学生和教师，要找一块投射感情的地盘，不得不捡回它。一方面农村像肮脏的手帕，呆在被扔的地方眼巴巴地原地等着，一方面离乡的孩子以为它就等着他的业已发达的理智的认领，更主要的方面更加尴尬和顺理成章，诗人发觉在完成教育年龄之后，魂兮归来与乡野在谁也搞不清的变向中重新成长，培训一种适应混淆的明白的情感。难得的是心理真实，余旸时不时回老家去处理家务和体察动态，但逃离的念头一如过去，似乎要与克服的理性比赛到底。

我又是多年前置身集上的孩子，
站在踩烂的泥泞中。

　　这样的幻像重叠时刻并不多，所谓万古不遇的变局，并不是成全自救者的如意漩涡。你事出有因，回去治病和下地，终归免除不了多情的过客身份。呻唤停在感同身受的文学层面，余旸的沉痛情绪在此变得普适：老家并不是家。在老家，你顶多有义务但没有实务。这一点涉及文学区分的框框，涉世的经验和揽事的气概造就迥异的语言质地，似乎二者也很难混成一致。我感觉，余旸的诗歌主题不是农村和村镇上的活路，而是无地立锥就像有钱包但是没钱的贫穷感如何可能解释压抑，农村和集体性的困境不过是个人问题的掩护或者放大。余旸诗揪心处不在他眼中，但在他身上，长在他身上的农村溃烂不已，结疤不已，昂扬不已。然而可贵也在这里，诗歌发端有据，诗人的视野得以成为诗歌的视野，余旸的作品真的触及了现在农村实况。山里的野物和身上的野物，身体的病态和心理的病态，财产的莫须有和精神的莫须有，读着既难过又奇怪地亲切，农民在诗歌里头一回成为体己的对象而不是欣赏的对象。
　　哎呀，原始的大别山区的原始挣扎动作难说不狡诈呢，顽强的童年阴影缠绕着的诗人还要当心一点，我们也许过于依赖压力。不是说“解释春风无限恨”吗，夏热与冬寒也解释不了啊。社会和他人之所以看上去那么问题，无非因为我们本身病入膏肓，自己之所以棘手，因为它需要投射，一旦可怜的社会和他人解体，则自己不复影存。老一套的诗歌把孤独说得天花乱坠，跟跳大神一样，其实是爱热闹和无我，远不如余旸这样体察别人带出和带动自我来得吻合。余旸意识到诗歌必须有点名堂，不给装神弄鬼的把戏架空就得采取一个地盘，诗歌在其上或是羞涩或是粗暴地起伏。
　　余旸是带了一份嫁妆来写诗的。诗歌本身除了可以耗尽、徒具空壳的分行形式，没什么本体可言，甚至可以说，诗歌具有寄生性，不停地消耗寄主，古往今来差不多把人文传统学科都反反复复咀嚼蛀空，不消说作者及其亲朋的经历和感觉了。古人用情事理范围诗歌，嚼冷饭没什么看头，有所作为的作者需要找到新的寄主，为楼盘征地。余旸圈地的办法是工科的办法，哪怕他没有主动利用，客观上造核潜艇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却使用上了，激愤的言表下面管线布置清晰可见。虽说核潜艇表示知识对欲望的组装，自然沉潜成了可控但是自动的人味，核潜艇就是核潜艇，本意遭到裂变。武断一点讲，在诗歌的这个断粮期登堂，带不带嫁妆进门，是衡量诗人的前程的基础。
　　余旸的诗歌是运动着的，他的情感是处境与欲望针锋相对的结果，本能的冲动和泄气的速度几乎同步，说破的执拗总是赶不上雨雪的覆盖，言不及看，触碰全靠动词。余旸采取动词的态度罕见地文静，精雕细琢，全面隐藏了社会分析的派别机械，因而诗中的运动繁富能够整体，通篇强力而谢绝蛮劲，暗示新旧农村的替代之功不可逆复不可论。噫，学术不露骨，诗坛多健儿了。